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代的胡人记录中，有偏好战斗的民族，有偏重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在《史记》《汉书》里就分得清清楚楚。如《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同书《大宛列传》则不同，如说安息（古波斯帕提亚帝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即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又谓大夏（巴克特里亚）“善商贾”，人口百万众，其都城叫蓝市城（即巴克特拉，在今阿富汗巴尔赫省会马扎里·沙里夫附近），“有市贩贾诸物”。
粟特人就属于偏好商业的民族。汉唐时代的“胡商”“商胡”“胡姬”大多指粟特人。
一关于昭武九姓
《旧唐书》卷一九七《西戎·康国传》对“昭武九姓”的解释是：“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我们知道月氏人居住在祁连敦煌间，被匈奴所击破，然后西迁至大夏地区（阿富汗境内）。《旧唐书》认为粟特人也有一个从东向西迁徙、然后定居中亚的过程。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无据。粟特人属于印欧人种，“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印欧人向东迁徙，河西地区和新疆塔里木盆地，都曾经是其迁居地。先秦时代，从甘肃到西域的通道上，欧亚大陆文明有过复杂的交互影响。部分粟特人像大月氏那样，先入河西，又曾往西回到中亚河中地区，完全可能。
昭武九姓的“九姓”大约指众多，未必就实指九国。粟特人的诸多城邦国家在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由于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国家组织十分不坚固。在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在居鲁士二世、大流士一世的大规模扩张时期，粟特地区被纳入其控制范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期间，中亚河中地区也隶属于其在远东的行省。其后粟特人相继被嚈哒人、突厥人、唐朝所统治。到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控制了粟特，粟特古国也就逐渐消亡。
唐朝贞观（627-649）初年，唐玄奘曾经过其地，《大唐西域记》卷一记云：“地名窣利（即粟特），人亦谓焉（即人也叫粟特人）。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即拼音文字之意）。字源简略，本二十馀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说粟特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有二十多个字母，文字竖写。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东伊朗语分支。
粟特人在中古时期的表现，与亚欧大陆东部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无论匈奴、柔然，还是鲜卑、突厥，都是用武力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粟特人不一样，粟特民族更多的是通过商业互动，来获得财富。《旧唐书·西戎·康国传》注意到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就中西文化关系史而言，粟特研究的意义有三：第一，粟特人向东部中原地区的移动，形成很多聚落，这些聚落在中国境内的生活，构成了中西关系的丰富内容。第二，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转运商，他们把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宗教、音乐等）输送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商品转送到西方。第三，粟特人与中古突厥、回纥、沙陀等民族关系密切，他们实质上参与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事变。这三个方面归纳起来就是，移民与文化交流活动、商业活动、政治活动。
二粟特人入华及其聚落
粟特人入华，有商业的动机，也有战争的原因。入华之后，留居内地或者边陲，形成聚落，乃至入籍为编民，则有多方面的机缘。
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古墓发现了一份粟特文的地名录，记录的是唐朝末年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交通路线，从西到东分别是：拂菻（拜占庭）、苫国（叙利亚）、波斯（伊朗）、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大宛）、朅盘陀（大石国）、佉沙（疏勒）、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弭药、薄骨律。（参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71页）这是一条东西方人员和货物运输的交通走廊。
拂菻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大宛）、朅盘陀（大石国）是中亚国家；佉沙（疏勒）、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在中国新疆地区；萨毗、吐蕃、吐浑，则是青藏和宁夏一带；弭药（党项地区）、薄骨律（宁夏灵武），则是位于长城边塞的宁夏地区。粟特文的这份地名，记录了粟特商人经常行走的东西贸易通道。
粟特人入华多数首先进入新疆地区。新疆塔里木盆地有许多粟特人聚落。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有一则受到中外研究者广泛关注的文献，记载了粟特移民聚落的形成：
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更名鄯善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这条材料道出了粟特人入华在西域定居的一般情状。先有大首领移民打前站，然后陆续有胡人随之而入，形成聚落。入居之地，大约是前代毁弃的城镇。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于阗语文书及粟特文封签（编号BH4-135、BH4-136）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参段晴《粟特商队到于阗—BH4-135之于阗文书的解读》，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上册，科学出版社，2016，96-115页），有粟特商队来到于阗，需要在当地居留一段时日，他们首先与当地的粟特居民取得联系，委托办理诸如土地购置、生活用品（比如酒、粮食、蔬菜、丝绸）等事宜。将康艳典的情况与此则材料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感受到粟特人入住西域的具体细节。
根据《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的进一步记载，康艳典还不断拓展其城居范围，他陆续修建了新城、蒲桃城、萨毗城。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石城镇）在蒲昌海（即新疆罗布泊）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弩支城，就是粟特语新城的意思。这条材料显示，康艳典已经被唐朝政府雇佣为地方军官，他不仅是胡人居住地的城主，而且是唐朝沙州地区的边防机构石城镇使。唐高宗上元三年（676）改且末为播仙镇，有粟特人河（何）伏帝延在高宗末年任播仙城主（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14，37页）。相信他同样也是镇使。他们所统领的军人，无疑以粟特移民为主。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人的成分会复杂化。
《唐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记载，户主康安住（72岁）垂拱二年疏勒道行没落，弟康安定（54岁）垂拱元年金山道行没落，弟安义（49岁）也是垂拱二年疏勒道行没落。户籍上还写着“右件一户没落”。失踪之时（“没落”）距离开元二年的户口登记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左右。时康安住44岁，弟安定25岁，安义21岁，都是青壮年龄。垂拱元年（685）前后，正是武则天废除中宗、平息徐敬业起兵的时候，西域方向有地区性用兵（参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康氏兄弟全部失踪，他们定居时就没有子嗣妻儿，显得十分蹊跷。很可能他们当年落户的时候就是“兴生胡”；或者因其他机缘居留下来，不堪兵役，选择了逃离。
粟特聚落的居民结构复杂，文化多元。《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四所杂神”，分别是土地神、风伯神、雨师神、祆神。祆神就是粟特人崇拜的神祇。沙州地区的祆庙，在出土文书里，屡有记录。在唐代长安，至少有五座祆祠，分别在布政、崇化、醴泉、普宁、靖恭五坊，隋代颁政坊也曾有祆祠。《朝野佥载》卷三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祈祷活动结束之后，推举招募一胡人为祆主，观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祆祠的活动已经从宗教互动转向文化娱乐活动了。
三粟特人的商业活动
石城镇又称典合城，《寿昌县地境》作“兴谷城”，王小甫认为“兴谷”当作“兴胡”（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7页），荣新江颇赞同之（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14，40页）。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合理推断。“兴胡”，又称“兴生胡”，是对粟特商人的专称，“兴胡城”就是胡商聚居之城。唐高宗咸亨四年（673）有西州前庭府队正杜某交用练14匹，“于康国兴生胡”名字叫作康乌破延的粟特人处，“买取黄敦驼一头”，保人有“同乡人康莫遮”（《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2，485页）。
关于粟特商人的史料，粟特文献十分有限，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传世汉文资料有许多零星珍贵记录，考古资料也有丰富的遗存。
斯坦因在新疆烽燧中发现的七通粟特文信札，透露了中国内地与西域之间，存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商业网络和邮传系统。2号古信札明确写明“寄往撒马尔罕”，因为路途遥远，所以用亚麻封皮和丝绸双层封裹。这封信也许不是直接送往撒马尔罕，而是先送到楼兰（鄯善）某处，然后再进一步送到目的地。信中还提到把商品（麝香）从敦煌送到撒马尔罕。有研究者认为，当时的商品传送网络与邮传网络也许是分开的。信使要求更快捷，商队的物资输送则可能比较慢。这些信札提到的交易商品有亚麻布等纺织品，还有麝香、金子、酒、胡椒、银色金属、樟脑。大概而言，西方输入中国的是金银，而准备运往西方的则是胡椒、酒、米和银（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28-34页）。这些粟特文古信札大约写作于4世纪的两晋时期。
大约两百年后高昌王朝时期，有一份《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的文书，记载了某一年（约在610-620年之间）从正月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吐鲁番地区进行的三十五笔交易活动。其中绝大多数（二十九笔）都涉及到粟特人，约三分之一（十三）笔交易是在粟特人之间进行的。粟特人在西域商业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交易的商品除丝绸外，以奢侈品诸如金、银、香、番红花、铜、药、石蜜等为主。
新疆阿斯塔那墓135号出土一份粟特文女奴买卖文书，内容说，高昌胡人乘军从康国兴胡手中购得女奴优婆遮（突厥籍胡人），保人分别是米国兴胡、康国兴胡、小石国兴胡、何国兴胡，书佐是高昌胡人帕图尔，书吏（执笔书写的人）乌浒安是帕图尔的儿子（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这是粟特聚落内部进行的一次女奴交易，代表官方身份的书佐帕图尔也是胡人，文书甚至是用粟特文书写。这名叫优婆遮的女奴是曹族人，出生在突厥（突厥与粟特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粟特人所拥有的女奴有可能进一步卖给了汉人豪家。
如《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6，264-265页），有“兴胡”粟特人米禄山卖给京兆府金城县（今陕西兴平县）人唐荣一名叫“失满儿”的12岁婢女。交易地点在西州，保人石曹生、曹娑堪、康薄鼻都是高昌县的粟特人，另有“保人寄住康萨登”当时还没有入籍的粟特人，大约相当于我们今日所谓常住非户籍人口，另外一名保人高昌县的罗易没，王仲荦说是吐火罗人（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年第7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买家来自京兆府。长安当垆卖酒的胡姬，也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到酒肆工作。这些“外籍”招待女郎，容易吸引西市周边胡商的目光，汉族消费者也会感受到异域风情的新奇。但当事人也许有一段令人心酸的身世。
河西走廊地区，是西域通向中原的重要通道。西边的甘肃，东边的张掖和武威，都是粟特人居住的中亚据点。由河西走廊往东部及偏北方向，就进入灵州、夏州、原州、六胡州，以及山西和河北的北部。若从金城、天水往东方及偏南方向，则进入长安、洛阳一线。康义罗施的商队目标就是到长安去经商。于是，长安与西域的商贸活动就形成了一种联系。唐代著名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词》），形象地道出了内地丝绸在驼铃声中贩易到西域的热络情形。
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著名的粟特经商文书。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某月，粟特胡商曹禄山对来自长安的汉族商人李绍谨提出诉讼，地点在西州高昌县（今新疆吐鲁番）。李绍谨与曹炎延、曹果毅、曹毕娑等几位粟特商人一起从长安到西域经商，走到弓月城（遗址位于今新疆伊宁县吐鲁番于孜乡上吐鲁番于孜村境内），这里当时是丝绸之路北线重要的军事、政治和商贸中心。又准备同行去龟兹，这时李绍谨向曹炎延借贷275匹绢。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可能曹炎延家族在弓月城设有很大的仓储中心。这件文书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长安和西域地区的经贸活动具有联动性。文书的诉讼者说“身是胡，不解汉语”，所控诉的对象李三是汉人，希望官府给出公道。最后，唐朝官府在审判这个商业纠纷时，并没有偏向汉人，欺负胡人，反映出唐代营商环境是大体公平的。唐代商业税负很低，大体在3%的水平，这也是大唐吸引西域商人来华的重要原因。
唐代长安的粟特人主要居住在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作为城市商业中心，逐渐发展成一个胡人聚居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