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蔡春旭
由江苏省书法院主办、江苏金太阳集团协办的“书写的历史与现状—2014扬州高层书法论坛”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古城扬州举办。16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在论坛发表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丛文俊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白谦慎教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华人德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黄惇教授、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曹宝麟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莫家良教授、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祁小春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刘恒先生等8位著名学者担任讨论人。论坛从作品的风格形式到器具技法，从作品本身到政治与书写活动的关系，从书法的形式传统到书法与具体社会环境的关联，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化，同时以“后之视今”的反思立场，观察、分析当代的书法创作现象、倾向与走向，对当代书法创作提供理论上的借镜。
中国书法院院长、江苏省书法院院长管峻先生在开幕式上说，书法不仅是写字，中国古代的文字遗迹也不全是书法，全面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与未来。当前书法界创作很热，但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久地看，创作若没有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深入研究作为支撑，这样的“热”很难持久。举办这样的论坛，正是希望借助学术研究来促进创作界参与思考。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也赞助6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旁听会议。
拿波里东方大学毕罗先生的论文《书法的书写过程与其序列性》从汉字的视觉特点出发，考察汉字的结构与笔画特征，他以“之”字为例，分析其从金文到唐楷的字形与笔画特征，认为汉字的书写过程存在序列性。作者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图像的解读来思考书写的过程与书法的创作，认为序列性对汉字结构的调整具有决定作用，而社会接受的序列性最终成为笔顺。
山东艺术学院姚宇亮先生的论文《“书写”与“书法”—“日常书写”的书法史意义》首先厘清了汉字与字母文字的区别，指出其“立象尽意”的表达特点，继而认为中国书法史也有一个线性的历史，“书写”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由此作者尝试对书法史进行分期，并以汉简书法中的八分体形成和魏晋笔法的演化两个例子来讨论“书写”和“书法”的关系。
西南大学曹建先生的论文《日常手书与书法创作关系辩证—华西实验区档案手书的初步研究》考察了华西实验区档案手书中的尺牍、便条、公函、聘书等日常书写，并参照清代包世臣书论中“佳品”的标准，对档案手书进行品评，肯定其艺术价值。他从这些自然轻松、娴熟从容的书写出发进一步讨论日常书写与书法创作的辩证关系，认为日常书写的艺术化与艺术创作的日常化是书写的一体两面。日常手书与艺术创作的区分这一命题的提出在当代具有现实意义。作者最后对当代书法中的“展览体”进行发难，呼吁日常化书写的回归。
青岛农学院李慧斌先生的论文《20世纪以来出土书迹对当代书法创作与批评之影响研究》从取法对象的转变、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审美风尚的变更等方面着眼，尤其讨论了在传统的帖学和碑学之外，甲骨文、简牍帛书及残纸和敦煌写经等新出土书迹的影响。作者特别指出在新的取法对象和审美风尚背后缺乏相应的批评标准和品评语汇，因而对新出土书迹的理论研究仍需得到重视。文章最后讨论了出土书迹之学术研究和书法创作的关系，认为当代诸多的创作缺乏学术性，无法获得传统题跋的意趣和书卷气。
苏州大学毛秋瑾女士长期研究敦煌写经书法，此次她的论文《从甲骨到简牍：有关书写与契刻的物质文化环境的考察》则结合文献材料、出土实物以及过往的研究成果对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时代以及简牍时代的书写材料工具和物质环境做了细致的梳理，对文献中涉及的部分名词也做了新的考释。文章最后结合文献材料对简册的使用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其不至于早到以往学者推定的夏商时期。她还根据印度贝叶写经的现象推测早期可能存在一种较易腐朽的文字载体，如树叶或类似的物质。
日本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横田恭三先生的论文《古代毛笔考—从出土资料看楚笔与秦笔的特性》梳理了先秦到两宋文献中关于毛笔的记述，而后考察了20世纪中叶以来出土的战国至秦汉的毛笔，通过对楚笔和秦笔的笔锋长短、形状、软硬等方面的比较，并结合文献中“蒙恬造笔”之说，认为秦笔的改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隶变的出现具有不小的影响。
台北故宫博物院何炎泉先生对晋唐两宋的书写与物质文化有长期的关注，他的文章《晋唐法书中所见之节笔与折纸书写文化》从考察传世晋唐法书中的节笔与折纸现象出发，在回顾前人“折纸定位说”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折纸是基于持书的方便，将大面积的纸折成小行解决了纸张强度不足的问题，以提供较平坦稳定的书写面，并因此产生了节笔。折纸持书在北宋桌椅普及、书写方式发生变革之后则渐遭淡忘与误解。同时他也考察了唐代草书僧书写的不同方式，并推测带有节笔现象的晋唐法书都是稿本，如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等。
南京艺术学院薛龙春先生的论文《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作》在梳理王铎诗文、题跋和尺牍文献中关于笔、墨、绫绢纸、砚的材料后指出，和惯常认为王铎“不择纸笔”的形象相反，王铎对书写工具与材料非常讲究。作者进而分析了一组王铎作品及其书写工具、材料、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王铎生活于战乱频仍的明末清初，很难获得优良的文房用具，他的很多作品因而常常呈现出破碎、粗糙、时露圭角、对比强烈的面貌，与使用精笔嘉墨所创作的精致顺畅、温润饱满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引人深思的是，前一类的作品反而更符合今天评论者对王铎的风格定位，由此作者引出书家个人的自我感受和评价与后世的认识和解读之间的张力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