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然并未任职或者流放润州，但由于润州地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黄金水道，是苏轼南下杭州、湖州、宜兴任职、探亲以及北返汴京的必经之地，在十五次途经润州的过程中，苏轼既与乔迁或世居润州的士人、亲戚以及方外之士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交往，也曾在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蒜山留下踪迹。但苏轼与润州关系上存在诸多误说，比如“苏轼十二次至润州”,“苏轼暗恋堂妹”,“元丰七年赠玉带”等等。本文拟以苏轼诗词文为线索，按时间顺序对苏轼在润州的行踪、交游及心绪展开梳理，全面还原苏轼在润州留下的人生轨迹。
一苏轼第一次途经润州（熙宁四年）
苏轼第一次途经润州与他和王安石政争失败有关。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写了洋洋洒洒近万言的《上皇帝书》，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三月，苏轼写《再上皇帝书》，并在开封府出试题“以‘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影射攻击王安石，“安石……使侍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续资治通鉴》卷六八）。四月，诏命苏轼通判杭州；夏末秋初，苏轼才慢吞吞出都，过陈州，专程拜访有知遇之恩且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前辈张方平，并与张方平幕下的弟弟子由相会；九月，苏轼兄弟二人到颖州拜访欧阳修；十一月，到杭州，时太守为沈立。
苏轼于十一月三日途经润州,游览了润州著名的“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在金山，面对滔滔江水，苏轼自然想到其发源地家乡眉山：“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在焦山，苏轼意外地见到了同乡——中江人焦山纶长老，他乡遇同乡的欣喜溢于言表，“老僧下山惊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谈”（《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素重乡情且官场失意的苏轼很自然地拜托焦山纶长老“为我佳处留茅庵”。在北固山，在新认识的友人陪伴下，苏轼登上甘露寺，见到“狠石卧庭下”，自然联想到曾在这里发生的东吴招亲故事，“缅怀卧龙公（诸葛亮）”时会自然联想到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的历史（“再说走老瞒”）。面对“萧翁古铁镬”“僧繇六化人”“破板陆生画”以及李德裕种下的“古柏”等甘露寺历史遗迹，苏轼由衷称赞曾在这里活动的梁武帝萧衍、晋右军将军张僧繇、南朝刘宋画家陆探微、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四雄皆龙虎”。作者思接千载，最后却发出略带感伤、辛酸、不平的感叹：“废兴属造物，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古今共一轨，后世徒辛酸。聊兴广武叹，不待雍门弹。”（以上出自《甘露寺》）在欣赏著名的“三山”风景时，其思乡怀归、悼古伤今中蕴含着不平之气。这些都与苏轼当时的处境有关，透露了苏轼当时的郁闷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第一次途经润州留下的《游金山寺》《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甘露寺》三诗，乾隆六下江南每次必和（计十八首），乾隆在润州和苏轼诗共计二十六首，三诗占其和苏轼诗的四分之三。
二苏轼第二次途经润州（熙宁七年）
熙宁七年（1074）,苏轼到常润赈灾，正月到润州，四月才离开润州，在润州呆了三个多月，是苏轼在润州停留最长的一次，也是苏轼与世居润州的士林友人、方外人士交往最多、最频繁的一次。
一是与世居润州的士林友人柳氏家族、刁氏家族、俞康直等有频繁的交往。苏轼与润州柳瑾交谊很深，既是亲戚，更是诗友。柳瑾虽然与王安石同为庆历二年进士，有“同年”关系，但在王安石当政的熙宁年间，柳瑾却处于贬官、赋闲状态。熙宁六年二月至熙宁七年六月，苏轼循行属县，柳瑾于熙宁六年夏秋开始伴随苏轼，“相从半岁，日饮醇酎。朝游南屏，暮宿灵鹫”。苏轼到润州赈灾，柳瑾提前到家准备，并陪伴苏轼一起游览润州南山风景区的鹤林、招隐寺，游览金山（《子玉以诗见邀，同刁丈游金山》《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并举行家宴（《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现在的焦山碑林还留有残碑），让自己的孙子向舅舅苏轼求墨宝（《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从苏轼现存的十首在润州与柳瑾有关的诗中可以看出，“醉”“饮”“宴”“游”频率很高，可见他们相处的亲密与融洽，而林语堂所谓“苏轼暗恋堂妹”说也可以不攻自破。熙宁七年二月柳瑾决定赴灵仙观任职，苏轼有送别诗《送柳子玉赴灵仙》和送别词《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熙宁十年柳瑾去世，苏轼有《祭柳子玉文》，对彼此交往作了全面回顾和总结。
苏轼与润州刁氏家族的刁约同样有很深的交谊。刁约与欧阳修曾为同事，刁约之兄刁绎与苏轼伯父苏涣为同年，苏轼有《景纯复以二篇，一言其亡兄与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韵》。苏轼此次与刁约交往频密，留下大量唱和诗歌，如《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二首》《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等十首。由润返杭途中，苏轼还作有《赠张刁二老》。
苏轼与家居润州的俞康直亦有交往。俞康直，字之彦，丹徒人，曾任杭州观察推官、睦州通判，57岁监杭州洞霄宫后致仕回丹徒，后建有退圃、逸堂、遁轩、远楼。苏轼曾到其居所，并留有《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
二是与佛教界人士有广泛接触。苏轼与金山的圆通长老、宝觉长老关系亲切自然。是年圆通长老59岁，已经退居二线，金山的主持为宝觉，从苏轼《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看，他们的关系自然随意。苏轼另有《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苏轼第一次游焦山时就认识同乡焦山纶长老，此次留有《书焦山纶长老壁》：“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着无处。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作为同乡和熟人，在简单的勾勒中,焦山纶长老神态毕现。苏轼还与普慈寺的长老有交往，留有《书普慈长老壁》。东坡先生游招隐诗碑三是游览了润州境内的风景名胜。除了游览金山、焦山，此次还游览了南山的鹤林、招隐寺。苏轼有“鹤林神女无消息，为问何年返帝乡”（《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南山招隐寺，本是东晋艺术家戴颙隐居的地方，后来梁昭明太子在此建读书台。苏轼有“花时腊酒照人光，归路春风洒面凉。刘氏宅边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岩头匹练兼天净，泉底真珠溅客忙。安得道人携笛去，一声吹裂翠崖冈”（《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
综上所述，苏轼与润州士人的交往，见之诗文的以熙宁七年苏轼到常润赈灾最为频繁。虽然有《行香子·丹阳寄述古》《卜算子·自京口还钱塘，道中寄述古太守》《蝶恋花·京口得乡书》等词对杭州、陈襄、家乡的思念，但心境与一过润州时明显不同。
三苏轼第三次途经润州（熙宁七年）
熙宁七年（1074）六月，苏轼自常润回杭；七月，杨绘代陈襄为太守；九月，以子由在济南，苏轼求为东州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十一月到密州。苏轼熙宁七年十月途经润州，心情是愉快的：一是“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的目标实现了，二是苏轼由通判升为知州，算是正常升迁了，三是有同乡、好友、同僚杨绘（元素）相伴。因此，苏轼留下的诗词除即将与元素相别的《菩萨蛮·润州和元素》《醉落魄·席上呈元素》略有感伤外，其与孙巨源、王存的交往大都显得轻松、愉快。苏轼诗《润州甘露寺弹筝》、词《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都与二人有关。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载苏轼自叙：“润州甘露寺多景楼，天下之殊景也。甲寅仲冬，余同孙巨源、王正仲参会于此。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真为希遇。”这次盛会在《与李公择十七首》之四也有提及：“某已到扬州……又途中与完夫（即胡宗愈）、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辄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
四苏轼第四至五次途经润州（元丰二年）
元丰二年（1079），苏轼两次途经润州。第一次是四月。三月，知湖州命下，于南都别子由，谒张方平，途经高邮，与秦观、参寥结伴同游，途经润州停留时间很短、交游亦不多：一是到金山拜访其主持宝觉长老，苏轼留有《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次旧诗韵，赠宝觉长老》《大风留金山两日》；二是祭拜刁约，作《祭刁景纯墓文》，对熙宁六年的交往念念不忘：“尚想松下，幅巾杖屦。迎我于门，抵掌笑语。”第二次是八月，因“乌台诗案”被逮赴台狱，苏轼已失去人生自由，途经润州只是匆匆而过，不可能有游览、交往。
五苏轼第六至八次途经润州（元丰七年）
元丰七年（1084），苏轼途经润州的次数，学界一直没有厘清。苏轼曾在真州——常州、宜兴——汝州间往返，至少三次路过润州。
第一次为金山之会。七月，苏轼在金陵与王安石相见后驻足真州，曾与滕元发在金山相见。苏轼与滕元发第三十七简：“度非十九日不可离真。早发暮可见。”孔凡礼“此次首至金山，约在八月十九日”的依据就源于此。苏轼此次在润州与滕元发相会，时许遵（字仲途）知润，秦观亦至，苏轼与他们多有唱和，如诗《次韵滕元发、许仲途、秦少游》。润州相会后，滕元发离开润州赴湖州任，秦观亦回高邮，苏轼也就离开润州回真州，这在《与佛印十二首（之六）》有交代。
第二次从真州回常州、宜兴路过润州。《三苏年谱》“元丰七年九月”条载：“轼至常州，复至宜兴”，“轼买庄田于宜兴，赋《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元丰七年十月”条载：“十月二日，轼宜兴舟中书陶潜‘丈夫志四海’诗，为跋”，“十月六日，轼宜兴舟中书《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并跋”。《答贾耘老四首》（之二、四）、《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二）对在常州、宜兴的情况亦有提及。但苏轼什么时候从真州到常州路过润州，现存史料没有相关记载。
第三次从宜兴、常州到汝州路过润州。《三苏年谱》“元丰七年十月”对此记载相当简单：“轼回常州。至扬州。”苏轼具体何时从常州到扬州、汝州路过润州，现存史料同样没有直接记载。
元丰七年苏轼似在润州有所盘桓，如留有与润守许仲涂词《减字木兰花·赠润守许仲涂且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南歌子·别润守许仲涂》；与润州士人及同乡亦有人情往来，如留有诗《王中甫哀词》《送沈逵赴广南》《送金山乡僧归蜀开堂》等。特别要提到的是《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这是苏轼与苏颂在润州交往留下的唯一一次记录。
上述交往的具体时间，笔者推断当为八月十九日金山之会后、回真州之前。苏轼后两次在润州的情况没有留下明确的时间记载，这与苏轼当时敏感的政治身份和行为有关——苏轼是量移汝州过程中“自便”回常州、宜兴，主要是为生计问题到常州、宜兴买田，大部分时间呆在常州、宜兴，故过润州都很隐秘而匆忙。当然他也曾托佛印在润州买田，如《书浮玉买田》《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等。
六苏轼第九至十一次途经润州（元丰八年）
元丰八年（1085）途经润州次数，学界同样一直没有厘清。苏轼至少三次路过润州。
第一次是从南都回常州、宜兴路过润州。二月，苏轼于南都拜谒张方平；三月戊戍（初五）神宗卒，苏轼离南都启程回常州；四月十六七日到扬州，五月一日，留题扬州竹西寺，至真州并留家真州，“了元（佛印）来迎，轼以偈为献”。二十二日，至常州贬所，有谢表为证。从上述资料看，苏轼从真州到常州路过润州当为五月上旬。
第二、三次是从常州、宜兴到登州在“真润”间逗留期间两次驻足润州。六月，朝廷“告下，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但苏轼直到七月上旬还在常州、宜兴逗留。苏轼从常州到真州在“真润”间逗留的时间为七月下旬到中秋，在润具体时间可考者为两次：一为七月二十五日与杜介遇于金山，《赠杜介》有明确的交代；二为中秋夜与客登妙高台,醉后游招隐寺,有《金山妙高台》《记焦山长老答问》可以为证。其主要行迹和交游大致如次：
一是与佛印交往频密。据历史资料记载，元丰七至八年，因有海贾到金山寺设水陆法会，佛印亲自主持，场面宏大壮观，被后人视为水陆之极。对此,苏轼在《与佛印十二首》之十一有所交待：“承有金山之召，应便领徒东来，丛林法席，得公临之，与长芦对峙，名压淮右，岂不盛哉！渴闻至论，当复咨叩。”
二是苏轼在“真润”逗留期间有可能在金山举行水陆法会。米芾有诗《东坡居士作水陆于金山，相招，足疮不能往，作此以寄之》：“久阴障夺佳山川，长澜四溢鱼龙渊。众看李郭渡浮玉，晴风扫出清明天。颇闻妙力开大施，足病不列诸方仙。想应苍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烟。”米芾元丰五年壬戌与苏轼相识于黄州，苏轼过润时米芾的情况是：元丰七年在杭州观察推官任上，元丰八年丁母忧定居甘露寺，元祐四年、六年任润州州学教授，建中靖国元年在真州任发运司属官。对于米芾此诗写于何时、苏轼何时在金山举行水陆法会，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有“元丰七年”“元祐六年”“建中靖国元年”三说，但三种说法都缺乏充足的论证。笔者从苏轼过润停留的时间、米芾行踪、米芾诗三个维度分析，认为米芾作此诗与苏轼在金山举行水陆法会当以元丰八年八月为比较靠谱的说法。
三是在真州和金山完成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委托的任务——书写《楞伽经》。这在元丰八年九月《书楞伽经后》有明确记载。
四是与卸任润州知州许遵还保持着交往，有《次韵许遵》：“蒜山渡口挽归艎，朱雀桥边看道装。”当为许遵离开润州到金陵居住的送别诗。七苏轼第十二次途经润州（元祐四年）元祐四年（1089），苏轼自京赴任知杭州，情况为：三月告下；五月南都谒张方平；六月十二日在扬州，与章援一起拜访米芾；二十一日至常州。苏轼此次路经润州时间很短，主要交往对象为金山主持佛印和润州太守林希。
民间有许多苏轼和佛印的故事，苏轼留玉带于金山就是其中之一。苏轼玉带现为镇江金山寺三大镇寺之宝，苏轼有《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存世。但苏轼何时将玉带留在金山却众说纷纭。比如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孔凡礼的《三苏年谱》均认为在元丰七年，而《苏轼诗集》的附注[王注师]、《至顺镇江志》则称“内翰”，内翰为苏轼元祐后的官衔。按照唐宋官制，文武三品官以上才能佩玉带，四、五品官佩金带，六、七品官佩银带。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带，至三品则兼金玉带。本朝玉带虽出特赐，须得合门关子许服，方敢用以朝谒。”《宋史·舆服志五》：“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舆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元丰七年，苏轼的官阶为从八品，是不可能有玉带的，因此笔者认为玉带留金山在元祐四年出知杭州（正三品）路过润州时更为靠谱。
八苏轼第十三次途经润州（元祐六年）
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杭州任上被召赴京。正月，任命苏轼为吏部尚书，二月改命为翰林学士承旨。苏轼三月六日离杭，作《八声甘州》别道潜；三月二十八日到常州；四月初到润州。具体可考的时间为，四月二日书《和柳子玉喜雪次韵仍呈述古》；四日与马忠玉简，言来日渡江。苏轼此次路过润州虽然时间很短，但行程却很紧凑，具体交往情况为：
一是会晤林希。林希时为润守将接替苏轼守杭，苏轼作《西江月》赠之：“昨日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675-677页）将该词列为杭州作是值得商榷的。苏轼留有《和林子中待制》《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等诗文传世。林希继任杭州知府题“苏公堤”三字，苏堤由此得名。至于林希在章惇当国时诋毁苏轼兄弟，连他自己都认为“坏了名节矣”，那是后话。
二是与居润的沈括相见。苏轼作有《书沈存中石墨》，孔凡礼《三苏年谱》载此事于元祐四年（1089）是不准确的。元祐四年六月，苏轼与沈括不可能在润州相见。苏轼元祐四年的情况是：“三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四月出京，七月至杭。”（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602页）沈括元祐四年的情况是：“九月，叙朝散郎、守光禄卿，分司南京，许于外军州任便居住。沈括接诏后，立刻携全家迁居润州‘梦溪’园。”（祖慧《沈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461页）也就是说，苏轼元祐四年六月过润州时,沈括还没有到润州梦溪园。因此，“括尝以鄜延所得石墨为赠”当在元祐六年四月苏轼回京路过润州时。这是苏轼与沈括在润州唯一的一次交往。至于从宋代王铚到当今余秋雨的沈括告密导致“乌台诗案”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三是与佛印等方外人士的交往。苏轼回京路过润州，“访了元（佛印）于金山，轼为画壁”。宋徐绩《节孝集》卷四《代玉师谢苏子瞻》：“海上仙翁归，童子言有客……面带玉山气，手画龙泥壁。诸仙争进砚，一笑已投笔。”
四是苏轼还同蹇拱臣道士、张弼等有交往和应酬。如《留别蹇道士拱臣》《临江仙·辛末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蝶恋花·离别》等。
九苏轼第十四至十五次途经润州（建中靖国元年）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途经润州的次数，学界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说法。苏轼至少两过润州。
一是在五月初，与程之元（德孺）、钱世雄（济明）相会金山，后回到真州长住。这在《与冯祖仁十一首》之八、九、十，《答苏伯固四首》之一，《答钱济明三首》之一、三，《与程德孺四首》之二，《与米元章二十八首》之二十，《与子由弟十首》之八等众多书信中有明确交代。这次到润州，苏轼身体尚好，苏轼书信中“一二亲故在坐”，当与润州的外甥柳闳有关。费衮《梁溪漫志》卷三对此亦有记载：“东坡归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闳），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岭南所作也，甥试次第之。’展如曰：‘《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钟子翼哀词》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称是。舅老笔，甥敢优劣邪？’坡叹息以为知言。”苏轼亲至堂妹、妹丈墓前祭之，作《祭柳仲远文》两篇。另外，《自题金山画像》当为此次过润时的作品，苏轼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二是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回常州经过润州。《嘉定镇江志》卷十五谓王觌建中靖国元年再次守润，苏轼与王觌在元祐年间有过交往，虽政见不同但也算故人。特别应该提到苏轼与章惇、章援父子的关系，迫害苏轼贬谪岭海八年的章惇，是年二月“潭州安置章惇，责授雷州司户参军”，章援时在润州，不敢面见恩师又担心报复，遂写信给苏轼。九死一生的苏轼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写下了这样一封关怀备至的书信：“某顿首致平学士……茫然不知致平在此……某与丞相定交四十馀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馀，亦可以及邻里乡党。……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成金，可谓至矣，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痈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信后还附有《续养生论》药方。落款为六月十四日，苏轼病逝于是年七月二十八日，其博大的胸襟、宽容的情怀千载之后令人动容。
苏轼此次过润，适逢苏颂在润病逝。苏轼是时身体状况极差，“命子过往吊苏颂（子容）之逝”，作《荐苏子容功德疏》。《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对此亦有记载：“李伸季常，苏子容丞相外孙，为予言：东坡归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东坡已病，遣叔党来吊，自作饭僧文，所谓‘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苏颂与宋敏求、李大临三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邓伯温、苏轼、许将、苏辙与苏颂五人）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者。明日，季常与子容诸孙往谢之，东坡侧卧泣下不能起。”
综上所述，苏轼十五次过润，存在诸多误说，或许藉此可以对苏轼在润州的人生轨迹有个清晰的了解。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