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触及到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软肋。客观地说，我们的一些研究基本上还建立在20世纪初叶的观点之上，要么疑古，要么信古，徘徊在两端。这就引起我的反思，于是有了《关于唐前文献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这篇讲演稿，讨论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和矛盾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的稳定性，就是迄今为止，近百年来的出土文献那么多，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的早期文献又有很多矛盾性。特别是唐代以前的文献，这种矛盾性随处可见。读司马迁《史记》，有点像读小说，细节真实到让人不可思议。由此看来，中国早期的文献，历史、文学往往混杂在一起，都有想象的成分。那么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想象，有什么不同呢？最近读到《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这本书，再比较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两书都谈到了想象，一个是文学的想象，一个是历史的想象，两者有什么区别？按照他们的观点，文学的想象是通过历史事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来展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历史家的想象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历史也好，文学也罢，其主旨都应揭示历史的深邃。
第二个问题，早期的文献，经历了从口头传说到书诸金石简帛的漫长过程。纸张发明之后，钞本出现，然后到雕版印刷，逐渐形成经典。一切历史，都源于口述。最近我读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著的《文化记忆》，又一次触动我的联想。作者从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发现了这一有趣的问题，即一种文化形态的建立，通常经过“回忆文化”“记忆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这三个过程。所谓“回忆文化”，多是当事人的记忆，并不断经历着重构，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在其《编年史》中提到了最后一批罗马共和国亲历者的故去。八十年是一个边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是一个重要门槛。第一代亲历者陆陆续续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记忆。从口传到写本的转换过程中，那些吟游诗人、祭司、教师、艺术家、官员、学者等充当的重要的角色。他们传述历史，有真实的依据，也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这便与文学发生关系，与第一个问题发生关系，即文学与历史都在一定的真实与想象中开始。
统一体制建立之后，统治者通过权力的介入，强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站在这样的立场，我特别推荐柯马丁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作者强调的是文本与仪式的关系，不是讨论审美价值。其实，这种讨论还可以延伸到西汉初年，乐府的建置，《郊祀歌》的创作，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都在试图控制着历史的叙述。谁掌握了历史的叙述，谁就掌握了未来。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政治、文化权力介入以后，很多文献被遮蔽，乃至被有意修改，是大量存在的事实。托古改制，谶纬盛行，这是公然的造伪，姑且不说。早期家学、私学为了争夺正统话语权，往往把自己说得高大上，别人都是假的。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认为中国的文献，只有《周易》《诗经》《论语》可靠，其他都有汉代以后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不能不考虑西汉初年的“过秦”潮流，把秦朝说得很残暴，才能越发证明汉代取代秦代的合理。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通常会对前朝大加挞伐。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新朝编订。带有三家注的《史记》书影第三个问题，按照上述观点推断，中国早期的历史似乎不可靠，所以引起很多人怀疑。如前所述，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此前，我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看到2003年发现的27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记载单氏家族与周天子的关系，与《诗经》、《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多有吻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而今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中发现了摩崖石刻文字共201字，与史籍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从而找到《魏书》所记鲜卑人的历史源头。中国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就是这么确切不移，尽管中间有很多人为的篡改，但历史依然被清晰地记录下来。
第四个问题，由上述问题连带出新的话题。譬如原始文献的概念，我们通常认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或者钞本就是原始文献，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假如有一天，真的从地下挖出一部六朝时期的钞本《史记》，一定就比现存的更原始、更可靠吗？未必。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在两汉是被锁在深宫的。两汉之际，班彪获得一部钞本，王充曾从其问学，有可能看到过，《论衡》中的有关记载，就与后来的《史记》有所不同。东汉末年蔡邕流落江南，读到《论衡》，叹为异书，就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资料、新的提法。《史记》在广为流传之前是否遭到修改乃至篡改？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这种推断并非臆测。所以，哪些是原始文献，就说不定了。
第五个问题，早期文献传播途径不同，同一故事，便有不同记载。比如有关《西京杂记》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倪豪士根据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这个细节，推断这部书出现在齐梁中后期。类似情形，《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等，故事来源各不相同，故事情节细节都有出入，就有一个互文性问题。即便是同一本书，前后记载也可能矛盾。比如《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很难说一定是个人所著。《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刊发了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楚辞〉的时间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时间观念往往是循环式的，直至永远。这个时期的人们基本上感觉满足，较少忧虑。进入文明的较高阶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权统治后，新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产生。这时的人们开始充满忧虑，时间的背后是悲剧性的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这样的观念看《离骚》，就有三个时间观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发以前的部分。从时间观念来说，这个部分是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所以他放弃直线性质的时间，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发。第二部分记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们的接触，描写的是主人公在圆形时间里的彷徨。第三部分是第二次出发以后记述新的天上游行，从空间观念来说，是以迈向更宽广的地域为目标进行的彷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时间。这个时间超越直线性质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是充满喜悦的绝对性质的时间。所以会有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从逻辑上来推断，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叙述者造成的。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读《离骚》时，可以读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这种文本细读，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个结论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种现象，即早期文献以某人命名，这个人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第六个问题，早期文献是口耳相传的，图和画的关系非常密切。图书二字，本身就是“图”和“书”相合而成。可能的事实是，先有图，后有字，然后才有书，才有历史的叙述。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所说的“象”是卦象、爻象，哲学上讲是物象，卦象、爻象，是一种画面，故文学上讲是形象。“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意—象—言三者的关系，是哲学命题，也是文艺理论常见话题。意是关键，而言可以通过象表达意。但是，言意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图像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弥补言的不足。所以图像研究很值得关注。
第七个问题，学术论争中的中西之争。西方学者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用细节去重构历史；中国学者通过归纳整理的方式，从整体去印证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界对于秦汉以来的学术传承非常重视，但是又受到制约，将他们的记载当作不容置疑的“凭证”。在他们记载的基础上研究历史。西方学者首先是批评，从否定开始；中国学者首先是尊崇，从理解开始。理解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有同情的理解。西方学者没有狭隘的专业意识，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中国学者则有着强烈的专业情怀。西方学者重在探索的乐趣，而中国学者则更重在实用主义，故而学位体、项目体盛行。
第八个问题，理论思考和文献考订孰重孰轻的问题。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认为，史料不是史学，史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瓦；建筑材料无论多少，都是为建筑物服务的。史实的堆积和史料的考订，充其极也只是一部流水账，要了解这部流水账的意义，则有赖于思想。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过物质的遗迹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奥，才能产生珍贵的史学。这个观点是对的，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材料的整理，还要关注材料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意识、历史规律。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有详尽的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也需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文本的细读开始。这就回到了最初设计的讨论主题。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回归经典，细读文本。
（本文根据“文本细读与文学研究推进”主题沙龙录音整理而成，作者进行了审读、修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