我们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关于戒指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情况。
唐代史籍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极少，且有数的几条也只出现在笔记小说中。如：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记韦皋与玉箫相约，约定五至七年后来娶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后来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再后来韦皋成为西川节度使，知此事后“广修佛像”。最后玉箫托生为歌姬，又回到了韦皋的身旁。另据《太平广记》卷三四〇“李章武”条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临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云云。后来李章武再去华州，王氏子妇已死，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又晚唐谷神子①《博异志》“杨知春”条记，杨知春与群贼盗墓，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环，“竞以刀断其指”，结果群贼突然“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还有《太平广记》卷三三九“崔书生”条②记，唐德宗贞元年间，崔书生误入北周赵王女玉姨之墓，与玉姨的外甥女欢爱。又与玉姨赌博，“赢玉指环二枚”云云。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的金戒指文献资料之外，考古文物资料中有关戒指者亦少。在唐墓壁画和传世绘画中似乎没有见到戒指的图像。而在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较其他钗、簪等为少。笔者限于条件，没能详尽搜罗，仅对《文物》《考古》杂志1990年至1997年共八年间公布的唐墓随葬品做了个简单统计。结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钗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只有3座墓。河南偃师市杏园村YD1902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环体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墓的年代推测为盛唐墓（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2期）。辽宁朝阳市双塔区1号唐墓出土铜戒指5件，3号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墓的年代推测在唐中期以前（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双塔区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测为唐前期（参徐州市博物馆《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考古》1997年第3期）。
上述三墓均无墓志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况不甚明了。
根据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来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几个问题。
从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实物也不多的情况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作为珍宝或信物使用且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前引《太平广记》卷三三九“崔书生”条记载即以玉戒指为赌资，赢了戒指从墓中出来后，“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同样的例子我们在南北朝时也能看到，前举《异苑》卷六有一条记载：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请注意，女子没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结置于衣带上。说明自南北朝到隋唐，虽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
由戒指不戴在手上或为北方少数民族习俗可知，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带有浓郁少数民族或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品。前引辽宁朝阳市双塔区3号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数民族，或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大。汉代以来，从西北到东北，某些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戴戒指的习俗已为考古发现证明。双塔区3号墓所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在唐属营州，是与契丹、奚族活动区域相交叉的地方，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还曾“为契丹所陷”（《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开元以后又是“商胡”云集处（参《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宋庆礼传》）。我们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发掘的辽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于离唐代不远的会同四年（941），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5枚（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而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陈国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两枚套叠在一起），驸马戴戒指六枚，均为金质”（张郁《辽陈国公主夫妇殡葬服饰小记》，《文物》1987年第11期）。这些资料或者可以作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证吧。因此，朝阳市双塔区3号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属于契丹族，当然也有可能属于“商胡”①。此外，偃师市杏园村YD1902唐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语，无疑也是西方传入的外域工艺品。文献中也能看出些许痕迹。比如《新唐书》卷八三《定安公主传》记，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我们知道，黠戛斯“赤发、皙面、绿瞳”（《新唐书》卷二一七《黠戛斯传》），属唐代西北的少数民族。又，前述谷神子《博异志》“杨知春”条说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绿发稠直，皓齿编贝”，显然也是一位少数民族或外国女子。总之，无论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说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影响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将其视为一种外域文化色彩浓郁的珍宝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戒指在唐代似乎还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前述汉高祖恶戚姬“环照见指骨”的说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托牛僧孺撰写的《周秦行纪》，说牛在洛阳附近碰见了戚夫人，“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刘禹锡更说杨贵妃“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马嵬行》）。从诗中可知，刘禹锡也视指环为一种神奇的有胡族色彩的宝物，所以才说它会让“贾胡惊”。其实史籍中只有杨贵妃戴臂钏而没有戴戒指的记载，刘禹锡这里说“指环照骨明”，不过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说杨贵妃的首饰珍奇而已。与前代一样，戒指具有的这种神秘性反映在文献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记载绝大多数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前引四条史料无一例外。这或者也可以间接证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
唐代有关戒指的记载又多与婚姻相关。这除了前面所云胡俗影响外，或者还有佛教的影响。现存敦煌文书中有一种被称为《太子成道经》的变文，内容叙净饭王太子的成佛经过。文中说太子长大，净饭王想为他娶妻以使他依恋人间，“太子闻说，遂奏大王，若（与）儿取其新妇，令巧匠造一金指环，（儿）手上带之，父母及儿三人知，馀人不知。若与儿有缘，知儿手上金指环者，则为夫妇”。后来，摩诃那摩女耶输陀罗说了出来，于是“太子当时脱指环”，娶耶输为妻（参王重民等编校《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90-291页）。但是《佛本行集经》原文只是间接和婚姻发生关系。据佛经原文，太子准备的“杂宝无忧器”都让其他女子拿走了。耶输陀罗最后一个来，来后又向太子要杂宝，“是时太子指边有一所著印环，价直百千，从指脱与耶输陀罗”。但是耶输陀罗仍不高兴。后来净饭王向耶输陀罗的父亲提婚，经过比武等，耶输陀罗的父亲才同意将女儿嫁给太子。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佛经中所云太子戴的戒指是一种“印章戒指”，可能是身份的象征，本与婚姻无关。第二，并没有太子以戒指为信物，与女子直接定婚的意思。但是中国唐代西北地区的僧侣（或还有文人）对佛经作了改编，删掉了其他杂宝无忧器，只以金戒指来判定婚姻，这里显然有沿丝绸之路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可是一经如此改编，它就借助变文形式广泛传播，从这一意义上，准确地说，在唐代戒指与婚姻的关系上，经过改造了的佛教亦即中国式的佛教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还有一种推测，即当时戴戒指的人可能信佛教。这在唐代尚找不到直接证据，而隋代则有。《隋代李静训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报告说，墓主人李静训“两手指上各戴有金、玉戒指”（4页）。据报告所刊《李静训墓志》，李静训“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于是摄心八解，归依六度，戒珠共明珰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27页）。可见李静训在其外祖母的影响下，成了佛教信徒。唐代墓葬出土有戒指者可惜没有墓志，文献记载也太简略，无法据以立说，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总之，戒指和佛教的关系今后还应作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似乎还不具备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义。因为戒指在当时虽然成了一些男女交往的信物，但却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前代如《太平御览》卷七一八所引《后魏书》，说元树从梁归魏后，将爱妹玉儿给他的金指环“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这是取指环的“环”与“还”同音。唐代也是这样。上述《太平广记》卷三四〇“李章武”条说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并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这是取指环的“循环”之意。这样，无论“还”还是“循环”，含义都与西方习俗中的“定婚”不同。这或者可以说明，戒指在唐代虽与婚姻有联系，但相对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但是到了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习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义。前述《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就是典型的一例。其中说韦皋与玉箫告别，“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这里的指环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婚”的含义。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西方戴戒指的习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经定婚（也有说表示热恋者）、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结婚。古罗马庞培城壁画中的已婚妇女，已经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了（参MaurizioBonicatti著、森田義之译《世界の至寶》卷二《ギリシア／ロ－マ／ビザンティン》，東京ぎょうせい株式會社出版，1984）。这种习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经知道。前述韦皋与玉箫定婚后，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史记玉箫的主人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即视玉箫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将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博异志》“杨知春”条说墓中的女子“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说明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妇女。如果说此书的作者谷神子（郑怀古）记墓中女子无名指戴戒指尚属不知其所以然的话，则《云溪友议》“玉箫化”条的作者范摅则应该是懂得将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义的。当然，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见，但文献中明确有将戒指戴在中指和无名指上的记载，还是说明晚唐人对戴戒指的外国习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综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点。它虽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数民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区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装饰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与婚姻有关，但其含义仍不固定，传统文化意义可能仍然大于外国文化意义。只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对外国习俗中戴戒指的意义（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于中指或无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
现在的问题是，戒指在中国可说是起源甚早，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装饰习俗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就与婚姻发生关系的侧面来谈一谈。
按中国古代的戒指很早便与婚姻联系起来了，那么为何到唐代为止，戴戒指却一直没有在社会中流行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习俗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在于，戒指与婚姻发生联系的习俗来自外国，而这一习俗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格格不入。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很早即已形成，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婚姻的结成需要媒人，《诗经·豳风·伐柯》之“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即是明证。此外，结婚过程的“六礼”也早在《仪礼》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而“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每一礼，都需要中间人（使者、宾）来完成，其中没有给新婚男女直接见面的机会。上述婚姻制度在后代虽有繁简之分，但却大致为历代所遵守。唐代也是如此，“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婚姻的成立要靠媒人。
一般而言，唐代民间的婚姻过程首先是媒人牵头，然后男方提出《通婚书》，由媒人传给女方，若女方也有《答婚书》，婚姻就成立了，一般也就不许悔婚了。《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云：“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这里的“私约”不是男女之间的私约，而是指女家预先知道对方男子的条件如年岁大小、有无残疾、是嫡是庶之类，并且答应了这些条件的那种家长之间的私下约定。又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就是说，唐代婚姻成立有两种途径：一是女方回报《婚书》，一是女方接受聘财。这两种方法实际都是由媒人穿线，在男女双方家长中进行的。在这过程中，没有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恋爱，恐怕也就没有了男女之间直接交换戒指以定婚的可能。因此我们在笔记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戒指的故事，就只能与死人有关了。这实际上是当时人对男女自由恋爱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婚姻状况的无奈。或者可以这样说，戒指与婚姻的联系是以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只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允许男女之间自由恋爱，只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具有定婚意义的戒指的使用就不会发展起来。也许正因为此，戒指虽然常出现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但它归根结蒂属于外国文化范畴，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此或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外来事物及其运用，乃至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如果与接受它的社会的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相冲突，它就很难融入那个社会中去。但是如果它本身存在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它又能断续存在于那个社会（甚至只在观念上），而不会彻底消亡。这些，或者就是研究唐代戒指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全文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有学者考证“谷神子”即“郑还古”，参中华书局1980年本《博异志》“出版说明”及“附录”。
②《太平广记》注此条出自《博物志》。按《博物志》为西晋张华撰，而此故事所叙为唐事，故此条必非出自《博物志》明矣，疑亦出自前引谷神子所作《博异志》。
①但是从考古发现看，似乎“商胡”即“昭武九姓”的后裔在唐代戴戒指的可能性不大。前述宁夏固原地区发掘有唐代史索岩、史诃耽、史铁棒、史道德墓，史姓属昭武九姓，但这四墓中均无戒指出土。1981年洛阳曾发掘有安菩夫妇墓。安菩亦属昭武九姓，墓也未被盗掘，但墓中也没有戒指出土。（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