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日）东山魁夷
西方文化是人文主义、东方文化是自然主义的这种看法显然是受了人文主义、自然主义概念的影响，容易产生混乱。人类的文化，不管是属于东方或西方，只有通过人才能存在。17世纪以前，西方美术史几乎所有名作都是人物画。与之相对的，东方则是山水画，在唐朝就相当发达了。以后，风景、花鸟的名作颇丰。但是，西方是客观地观察对象，而东方则采取客观捕捉的态度，这是很明显的。芭蕉说：“静观则万物皆能自得。”也就是说，假如静观，是以观察的人的心理状态为前提，而决非离开人的态度。毋宁说，是站在深入理解人的观点上。所谓“静”的意义，恐怕就是撇开个人的利害得失，虚心地观察这样一种精神吧。这种时候，人才能感受到万物拥有各自的生命，各自在天地间自然地存在，对象和自己之间在更深层次上紧密地联系，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喜悦。
日本自古以来接受了中国的许多影响。芭蕉这句话，也是出自中国的诗句。在精神思索之深刻方面，中国有胜于或不亚于西方的东西。欧洲和中国都是大陆，国民都有民族迁徙和异国间残酷争斗的历史体验。相对来说，日本是远东的岛国，四面环海，受海的保护，很早就成为统一的国家，以后基本上只是本国国民之间的争斗。结果，直至这次战争以前，国民不曾经历彻底的痛苦、愤怒、悲伤、憎恨、恐怖和破坏。看看停战时日本国民那种丧失自我的情景，也就明白了。拥有一个温和湿润的岛国及这种历史的民族的爱好，具有与大陆国家相异的东西，那是当然的。它亲近大自然，热爱纤细的情绪，在洗练的感觉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
人们常说，想到帕提侬神庙屹立在阿克罗波利斯的丘陵上，以蔚蓝的天空为背景，大理石圆柱闪烁着光辉，再看看伊势神宫，静静地耸立在清澈的河流经过的幽深森林中，显得简朴而清静，就会明白西方和日本的精神基础是不同的了。帕提侬神庙的建筑模式，就像人的力量和意志的象征，显示了威容和庄严。而伊势神宫则是通过同周围的大自然相谐相应而显示出美来，它是不能与幽深的森林、河流和山岭分隔的。前者是在干燥的空气中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具有立体感，帕提侬神庙是以一种与大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后者则是白木造、芭茅葺房顶的朴素的祭神殿，坐落在森林葱郁的山麓下，由于靠近河流和森林，湿润的空气包围着它，神宫与大自然融在一起。西欧人长期以来是朝着征服自然的目标生活过来的，而日本人则始终追求的是同大自然的和谐。
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对大自然不同的态度，在美术方面，于人物画和风景画也有所表现。我们不妨试从风景画的发展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这里，当然只能一瞥其概略。东西方美术中，风景的因素，譬如表现云、水、林木和建筑等，古代早已有之，但真正形成风景画这一专门的绘画门类，在东方是从六朝到唐代发达起来。据说是吴道子的时代确立的。与此相对，在西方尤其在北欧是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开始萌芽，到17世纪的荷兰，经过洛伊斯达尔等人的手，才形成纯粹的风景画。吴道子和洛伊斯达尔在样式上当然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风景画这一领域在美术史上却被确立了。由此可见，东方和西方存在900年以上的间隔，难道这不正说明西方人和东方人对风景的关心之差异、其自然观的相悖之巨大吗?
在中国，老子的“道”的哲学，即宇宙万物的深处潜藏着万事万物的根源，其形状是难以捕捉的“无”，其作用是无为。庄子则是站在彻底的自然主义立场，认为世俗的一切都是无价值的，甚至连生死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应该超越人生，逍遥在大自然中。禅大约从6世纪兴盛起来，加深了对自然现象的思索。于是，这种表现人的内心的真正自我，这种“消除万念的自我”的“山水”，就成为宋元名画的深远的艺术风格。
在日本，自然这个词一直是作为副词和形容词来使用的，而将它作为与欧洲的“NATURE”相同的意思来使用，则是明治以后的事。至于日本人所谓的自然，与其说是与中国古代那种深刻的精神思索相似，不如说是采取了感觉上对自然亲近的态度。我觉得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前述的岛国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大和绘的风景描写，直接接触了自然的美，在装饰性的美中，细腻而生动地飘逸着自然的气息，人们可以看到其独特的美。另外，在接受了宋元水墨画和后来南画的影响之后，又产生了与中国山水画的感觉迥异的风景画佳作。
西方风景画，在美术史上成为独立的领域，虽是从17世纪的荷兰开始，但一般说来，北欧的德国、荷兰、法国这样的国家，远比意大利那样的南方国家更早地抱有对风景的关心。就算孔拉特·咸茨、丢勒、克拉呐哈、阿尔特多费尔、勃鲁盖尔等人的画不应称作纯粹的风景画，但他们的宗教画、风俗画的主题，几乎都与风景有关，人物不过是作为添景式的描写，这类作品是相当多的。这种风景描写，实际上很多是很优秀的。17世纪的荷兰，从市民充实的生活中，从市民日常与自然的亲密交流中，不是产生过纯粹的风景画吗?最显著的，是洛伊斯达尔父子的作品。东方风景画是象征性的，与此相对，西方的风景画则以写实主义为基础发达起来，尔后发展成印象派，创造了风景画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像科洛、卢梭、库尔贝、莫奈等人优秀的风景画。
在东方，中国盛唐的吴道子、王维，北宋的李成，南宋的马远、夏珪、牧豁、梁楷，元朝的黄公望、倪瓒、王蒙，明朝的沈周、文徵明、董其昌，清朝的石涛等，通过各个时代的锤炼，水墨画显示了最高的水平。
在日本，大和绘是从号称四季画或名胜画的风景画屏风开始发达起来的，留下了平安、镰仓的画卷中所看到的描写自然的佳作。室町时代的水墨画有周文、雪舟、雪村和元信，桃山时期有永德、等伯和宗达，进入江户时代有应举，文人画有大雅、芜村、玉堂浦上和竹田，版画方面有广重和北斋，明治以后有雅邦、春草、广业、铁斋、大观、栖风、王堂和素明。日本美术史上，创作出风景画名作的画家的确很多。我是画风景画的，我从风景画的角度来看问题，当然，花鸟画、人物画的大家大作也是很多的。
日本风景画具有西方或中国所没有的特征，那就是不以开阔的视野捕捉风景，相当多的情况是以自然的一角作为题材。这叫做花鸟式的风景吧。不是由远景、中景、近景组合，而是仅仅采用近景画成特殊的构图。可以说，具有较浓的装饰性特征。这也是日本人对大自然的爱的象征吧，他们从一株野草也可以看到大自然的生命。敏感地掌握自然的微妙之处，是日本人独有的，这恐怕与日本人纤细的性格有关吧。
（唐月梅译，刊发时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