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平准书》载：“（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从这条记载看，桑弘羊的青少年学习可以“年十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由于家境富裕，桑弘羊应从小就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这突出表现在他对算术的精通上。一般来说，在两汉时期，人们计算数字都要用一种被称为“筹码”或“筹算”的计算工具。这种筹码或筹算多数是用竹子制作，长六寸，上面刻有不同的数字符号，以便于计算。如《汉书·律历志上》：“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而桑弘羊的计算因已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在计算时则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计”即心算，就能够准确地得出答案。桑弘羊的心算实际是把筹码或筹算的计算规律都背诵下来，在大脑里进行默算，这与现代速算把算盘的各种计算都记在大脑里的原理完全相同。可以肯定地说，正因为桑弘羊具有这种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会被征召入宫，也为后来盐铁官营等等“运筹”奠定了基础。汉代的小学主要学习语文和算术，桑弘羊的语文学习能力也应该很强。
除了学校教育，桑弘羊还受到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浸染。他的商人家庭对其学习的内容曾产生很大影响。这使桑弘羊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而且也初步了解了商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环节。在大概七十年后的盐铁会议上，老年桑弘羊竟把商业的作用提到富国足民的高度，甚至宣称“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可以说最早即渊源于他的家庭教育。桑弘羊还自夸理财有方，通过经商而使得家庭致富，所谓“奉（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也表明他特别精于此道。这与其少年时期就了解经商的过程和方法亦不无关系。
桑弘羊的家乡是号称为“天下冲扼，汉国之大都”的洛阳。洛阳始建于西周初年，是一个以商业著称的都会。“周人以商贾为资”（《史记·货殖列传》），其中特别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白圭。他善于观察时机，以贱买贵卖为经营原则，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大富商。《史记·货殖列传》称：“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蚕出取帛絮，予之食。”白圭还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比喻为“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并把其中秘诀概括为“智”“勇”“仁”“强”。由于白圭经商取得了极大成功，因而当时的商贾都纷纷效法，“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即尊为经商的祖师爷。这对于年少的桑弘羊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仅以白圭为例，在桑弘羊的经济理论中，便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薪火传承的踪迹。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曾明确提到白圭说：“夫白圭之废著，子贡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盐铁论·贫富》）
除了以上所说，洛阳人文荟萃，许多先贤对桑弘羊的少年教育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现有资料来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贾谊。
苏秦，战国中期著名的纵横家。据说他早年曾师从鬼谷子学道，自认学成后到秦国游说，未被采纳。在经受了几次挫折后，苏秦贫困落魄地回到家里，没想到竟受到他的兄嫂弟妹甚至妻妾的讥笑。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苏秦发愤读书，掌握了兵家谋略和纵横家理论。后来游说燕昭王成功，而一举成名，至五国合纵攻秦时，他兼任齐、赵、燕三国之相（一说并相六国），并被三国同时封为武安君。苏秦的这些经历或传说给桑弘羊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对苏秦执完全肯定的态度，包括“刺股”的求学精神。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就把苏秦尊称为“天下名士”，认为苏秦“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盐铁论·褒贤》），并强调“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盐铁论·毁学》）。可见他完全服膺苏秦的做法，对所谓“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史记·苏秦列传》）的看法也是有同感的。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前期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家。为了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贾谊曾多次上疏，提出了诸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驱民而归之于农”、抗击匈奴等等颇具远见的建议（参《汉书·贾谊传》），对制订西汉前、中期的政治、经济政策起到了导向作用。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向曾这样评价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同上）其子刘歆更高度评价说：“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楚元王传》）可以说，贾谊的思想曾影响了西汉几代政治家。桑弘羊当然也不例外。他反对和亲政策，主张统一货币等，便明显受到贾谊的影响。
在十三岁就担任侍中后，桑弘羊又作为伴读，接受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宫廷教育（参晋文《桑弘羊入宫原因蠡测》，《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学习：
首先，在桑弘羊入宫不久，武帝便逐渐实施“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对于桑弘羊的知识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从当时的宫廷教育看，武帝在学习上对经学曾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尤其是研读《公羊春秋》，他更是倾注了许多精力。武帝时期的重大举措一般都征引《春秋》为据，即说明他对《春秋》大义已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不仅如此，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还曾经师从王臧学习过《鲁诗》，并曾就《尚书》与倪宽讨论说：“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足见对武帝来说，经学确已成为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作为武帝伴读的桑弘羊，他的学习也自然会大致相同。另一方面，从社会教育来看，随着“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经学已经被奉为官方文化，它不仅成为衡量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而且更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人都对经学趋之若鹜，所谓“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倪宽就是一例。史载他治《尚书》，在选为博士弟子后，发奋苦读，乃至“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汉书·兒宽传》）。因此，对桑弘羊来说，在全社会都尊经读经的情况下，他的学习也势必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在几十年后，桑弘羊仍评论倪宽等人说，“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先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盐铁论·刺复》），可见其印象之深。尽管从以后的思想轨迹看，桑弘羊的政治立场还偏重“霸道”，但他在“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的影响下曾熟读经书，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也是如此。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在辩论中便多次引用过《五经》。例如：“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盐铁论·本议》）其中即征引了《周易·系辞》。再如：“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盐铁论·通有》）乃是征引了《论语》《春秋》和《诗经》。还有征引其他经传的事例。
当然，桑弘羊大量征引《五经》还与经学至上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这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翻翻《史记》或《汉书》，便可以清楚看出：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谓《五经》不但在思想界已具有最高的权威，而且在政治上也成为汉王朝赖以统治的主要依据。仅就《春秋》而言，司马迁便高度赞扬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汉书·司马迁传》）
因此，为了证明自己所提主张的合理性，不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包括皇帝在内，人们都尽可能地称引经义，并成为论辩的一种固定模式。由于汉武帝特别尊《春秋》（参晋文《汉武帝尊〈公羊〉的原因》，《历史教学》1995年第7期），故当时即主要是征引《春秋公羊传》，如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人的《贤良对策》，韩安国与王恢关于匈奴的和战之争等。桑弘羊的做法也同样如此。陈直先生便总结说：“汉代盛行公羊春秋。桑大夫、御史、丞相史及贤良、文学所辨论，多引公羊事例，在当时为普遍学说。”（陈直《盐铁论解要·前言》）但从中亦可看出桑弘羊研读儒学经典的造诣。
其次，经学“霸王道杂之”的特点，以及在皇宫伴读的优越条件，都使桑弘羊得以广泛涉猎儒学以外的其他学说。在盐铁会议上，他的下属御史就明确指出，桑弘羊的财政政策是借鉴了先秦齐国的成功经验，所谓“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盐铁论·轻重》）。从有关记载来看，桑弘羊也的确对“太公、桓、管之术”颇为欣赏。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立国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在经济上主要是发展齐国所具有优势的渔盐业。至春秋桓公时期，管仲相齐后，也采取了“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的政策。而盐的专卖则恰恰是桑弘羊“运筹”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为了更加说明盐铁官营的重要性，桑弘羊便引证太公说：
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盐铁论·禁耕》）
具体来说，桑弘羊对管子的学说非常熟悉。他在盐铁会议上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引用《管子》，例如：
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盐铁论·本议》）
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盐铁论·通有》）
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盐铁论·力耕》）
毫无疑问，在激烈而且难以预料会议进程的辩论中，桑弘羊还根本不可能都做好准备。但即便如此，他也能够几乎原文不变地引用《管子》，可见他不仅服膺管子，早年对《管子》也肯定曾下过苦功。
桑弘羊对商鞅的事迹更加熟悉。在盐铁会议上，他曾高度肯定商鞅变法的作用，并把商鞅视为应当效法的政治家和理财家。为了申明其治国必须重刑的观点，桑弘羊便特别征引商鞅的事例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盐铁论·刑德》）在《盐铁论·非鞅》中，他更是全面、集中地赞扬了商鞅的历史功绩。例如：“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馀。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割地，兵休而国富。”“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既然桑弘羊对商鞅的评价如此之高，也就说明他对商鞅曾作过反复研究，并钦佩或心仪商鞅的“致利”和“尚法”，所以才能在思想上对这些做法产生强烈的共鸣。
桑弘羊对李斯也非常钦佩。他向往和羡慕李斯的位高权重，并把李斯的尊荣、富贵与包丘子的贫困潦倒相比，甚至为推崇李斯，竟宣称其“功侔伊、望，名巨太山”云云。“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如潦岁之蛙，口非不众也，卒死于沟壑而已”（《盐铁论·毁学》）。桑弘羊还高度赞扬李斯是“龙升骥骛，过九轶二，翱翔万仞”的典范，认为“鸿鹄华骝且难同侣，况跛牂燕雀之属乎”（同上）。可以说，他已经把李斯完全视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当然，桑弘羊的这些看法并不可取，他的悲剧结局即根源于此。
桑弘羊还肯定熟读过历史。从《盐铁论》的记载看，桑弘羊的发言曾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以上古和三代为例，桑弘羊便直接谈论过黄帝、蚩尤、唐尧、虞舜、丹朱、象、商均、许由、夏禹、后稷、伯益、桀、商汤、伊尹、葛伯、太王、纣王、箕子、比干、周文王、周公、召公、周昭王、周宣王、仲山甫和徐偃王等。再如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齐桓公、管仲、孔子、孟子、荀子、白圭等人，桑弘羊还谈到了曹沫（曹刿）、宋襄公、楚庄王、华元、墨子、长沮、桀溺、猗顿、弦高、百里奚、由余、公输班、欧冶、尾生、柳下惠、盗跖、公孙寮、子路、季孙、子贡、颜回、原宪、冉求、宰我、子羔、晏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崔杼、庆封、田常、齐简公、蒯聩、鲁穆公、子思、子柳、伍子胥、阖闾、专诸、夫差、陶朱公（范蠡）、文种、勾践、魏文侯、吴起、楚悼王、楼寄、景监、子臧、乐毅、燕昭王、苏秦、张仪、范雎、王稽、赵武灵王、燕惠王、鲁仲连、邹衍、庄蹻、乌获、聂政、靳尚、楚顷襄王、屈原和荆柯等，几乎涉及到了各个领域。秦汉时期，对桑弘羊来说是近现代史，并有着阅读皇家档案的便利条件，桑弘羊的历史知识则显得更为丰富。仅就武帝时期而言，我们便可以找到大量例证。诸如：
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盐铁论·褒贤》）
类似事例还有许多，可见其历史知识的广博。诚然，桑弘羊的丰富学识乃是长期研读的结果，所谓日积月累，但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勤奋学习，却显然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总之，桑弘羊之所以能成为西汉著名的理财家和政治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良好教育。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桑弘羊的优越条件，但从小就接受正规教育并刻苦攻读，却是每个人成才的基本要素。桑弘羊的青少年学习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典范。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