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词论家，他的词也往往本能地表达着他的审美观念。如其《蝶恋花》之“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便是通过对眼中“天然”燕姬的赞赏，表达其对自然、朴实之美的推崇之意。在王国维词中，类似这样的词并非个别。如下面这首《浣溪沙》：
本事新词定有无。这般绮语太胡卢。灯前肠断为谁书。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
这首词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作词的“君”，一个是评词的“妾”。这两个人在字面上是夫妻还是恋人，无法确定，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相处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否则“旧欢娱”便无从说起。所以这个“妾”不仅大致熟悉“君”词的风格，而且能从词句表面看出其里面的“本事”之有无，而其结论则是情、词难符，也就是说词中所写之事与妾心心念念的“旧欢娱”并不一致。因此而生两重疑问：其一，何以绮语盈卷？其二，究竟为谁而书？如果这是一首情词，似乎“妾”之不满意溢于词，也隐有对“君”过于丰富而迷离的情感有所怀疑，所以才有“为谁书”之疑问及“隐几窥君新制作”之举动。
所谓“本事”，即引发创作冲动的故事或背景。起句“定有无”应是疑问句，答案其实包蕴在这种疑问句之中，局促于本事之“有”，未免阻塞联想之思；抽离于本事之“无”，恐题旨汗漫无归矣。王国维下一“定”字，其实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情况，主张将本事与题旨的关系置于有无之间。如此既不失根源之脉络，亦不失驰想之空间。王国维实际上在强调本事与新词之间的离合关系，不可太执着于本事，但也不能简单否定本事的意义。
起句关于本事有无的疑问是怎么引发的呢？次句就交待了原因，因为读了这首新词，感觉其中“绮语”很过分，甚至很可笑，“太胡卢”即指忍不住发出笑声。“绮语”，现在一般多作关于男女情事绮丽艳冶、令人起邪思之语，但其本义来自佛教，指虚浮不实之辞，是佛门所规诫的内容之一。在本词中，“绮语”其实可以合起来理解，即读来感觉虚假浮艳、描写男女私情之语。因为新词绮语明显与此前“君”与“妾”的经历不相符，或夸张失实，或于事无据，“妾”因而生出另一疑问：如此看上去柔肠百折、肝肠寸断的“绮语”既不是为君、妾之事而写，那究竟是在回忆与哪位女子的情事呢？这一疑问的内涵很复杂，可供联想的空间自然也大。
上阕虽疑问频起，但此“妾”也不想简单下判断，下阕遂由窥新词而细思两人交往之经历，其实这种“数妾旧欢娱”，仍是希望能与绮语背后之本事对应起来，希望能消解掉上阕的种种疑虑，故反复回忆。此处著一“数”字，可见其努力搜索往事之情形。而由“隐几窥君”可见上阕所描写乃悄然偷窥之情形，此“妾”之狡黠可见端倪。但无论怎样回忆，仍觉得与“君”相处的点滴情事与“君”所写之满纸绮语难以合上，至此直接逼出“妾”之落寞和幽怨。
此词从头至尾都在描写一个女性的心理活动和独白，从初见“绮语”之发笑，到猜测“君”词为谁书，从细数旧欢娱到结果的情事总难符，情感曲折而总归于无奈。虽然“灯前”有“君”，词中绮语也恣肆，但这是“隐几”“背灯”之下的眼中之景和心中之情。明处的“君”未发一言，暗处的“妾”思绪万千，一明一暗，一静一动，如此对应写来，虽是描写心理动荡，实亦展现迷离之境，艺术手段堪称高明。
二
王国维不是柳永、张先，素无浪游之习，所以这个“妾”当然不会是曾与灯下缱绻之青楼歌伎。那么会否是描写王国维夫妻家居生活的一个片段呢？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同样无法证实。我觉得既然无法勘察具体情形，倒不妨从具象中抽离出来，将其从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其实就是谈的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呢？或者由评论而引发对“本事”与“新词”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呢？
我想起了顾随对此词的评论，他首先觉得这首词“很怪”，难以忖度王国维的原意，但他说：“一个词人有二重人格，一个我在创作，一个我在批评……此词也可视为静安自己批评自己之作，二重人格。”（《顾随全集》三卷《讲录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40页）陈永正的看法似乎与顾随不谋而合。他认为这首词其实是王国维对自己词集的一份“说明书”（参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0页）。这份“说明书”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涉及到词的本事之有无，情与词是否相合，绮语与肠断的关系诸问题，但这三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问题。
词的本事问题看上去只是填词的背景问题，实际上涉及解析词的理路与方法问题。如果执着于本事，往往便泥于寄托之说，深文罗织，殊失词趣。他在《人间词话》手稿中说：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作为常州词派的开山祖师，以寄托说词乃是张惠言的基本理路所在。事实上，不少作品基于明确的本事而寄寓有托意，也是一种常见的情形。但对于一些本事在有无之间的作品，如果硬寻其寄托，甚至逐句落实，未免走向另一极端。如张惠言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曰：“此感士不遇也。”又曰：“‘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张惠言《词选》卷一，中华书局，1957，12页）张惠言评说苏轼《卜算子》，先是说明此词乃是在黄州作，接着引用阳居士之语云：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张惠言《词选》卷一，39页）
鲖阳居士几乎将苏轼之词句句落实到隐喻、寄托之上，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而张惠言原文照录阳居士之评，显然是接受并高度认同的，这也与他以“意内言外”说词的基本理路是一致的。王国维又参酌王士禛《花草蒙拾》中评价苏轼一人之语，并将其扩大到温庭筠、欧阳修等人，实际上正是表达了对这种过度阐释的不认同，所以《浣溪沙》开头的“定有无”，虽似未下判断，让结论徘徊在有、无之间，但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其实侧重在“无”，末句“区区情事总难符”即露出本相者。
说王国维“本事新词定有无”，虽是疑问语气，但其判断侧重在“无”，其实也并非说王国维便完全否定“本事”与寄托的关系问题。王国维提倡境界，而大旨落实在真景物、真感情以及二者的艺术结合上，这意味着“本事”成为填词的前提当然是有可能的。他的《人间词》便多有明确本事者，如《蝶恋花》（窈窕燕姬年十五）、《蝶恋花》（莫斗婵娟弓样月）、《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等，其本事便宛然具在。那么，如何既立足“本事”，又在艺术表现中超越于本事之外，展现出更为深广的联想之思与艺术魅力呢？我觉得《人间词话》中至少有以下两则应予关注：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这两则其实都是说的诗人与外物的辩证关系，入乎其内便是重视外物，出乎其外便是轻视外物。重视外物，所以能触摸到鲜活的生活和风景；轻视外物，便能擢拔于生活与自然之上，展现出审美的“高致”。这是王国维对诗人与艺术关系的基本判断，很显然，“本事”在这样的艺术追求中，只是处于起兴和唤起情思的地位，而非艺术的最终落脚点，所以“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从艺术评论的角度，难免路径有差。换言之，一味追求情事相符，并非是评价艺术的上佳法门。因为王国维一直对诗人的要求甚高，而对政治家的要求偏低。他认为政治家之眼是“域于一人一事”，而诗人之眼是“通古今而观之”，并明确提出：“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参《人间词话》）在这样的理论批评框架中，“本事”与词的关系注定应该是若即若离的，如此，才能因其不限一隅一事而见出通贯古今的思想气度与文学高致。
三
细究之下，王国维此词其实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晚清民国以来，因为端木埰、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先后鼓吹，梦窗词风几乎席卷南北，追慕梦窗蔚成一时之风气。但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吴文英词在密实意象之下的潜气内转，并非一般词人可学，所以很多人学梦窗只能流于模糊影响。即便在王国维眼里，隐秀的朱祖谋虽偶尔能写出比吴文英更胜的“情味”，但于“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参《人间词话》），他人更可想见。
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对吴文英词的总评价也就是“映梦窗，凌乱碧”六个字，即虚幻、迷离、凌乱、多彩，而这其实完全不应是词体所追求的。周济说吴文英的词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而王国维认为吴文英除了一二词句之外，“实无足当此称者”，总体否定了周济的说法（参《人间词话》）。因为对吴文英词的极大反感，所以在《人间词话》手稿中，王国维对吴文英以及晚近的追随者统称为“梦窗辈龌龊小生”，出语不可谓不重，但也足见其与王国维对晚清以来词学所持的针锋相对的基本立场。
其实王国维不仅不喜欢吴文英，连整个南宋末年的词人群体，都在他的鄙视之中。他在《人间词话》中很有感慨地说：“宋末诸家，反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志也。”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曹蜍、李志与王羲之同时，其书法在当时虽亦可与王羲之争衡，但其人品素为世所诟，这是从人品角度批评此二人。而南宋末年之词，则被王国维整体拟之如八股文，不仅多为长调，而且结构上有严重的程式化倾向。这样的词在此后数百年却备受尊崇，特别是晚清民国多以学习南宋末年词人为尚，并以所谓“重拙大”，而探测其中深隐之寄托，这在王国维看来，不仅在师从方向上有偏差，简直是“倒行逆施”，迷失了基本的词体认知。他说：“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人间词话》）明明是“康瓠”一般的庸才词人，却被近人膜拜如斯，堪称价值判断完全颠倒了。宋末的时代已经远离了词体的繁盛时期，加上创作天赋不足，从而导致了南宋词坛的整体衰落。晚近词人匍匐在这样肤浅的词作面前，强作解事，勉求寄托，王国维觉得简直是情何以堪。他带着激愤的语气说：
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人间词话》）
对“近人”的这种重南轻北之观念予以了辛辣的嘲讽。他认为近人即便是学南宋，也是无视辛弃疾的独创之功，而偏师其粗犷、滑稽，此无疑是买椟还珠了。“这般绮语太胡卢，灯前肠断为谁书”，面对这样的绮语藻饰，而欲求其情事相符，真如白居易《长恨歌》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才情、寄托两欠，如何奉之为正范？
由以上对王国维词与词论的对比分析，可见《人间词话》中的相关观念，其实已经部分先酝酿于其创作之中，并有了初步成型的理论文字。从创作之体会到词论之建立，其间的路径有迹可循。《浣溪沙》（本事新词定有无）一词则为勘察其词与词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个案。如此说来，顾随、陈永正二先生将此词理解为王国维对自己创作的说明，似乎还不充分，或许将其定位为王国维基本的词学观念和批评标准，才更契合《浣溪沙》作为“论词词”的特性所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