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一月造历、十二月颁历，岁首“正月初一”尤其重要。唐代正月初一又被称作正旦、岁日、岁旦或新正，当天国家会举行仪式严谨、规模盛大的朝会，又名“元会”，皇帝、皇室成员、文武百僚和四夷君长齐聚一堂。元日庆典通常从前一天即“除夕”便开始了，这一夜皇帝有时会设宴，邀侍臣同聚。“除夕”和“新岁”在寻常百姓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节庆，很多民俗活动腊月里陆续开始，到最后两日格外隆重。中唐以降，大量士人离乡背井、四处游宦，基本脱离农业生产，庆典转而成为工作表上的“假日”，难以返乡与亲人团聚的节日里，不仅没有本该有的欢愉，反倒平添几多伤感。
唐诗中关于“除夜”与“新岁”的作品，也相当鲜明地对应于上述三种情况，国家、百姓和士人在分享新岁节庆的同时，亦展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基调。
一
唐太宗非常重视除夕与元会。他曾写有《守岁》（《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15页）诗：“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词句中规中矩，但反映了李世民对“辞旧迎新”时刻的重视，“共欢”显示出宫中华宴的热闹气氛。太宗另有一首《除夜》（同上），意境与此相类，依旧落笔在众人“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的画面上。宫中宴会少不了侍臣参与，太宗最重要的文学顾问虞世南就是其中一位。虞世南曾有一首《奉和献岁宴宫臣》(《全唐诗》卷三六，476页)，就作于这样的时刻：“履端初起节，长苑命高筵。肆夏喧金奏，重润响朱弦。”反映出宫中岁宴喧闹的气氛。太子李治等皇室成员也列席其间，李治诗流传至今不过十首，其中有一篇名作《守岁》（《全唐诗》卷二，22页），也作于宫廷岁宴。许敬宗、沈佺期、杜审言等初唐著名诗人都曾陪侍这样的宴会，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全唐诗》卷六二，737页）写道：“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足见宫城此夜不眠，众人在觥筹交错、弦歌鼓舞中“终此夜，待晨晖”。后代史籍还曾如此追忆：“唐贞观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赡，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焕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太平广记》卷二三六）狂欢的宫廷岁宴已成为后世记忆中贞观时代的特有景象之一。
对皇帝和王朝而言，元日朝会更是重头戏，除了皇亲国戚、文武百官，还有众多诸蕃酋长列席，是全方位展现皇帝权威和国家实力的重要契机。太宗《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一，3页）诗便特别点出“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的细节。据《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记，贞观年间，“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千人”。太宗特别命朝臣对贞观初年流行于民间的《秦王破阵乐》进行重新填词编曲，并编配以大型乐舞，作为贞观朝元会的重要节目，便是将这一庆典当作重要的宣威媒介。太宗还写有《元日》（《全唐诗》卷一，8页）一诗，从皇帝的视角记录了元会的完整情节，宫殿在这一天焕然一新，“高轩暧春色，邃阁媚朝光。彤庭飞彩旆，翠幌曜明珰”。皇帝本人端坐高位，等候百官万国的朝拜，“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气氛严谨肃穆，所有人与物各安其位，共处华丽殿堂之上，一道演绎这幕宏大戏剧，以烘托皇帝和王朝的至高无上，足见正月元日朝会不止在于贺岁，还有明确统治秩序的政治功能。中唐以降，君臣共聚守岁的记录不多，但因安史之乱冲击而式微的唐廷，却对元会这一象征皇权的庆典愈加重视起来，大历年间元日庆典甚至成为吏部铨选试题，大历九年（774）进士及第的张莒存诗一首，便是命题作文《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全唐诗》卷二八一，3193页）。这首以“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起首的诗作中，错落镶嵌着御辇、仙仗、金扇、宝香、冕旒、钟磬、朝日、庆云等各种符号，以突出皇权的神圣性。在现实政治纷乱、皇权衰微之际，“元日争朝阙，奔流若会溟”（司空曙《和耿拾遗元日观早朝》，《全唐诗》卷二九三，3336页）或许不过是存在于诗歌意象中的情景，但也反映了特殊时期唐廷对秩序的向往，以及透过元会重振皇权的努力。
经过肃宗、代宗两朝的纷乱，德宗（742-805，779-805在位）即位之初便格外注意礼乐建设，首当其冲是整饬岁时秩序，创立政治意味浓厚的中和节。目前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德宗诗，几乎全写于节日宴会的场合，内容皆关乎君臣秩序。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反映了德宗朝的一大施政特色。《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全唐诗》卷四，48页）是其中之一，描写元会当日禁军归营的场景：“分行左右出，转旆风云生。历历趋复道，容容映层城。勇馀矜捷技，令肃无喧声。”德宗如此用心描述这支肃穆威武的禁军力量，显然将自己的平藩大业寄托于斯。及第于贞元五年、活跃于德宗朝的文官杨巨源有多首元日观朝会的诗作，“华夷文物贺新年，霜仗遥排凤阙前”（《元日呈李逢吉舍人》，《全唐诗》卷三三三，3742页），“微臣愿献尧人祝，寿酒年年太液池”（《元日观朝》，同上，3730页）等诗句显示出，这一时期的元会礼仪秩序井然，在朝廷精心筹划下进行，以彰显皇权的威势。元会往往凌晨便拉开序幕，京城九衢，香烛千条，车马纵横，睹者汹涌，气氛相当隆重浩大。正式仪式开始后，一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对此际宫廷生活有大量描写的中唐诗人王建（768-835），曾有一首《元日早朝》（《全唐诗》卷二九七，3364页），详细记录了这一庆典，皇帝披龙袍端坐寝殿之上，将军持戟、羽林列仗、宫女排行、蕃夷备位，文武百僚悉数到场，由专门人员引导、分步骤完成各种仪式，宫殿烛火通明，乐舞不曾停歇。
国家岁除与元日的礼仪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但不少内容实源于民间习俗。比如沈佺期《守岁应制》（《全唐诗》卷九六，1043页）中写除夕夜里，“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千春万国朝”，便是讲宫里燎火攘灾、饮酒合药的活动。王建《宫词》百首之一（《全唐诗》卷三〇二，3445页）写岁除道：“金吾除夜进傩名，画袴朱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形容此夜驱傩燃灯、焚香奏乐的气氛。这些活动显然又具有浓厚的礼仪性和娱乐性，与民间百姓节庆习俗不乏相通之处。
燎火、饮酒、合药、驱傩等节庆活动，皆见于晚唐人韩鄂撰写的月历百科《四时纂要》。据此书记载，岁除夜需“积柴于庭，燎火，辟灾而助阳气”，还要调制“屠苏酒”。这种酒也有特别讲究，岁除当日以“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白术、虎杖、乌头”八味药合酿于囊中，再于次日正旦泡酒，家中从少至大，依次各饮少许，如此便可“一家无病”，民间认为此乃“轩辕黄帝神方”。除了饮“屠苏酒”攘灾，正月初一当日百姓之家还会于庭前启新历、贴春书、放爆竹、造桃符以辟邪。和庙堂之上百官为皇帝圣人上寿一样，坊间百姓家中子女也会为家长奉食献寿，其中椒酒与五辛盘两样还是这一节庆的特有食物。
二
《四时纂要》对岁除、元日的民俗记载，很多源自区域传统和地方文献，如《荆楚岁时记》等书，但结合唐诗来看，上述节庆活动当时已在全国普及。储光羲《秦中守岁》（《全唐诗》卷一三九，1416页）中写道：“阖门守初夜，燎火到清晨。”张说《岳州守岁》（《全唐诗》卷八九，979页）亦称“夜风吹醉舞，庭户对酣歌”，“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反映出唐代南方北方岁除庆典活动是差不多的。坐镇幽州时期的张说，岁除当晚不忘对着长安为玄宗遥祝酒一杯，《幽州新岁作》（《全唐诗》卷八七，962页）诗写道：“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可见无论中央还是边地，岁除这日都有喧闹的庆典。
会昌初年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也曾亲历唐朝的岁除与新年，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他写道：“会昌二年岁次壬戌正月一日，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开成三年十二月）廿九日暮际，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圆仁所见便是唐朝百姓庭燎、爆竹、悬幡的过节仪式。这几件事尽见于晚唐诗人薛能《除夜作》（《全唐诗》卷五五八，6478页）一诗：“燎照云烟好，幡悬井邑新。兰萎残此夜，竹爆和诸邻。”仪式过后，便是众人会饮，于是我们在此诗中也看到“五辛盘”这一特有的新年食物。当然，年节聚餐不止特定的食物，圆仁正月里走在扬州街头，看到“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与《南部新书》卷二中所记京城面貌相仿，“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元日以后，递馀食相邀，号为传座”，以酒以食、会饮会餐是新年庆典的重头戏。“相逢但祝新正寿，对举那愁暮景催”（薛逢《元日田家》，《全唐诗》卷五四八，6331页），“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卢照邻《元日述怀》，《全唐诗》卷四二，525页），但饮杯中酒，不问来日愁，辞旧迎新之际，欢乐成为民间百姓生活中的主旋律。即便不能阖家团圆，客居他乡的人们也会聚在一起共同守岁。在岳州任官的张说，便召集府衙僚属聚餐，“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舞衣连臂拂，醉坐合声歌”（《岳州守岁》，《全唐诗》卷八七，957页），孟浩然则前往友人府中聚会守岁，“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全唐诗》卷一六〇，1655页），两人不约而同点出“乐”字，可说是相当应景的。僚属与友朋的聚会固然雀跃，亲人团聚无疑更令人感到幸福。宝历二年（826）除夕，白居易兄弟几家得以欢聚一堂，饮屠苏酒，食五辛盘，好不热闹，白居易称，“形骸潦倒虽堪叹，骨肉团圆亦可荣”，家中无论长幼在他眼中都是如此可爱，“娇痴弄我助欢情”，诗人的勃勃兴致也尽显于诗作的命名——《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651页）。一个“戏”字，将当下不亦乐乎的心情全部托出。不过，这般欢乐的语调，在白居易多首岁除诗中是极其罕见的。
三
白居易并非年年除夕新岁都作诗，断续写就的有十数篇，时间跨度相当大，最早一首大致写于十六岁，最晚则写于七十一岁。这些写于不同年纪、不同地方、不同场合与身份中的诗作，基调却有出人意料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孤独与伤感。
最早一首《除夜寄弟妹》（《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三，775页），大概写于贞元三年（787），作者时年十六岁，身在江南，冬日佳节显然加重了作者的离愁别绪，“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正是岁除当日的内心剖白。每逢佳节倍思亲，客居异乡往往会加深节日中的惆怅，“萧条岁除夜，旅泊在洺州”（《除夜宿洺州》，同上，758页），“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客中守岁》，同上，787页）。如此萧条与愁苦的气氛，与岁除本该有的喜庆格格不入，却是作者当时最真实的感受。踏上仕途之后，孤独感因同道友谊的觅得而稍有缓解，但白居易的除夕却并没有因此平添欢愉。元和十二年（817）前后，白居易出任江州司马，身有“去国放逐”之感，总是牵念故乡与长安，除夜无心守岁，却又辗转难眠，陷溺在思乡怀旧的情绪当中，新年带来的只是伤感：“岁时销旅貌，风景触乡愁。”（《庾楼新岁》，《白居易集笺校》卷十六，1017页）两年后改任忠州，心情变化无多，新旧交替的节庆总是再一次提醒白居易客居的现实：“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除夜》，《白居易集笺校》卷十八，1187页）元和初年在长安出任翰林学士的时光，在白居易是最美好的记忆，那时正值壮年，笔力雄健，三五好友皆在近旁，外任的年月里，与其说他是思念长安，毋宁说是怀恋那段美好的京城岁月，回忆一再照亮、美化那段过去，以至于江南名郡杭州也不能化解他在岁除夜的愁绪：“鬓毛不觉白毵毵，一事无成百不堪。共惜盛时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除夜寄微之》，《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三，1538页）除夕得以安静下来整理思绪，忧愁却随之而来，此中愁绪除了源于空间的距离，更在于时间的流逝。杭州刺史任上的白居易，年已过半百，元日当天会与僚属一道诗酒欢聚，内心却感到“杯前笑歌徒勉强，镜里形容渐衰朽”（《苏州李中丞以元日郡斋感怀诗寄微之及予辄依来篇七言八韵兼呈微之》，同上，1359页）。于是重归长安后，官品日渐走高，“盛时”已过的白居易依然鲜有辞旧迎新的喜悦。大和三年（829），五十八岁的白居易身在长安官任刑部侍郎，在写给元稹的《和除夜作》（《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1478页）中，不再有乡愁，忧愁却依旧：“老知颜状改，病觉肢体虚。头上毛发短，口中牙齿疏。”年老多病则更感慨时光飞逝，去日无多，光阴“促促”成了此后频见于白诗的词汇。
“甲子百年过半后，光阴一岁欲终头。自觉欢情随日减，苏州心不及杭州。”（《岁暮寄微之三首》，《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四，1650页）乡愁不再时，衰老与疾病成为新的困扰。830年，白居易调任洛阳，任河南尹，终于回到自己最心爱的履道坊林园，然而他的除夕夜依旧是焦虑的：“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除夜》，《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八，1971页）大和五年，白居易满六十岁，这一年的岁夜，他提笔咏怀一首，寄给了友人牛僧孺：“遍数故交亲，何人得六旬。老自无多兴，春应不拣人。”（《岁夜咏怀，兼寄思黯》，《白居易集笺校》外集卷上，3854页）年岁日增，亲友凋零，新年只有惆怅。有着同样经历和记忆的友人，不免也有类似的感慨：“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刘禹锡《岁夜咏怀》，《全唐诗》卷三五五，3987页）“贞元朝士尽，新岁一悲凉。”（卢贞《和刘梦得岁夜怀友》,《全唐诗》卷四六三，5270页）贞元年间及第的同僚不断追忆当年欣逢圣主、翔舞宫阙的情形，愈发反衬出当下零落不堪的现实，一切都在时间中消亡，曾经充满斗志的同道都来到了人生的暮年，牛僧孺和诗写道：“暗减一身力，潜添满鬓丝。莫愁花笑老，花自几多时。”体力衰朽方知年岁宝贵，此中忧愁孩童并不能懂得：“惜岁岁今尽，少年应不知。”（牛僧孺《乐天梦得有岁夜诗聊以奉和》，《全唐诗》卷四六六，5290页）这些中唐历史上曾经的“弄潮儿”，如今皆成“白发暮齿一衰翁”，远离政治漩涡的他们，不再关心官品与职衔，每逢岁除只是感到“今夜尽，明日催”，时间变成了催命的利器。六十八岁那年，已经饱受眼病和足疾困扰的白居易，又患上风疾：“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病中诗十五首·初病风》，《白居易集笺校》卷三五，2387页）旧岁新年更替之际，病痛与衰老的现实尤显沉重：“但惊物长成，不觉身衰暮”（《叹老三首》，《白居易集笺校》卷十，517页），“病成方悟欲如何”“唯无治老药”这样的无奈之情反复出现在晚年白居易诗作当中。会昌二年（842）正月初一，年逾古稀的白居易写下《喜入新年自咏》：“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老过占他蓝尾酒，病馀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六，2517页）高寿令他感到知足与幸运，却并不能带给他真正的安慰。白居易自然并非每逢新岁便忧愁，但从他写于岁除新年的诗作中，我们的确听到了截然不同于举国同乐、阖家欢庆的一种声音，这种个人化的情绪表达非常宝贵，让我们看到佳节背后更丰富的层次。白居易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岁节体验，与具体的生活遭际有关，也不乏性格的因素，贞元十六年（800），为应科举只身来到长安城的白居易，时年不满三十岁，在举城狂欢的元宵节里，写下这样的句子：“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长安正月十五日》，《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三，772页）可说几乎奠定了他一生辞岁诗作的基调。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