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秦汉简牍资料中，有一些关于个人身份信息的记载，西北汉简所见戍卒的身高和肤色较早引起大家的注目，尤其是出现了大量的“黑色”人，不少例子是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均记录为黑色，讨论集中在是单纯的肤色问题还是有人种基因的内涵，甚至一度怀疑汉代中国存在黑种人。随着资料增加、样本愈加丰富，问题反而迎刃而解，大可不必过多追究种族问题，而应该看作当时“人脸识别”的一般记录。
汉简所记并非特例，来自秦代帝国南方的资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例如，湖南湘西出土的里耶秦简牍中，编号为8-894的竹简记载：“故邯郸韩审里大男子吴骚，为人黄晳色，椭面，长七尺三寸，年至今可六十三、四岁，行到端，毋它疵瑕，不知衣服、死产、在所。”[本文中，涉及到简文的文献，编号以8开头的，均出自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以其他数字开头文献，均为零散公布。
]里耶秦简牍是秦代迁陵县的政府公文档案，该枚竹简记录的是成年男子“吴骚”的身份信息，他籍贯为邯郸韩审里，皮肤为黄晳色，脸呈长圆型，身高大约七尺三寸（秦汉一尺相当于今23.1cm，其人约169cm），年龄大约六十三四岁，走路姿势端正，身体无瑕疵。在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也有一则皮肤为“黑色”的记录，出现在编号为9-757的竹简上：“更戍卒士五城父成里产，长七尺四寸，黑色，年卅一岁，族。”三十一岁的戍卒“产”肤色就是黑色，他的家乡在今安徽亳州，被派遣到今湖南湘西地区戍守。类似记录有：“骡□言为人白晳色，隋，恶发须，长可七尺三寸，年可六十四。骡燕，今不智（知）死产、存所，毋内孙。”（8-534）“簪子大男□，为人圜面，【恶】……□□不智（知）【死】产。”（8-1863＋8-1866）“骡李广□客，晳色，长可七尺，年丗岁，衣□骡。”（12-140）这些不知生死和去向的记录大多属于针对逃亡和盗贼的通缉文书。
这类记载有很多，其大体内容包括了籍贯、年龄、身高、肤色、脸型、发须以及明显的身体缺陷。体貌特征方面，除身高和成年与否的判定外，肤色有赤色、晳色、白晳色、黄晳色、黑色、青黑色；脸型有椭面、圜面；发须疏密有多发未产须、恶发须等。不可否认，包括肩水金关汉简在内的西北简中的肤色描述确实以黑色居多，但也有黄色、赤色等，这种肤色特征更有可能是遗传或生活环境塑造的结果，而与人种无关。
张家山汉简《津关令》记中央要求对出入津关人员的身份进行盘查，列出了核查的具体项目：“□、御史请诸出入津关者，诣入传，书郡、县、里、年、长、物色、疵瑕见外者及马识物关舍人占者，津关谨阅，出入之。”对照来看，上揭邯郸人吴骚的个人信息恰是按照“郡、县、里、年、长、物色、疵瑕见外者”的框架和顺序罗列出来的，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之间十分吻合。肩水金关汉简也多见“谨疏年长物色谒移……”的文书内容。由此也可知“物色”对应我们现在所说的“相貌”，也就是肤色、脸型、发须等脸部信息，并非单单指肤色。里耶秦简8-85虽然残断较为严重，但同时提到了物色和赤色，也透露了两者的对应关系。此外，“物色”也是形貌特征的统称，于人于物皆可使用。里耶秦简8-769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就献鲛鱼与山今鲈鱼一事，迁陵县政府下行文书给启陵乡，要求乡内人员“知此鱼者具署物色，以书言”，意思是以文书写上鱼的基本信息上报县廷。此处的“物色”具体指这类特殊的鱼的外观信息。
一般而言，个人的身份信息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对个人的身份标识，以籍贯和职业为主要内容，属于人的社会或行政属性，即社会人的一面。例如“冗佐上造临汉都里曰援”（8-1555），“更戍士五（伍）城父中里简”（8-1000），“士伍城父成里产”（9-757），“罚戍士五（伍）资中宕登爽”（8-429）等，秦汉时期基本政区为郡、县、乡、里，外加名和爵，泛称“名县爵里”，而秦代籍贯只称县和里，部分身份标识不书爵位而是职业。这种身份记录流传到现今则是以户口和身份证件为体现。二是个人的形象标识，以体貌特征为主要内容，属于人的自然属性，即自然人的一面。秦汉时期记为年、长、物色、疵瑕见外者，今也部分呈现为身份证件上的图像和年龄资料。两种形式互为表里，共同确认个人的身份。现代社会依然如此，以火车站进站验票系统为例，目前，这种根据体貌特征主要是脸部进行身份辨识的方法，与查验身份证件的方式仍需配合着使用，以保证身份信息的吻合度。“人脸识别”系统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了人脸资料数字化，识别方式人工智能化，其核心内容和达到精确匹配、身份确认的目的与传统时代是一脉相承的。现代身份信息的确认还增加了更具唯一性的数字编号，也就是身份证号，这自然是从西方引入的数字化管理的产物。
记录个人身份信息的意义在于国家对个体实行有效控制。秦汉实行八月案比制度，年末对户口进行核查，逐户逐口记录年龄形貌等个人信息，作为造册的依据，由乡制作文书逐级向上汇总。隋统一后推行大索貌阅，核对户籍记载和个人体貌特征，确定的内容包括姓名、出生年月、体貌、年龄段、疾病等，纠正魏晋以来户口隐匿和瞒报之风，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对个体形貌的掌握，以法律和制度化的形式保证其实施，且由地方官亲自主持。
出入津关需要“占”，入籍入职同样需要“占”，“占”就是记录个人身份信息以备案，目的则是随后的“验”，即进行人员信息核对。一占一验，整个行政运行过程才算完成。《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可见这种制度大约是商鞅变法时确立的，而商鞅本人也难免于其外，出入津关需要严格查验身份信息的规定也一直延续下来。“物色”资料在对逃亡人以及盗贼的追捕中应用较为普遍。里耶秦简8-439+8-519+8-537+8-1899记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夕，迁陵县徒士伍“缭可”随军行进到零阳庑溪桥时逃亡一事：“廿五年九月己丑，将奔命校长周爰书：敦长买、什长嘉皆告曰：徒士五（伍）右里缭可，行到零阳庑溪桥亡，不智（知）外内，恐为盗贼，敢告。缭可年可廿五岁，长可六尺八寸，赤色，多发，未产须，衣络袍一、络单胡衣一，操具弩二、丝弦四、矢二百、钜剑一、米一石五斗。”敦长“买”、什长“嘉”描述了“缭可”的形象，年龄大约二十五岁，身高大约六尺八寸，脸色发红，头发茂密，还未长胡须，以及他随身所携带的物件、兵器情况，详细描述的目的是便于迁陵县发布通缉，追索其人。此人“操具弩二、丝弦四、矢二百、钜剑一”，显然属于危险分子，若为盗贼则后患无穷。六十三四岁的邯郸人“吴骚”来到迁陵县之后也不知生死、不知去向，同样需要掌握其身份信息以便寻找。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贼死》中恰恰有一封涉及不明身份的盗贼死亡的司法文件，记录某亭求盗甲上报其辖域内有贼死，贼结发，但不知何男子一人，县政府派遣令史某前往勘验，文书登录了男子的身份信息：“男子丁壮，皙色，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男子死所到某亭百六十步，到某里士伍丙田舍二百步。”对该男子的年龄段、肤色、身高、发长和身体瑕疵以及去世地点都有描述，属于刑事案件现场勘察的内容，目的也是便于确认死者身份。
“人脸识别”在抓捕盗贼中的作用尤为突出，甚至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形成了一套数术理论，用来指导日常生活。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者”章描述了不同日期的盗者形象，可据以追索，十分具有操作性。如子鼠日，“盗者，兑口，希须，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于垣内中粪蔡下”。丑牛日，“盗者，大鼻，长颈，大辟臑而偻，疵在目，臧牛厩中草木下”。盗贼的形象和藏身之地一目了然。从“物色”的角度将这些形象归类，肤色有黑色、青赤色、黄色、赤色；发须有希须、长须；脸型有圆面、大面头遂；五官及肢体有兑口、大鼻、蛇目、长耳、长而黑、瘦而黄色、面有黑子、长颈、大辟臑而偻；明显的身体缺陷有疵在耳、目、面、辟、鼻、腰、肩、颊、足。另外还有一些特长和外露的性格方面的描述，如善弄手、为人我我然好歌舞、为人也卑卑然、为人也刚履等，通过这些细致的描述就可以很方便地验明哪些人是盗者了。在传统史书中，人物性格的描述相对丰富，属于“物色”方面的资料要少一些，或是因其更具体琐碎的缘故而被史家放入次要位置。秦汉时代虽距今遥远，社会普通人的形象却宛在眼前，正是包括简牍“物色”记载和各类画像在内的这些出土资料，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