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君子图》，高36厘米，长10米有余。卷中将元代画家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安、张绅、吴镇六人所画墨竹裱在同一长卷中，其中柯九思墨竹两幅，故称为“七君子图”。打开画卷，可见引首前方隔水处粘有两枚题签：一为清嘉道间海宁著名藏书家蒋光煦（1813—1860）所题：“六君子图，宜年堂世藏神物。”宜年堂是蒋光煦藏书楼之一，收藏甚丰。二为清末苏州大收藏家吴大澂（1835—1902），所题：“元人六君子图真迹神品，苏邻主人藏，大澂题。”苏邻主人指的是李鸿裔（1831—1885），同治年间网师园的主人，因网师园与宋代苏舜钦所建名园沧浪亭相邻，两人又同为四川中江人，故李鸿裔就将网师园更名为“苏邻小筑”，内设有“万卷堂”，藏书万卷，亦收藏大量书画名作。其次引首三段，依次是康熙时收藏家乔崇修隶书题“六逸图”、嘉庆时金石学家张廷济（1768—1848）为蒋光煦隶书题“六君子图”，以及近代画家吴昌硕为顾麟士篆书题“七友图”。
随着画卷的缓缓展开，首先第一幅是赵天裕的墨竹图，图中绘水渚坡岸边，丛竹参差错落，枝叶疏密有致、浓淡相宜，呈现出一幅笼罩在烟雨蒙蒙之下的江南景致。左上角题五律一首：“渭川川上竹，收拾一图看。密叶藏深碧，虚心隐碎竿。远笼烟气淡，低拂雨情干。舒卷无穷已，相忘度岁寒。赵天裕。”这是一幅诗画结合、相得益彰的作品，唯可惜作者赵天裕在绘画史未见记载，生平无从考证，生卒年亦不详。这件作品笔墨技法上颇有宋人法度，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赵葵的《墨竹》中的墨竹画法相近，构图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管道升《烟雨丛竹图》十分相似，从而可以推断赵天裕大概是宋末元初时一位画家，这件是他目前仅见的唯一作品，属于墨竹题材中有山水背景的精品之作。
第二幅和第三幅均是柯九思所画墨竹。柯九思（1290—1343），字敬仲，号丹丘生，浙江天台人。工山水、花卉、竹石，尤精墨竹。墨竹师文同，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为湖州竹派的继承者。前后两幅墨竹造型颇为相似，画法亦皆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将竹叶的浓淡变化和前后关系真实地表现出来。不同的是前一幅自称仿文同笔意，右上先题曰：“右石室先生文公所画枯木，笔意简古，破墨清润，天趣飞动，真逸品也！又有元章至能鉴赏于上，可为宝玩。但欠墨竹一枝，故为补于其后，后学柯九思题。”左后又题：“九思旧于京师见先生墨竹，并题如此，今不敢用己意继先生之后，故全用古法也。”并在墨竹后仿文同落款书“与可”二字。据此可知，此幅是柯九思为文同枯木所补的墨竹，唯文同之作已被割移。又因文同是墨竹的宗师，后世写竹者对他都非常敬仰和崇拜。故柯九思亦称不用己意，全用文同画法。这就是此幅看上去显得格外古拙的原因了。后一幅柯九思为古山作，左题“敬仲为古山作”，出枝挺拔圆浑，竹节分明，枝叶疏朗，将书法用笔融入到写竹中，表现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与前一幅墨竹相比，用笔更为挥洒自如、飘逸自然，是柯九思具有典型面貌的墨竹作品〔2〕。
第四幅是赵原的墨竹。赵原（约1325—1375），又名赵元，元末明初画家。入明后避朱元璋讳改为原，字善长，又字丹林。原籍山东莒县人，随其父赵云迁居苏州。山水初学董源，后受高克恭、王蒙影响，兼善画竹，画法多变，有龙角、凤尾、金错刀之称。此图向右横向构图画出似龙角的竹笋一根，于纤细的竹梢上用浓墨撇出几片竹叶，似寓荣枯之意。落款为“龙角，赵原”。从署名“赵原”来看，此画应是他入明以后所作。令人扼腕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建明之初，赵原等一批由元入明的画家奉诏成为宫廷画家，但最后因所画不称旨，而惨遭杀戮。明王鏊等撰《姑苏志》：“明初召天下画士至京师，图历代功臣，原以应对不称旨，坐死。”系洪武八年（1375）左右，赵原被朱元璋杀死在南京，下场十分悲惨〔3〕。第五幅是顾安的墨竹。顾安（1289—1373后），字定之，号迂讷居士，淮东人，家昆山，以善画墨竹名世，喜作风竹新篁，运笔遒劲挺秀。此图以“S”形构图向左横向贯穿全图，一枝形态扭曲的纡竹弯曲而上，竹干淡墨飞白，竹叶刚健如箭。落款：“至正乙巳孟夏一日，定之作于支山小隐。”考画纡竹亦源自文同，文人之喜欢画纡竹，乃常借弯曲之竹的宁屈不折来抒发自己顽强的心声。
第六幅墨竹画家张绅，生卒年不详，字士行，一字仲绅，自称云门山樵，号云门遗老，山东济南人。洪武时，官至浙西布政使。工书法，善写大、小篆，又能画墨竹。精于赏鉴，法书、名画多所品题，著有《法书通释》。此为对角线构图的推蓬竹，向下撇出的老叶和树梢上向上冒出的嫩叶形成鲜明对比，落款：“门山道人齐郡张绅为无相敬山主写推蓬竹枝于普贤寺，乙丑正月二十有七日。”按：乙丑当为洪武十八年（1385）。目前可见张绅的绘画作品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他和顾安、倪瓒、杨维桢四人合作的《枯木竹石轴》中画古树外，其余传世所见都是为他人书画上或题诗或留题，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幽篁秀石图》中的楷书题画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中《写生花鸟轴》中的题跋。此《七君子图》的墨竹是张绅仅见的传世绘画孤品〔4〕。[元]七君子图卷（赵天裕部分）36.5cm×1000cm纸本墨笔苏州博物馆藏
[元]七君子图卷（柯九思部分之一）36.5cm×1000cm纸本墨笔苏州博物馆藏
[元]七君子图卷（柯九思部分之二）36.5cm×1000cm纸本墨笔苏州博物馆藏
[元]七君子图卷（赵原部分）36.5cm×1000cm纸本墨笔苏州博物馆藏
[元]七君子图卷（顾安部分）36.5cm×1000cm纸本墨笔苏州博物馆藏
[元]七君子图卷（张绅部分）36.5cm×1000cm纸本墨笔苏州博物馆藏
[元]七君子图卷（吴镇部分）36.5cm×1000cm纸本墨笔苏州博物馆藏最后一件是吴镇墨竹，吴镇（1280—1354）为“元四家“之一，字仲圭，号梅花道人，自署梅道人，浙江嘉兴人。精写竹，远宗文同，近师李衎，晚年则专写墨竹，为文同后又一大家。该图写新竹两枝，竹干细劲而挺拔，竹叶细长而上仰，若迎风之状，以草书入画，画风苍劲简率，盖其晚年所作。落款草书自题：“梅道人戏墨。”在吴镇的其他作品题跋中也常用“戏墨“二字，意为一时之兴的随意之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墨竹谱册》，是吴镇墨竹画的代表作，墨竹用笔与构图与此幅似有相似之处。此图曾被经多人收藏，钤有多处收藏和鉴赏印，特别是在右下方写有千字文编号“两”字，说明此图曾是项元汴旧藏。
二
以上六人七幅墨竹即组成了元《七君子图》，其中柯九思、赵原、顾安、吴镇都是元代画墨竹的名家，名重一时。赵天裕、张绅的作品又是仅存的传世孤本，极为难得。这件汇集了多位元代画家的墨竹真迹，何时被集成一卷，虽难定论，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即是流传有序的名作，现考证如下：
最早可查的著录是清雍正癸丑（1733）缪曰藻《寓意录》，书中著录原有七件，是最完整面貌，其中柯九思、顾定之各为两幅，赵天裕、张绅、赵原各为一幅，称为“竹林七友”〔5〕。而在道光庚子年（1840）徐渭仁辑校《寓意录》〔6〕中首尾又多了两处小注：“竹林七友，徐守和所藏，以四字名其卷云。”徐守和，明末收藏家，据此可知这是“竹林七友”目前可知最早的藏家；又“右竹卷张见阳所藏，今归吾友乔介夫矣，介夫性嗜古收藏颇富，以此卷为其珍赏甲科”。张见阳，字纯修，书画诗文俱佳，富收藏，精鉴赏，是清初“竹林七友”的收藏者，在卷中每幅墨竹上都钤有“见阳子珍藏记”“见阳图书”和“子安珍藏记”收藏印等。乔介夫即乔崇修，引首有其乾隆癸亥（1743）题“六逸图”并跋：“诸公笔墨可称逸品，而竹实卉木中逸品也，因取《竹溪六逸》之义以名斯图。”此时“竹林七友”已缺失一幅，故题为“六逸图”。那么此卷被改装的最迟时间应该是在乾隆癸亥（1743）年，同时被截去的应该还有卷名“竹林七友”。道光年间藏书家蒋光煦（号生沐）得此卷，不仅请吴大澂写题签还请解元张廷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为其写引首，在每幅墨竹上钤上“蒋光煦审定”朱文收藏印，还将其录入《别下斋书画录》。该书第六卷中将《六君子图》的尺寸、落款、题跋和钤印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其中记载：“《六君子图》，合装作卷，故长短不齐，内缺一家则文与可也。”〔7〕对照《寓意录》与《别下斋书画录》中内容，可知从乔崇修时缺少的一幅应该是卷末顾定之作于“至大二年四月”的墨竹。而墨竹卷中本无文同墨竹又何来缺失，此处应是著录偶误。此外，在清中期陈仲遵《西昀寓目》卷三记录中，顾安画于至大二年（1309）四月的一幅墨竹已逸，故称为《六友图》〔8〕。此处也已证实。[清]蒋生沐题墨竹卷跋尾海宁市博物馆藏颇有意思的是，另外《别下斋书画录》中还著录有一段八人题跋：“以下另接裱题咏诸家”云云。这诸家题咏是指卷后盛麟等元代八位文人的题跋，根据其中倪瓒的一段长跋可知，是为俞倬的私园水竹居而作，虽同属一个时代，但与前半卷内容并无关系，并非原配。后来的收藏者也将这不相配的元人题跋连同卷名“竹林七友”同时截去，如今这段题跋接在另一幅绘画后，名为《元倪瓒等行书题跋水竹居图卷》，收藏于上海博物馆〔9〕。而在八家元人题跋后，原还有蒋生沐的一段跋文：“右墨竹卷，向为徐氏守和所藏，题为《竹林七友》，转入张见阳家。本七幅，不知何时失去卷末顾定之一幅。鬻古者遂併去题首四字，以掩残缺之迹，而取不全《水竹居卷》八人题咏羼入为跋，多易售地。及归宝应乔氏，则仍其原装，易名《六逸图》。案缪南有《寓意录》编于雍正癸丑，是卷当无恙也。而卬须老人题在乾隆癸亥，相去仅十年，顿尔改观，名迹零落，致足惋叹。张绅一幅，旧在赵原前，今移置第六，当亦改装时所为。余于前年冬得之，重加装治，以图名未协，更为《六君子图》，请张叔未丈正书其首。而存乔题于后，水竹居跋不忍去，仍附缀焉。而于顾定之所作一帧，不能无望于龙剑之合也。（定之脱至正二年四字）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八月十二日古盐官籁庵居士蒋光煦识。”蒋生沐在跋文中讲述了《六君子图》的传承情况，还交代了此卷收藏的时间为“前年冬得之”，根据题跋落款时间推断，具体时间应该是道光二十年（1840）。这段题跋之前未曾发现，更没有人著录过。应是在元人题跋被裁时成为一纸散页流落别处，最后被著名大收藏家钱镜塘所收藏。钱镜塘，浙江海宁人，以书画收藏蜚声江南，在他收藏的作品上都会钤上他的收藏印鉴。这件题跋卷中，卷前有钱镜塘“海宁蒋生沐文翰真迹数青草堂乡贤文物”题签，卷后有钱镜塘题写《海宁州志稿.艺文志》中蒋生沐的生平介绍。卷上还钤有“钱镜塘印”“数青草堂”“海昌钱镜塘五十以后所得乡贤遗迹记”等收藏印，按钱镜塘的生卒年（1907—1983）计算，此件收藏于“五十以后”，那就应该是在1960年左右。70年代末钱氏将这段名为《道光壬寅蒋生沐题墨竹卷跋尾》捐献给海宁市博物馆，这个最新发现为蒋生沐收藏《六君子图》增加了一份重要史料。
咸丰末年至同治三年（1864）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江南各家收藏书画、古籍等大半散落，直到同治年末，《六君子图》又出现在李鸿裔的《苏邻日记》〔10〕中，书中记载在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初三，李鸿裔托友人以二百五十元购得《六君子图》，日记中这样写道：“重看一遍，幅幅精妙，盖元人墨迹中之神品也。”至光绪初年《六君子图》最后转入友人顾文彬的手中，在光绪八年（1882）顾文彬撰《过云楼书画记》〔11〕中著录此卷为《元贤竹林七友卷》：“此即缪文子《寓意录》所载《竹林七友》也。凡画竹五家：……然视张见阳旧藏，已非完璧。适新得梅道人橫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仍名《竹林七友》云。”顾文彬将吴镇墨竹配入，使《六君子图》终于又恢复了“竹林七友”的原貌。之后《七君子图》一直被顾氏后人所珍藏，其孙顾麟士还曾请吴昌硕鉴题之。2008年过云楼的后人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捐赠给苏州博物馆而永久收藏。
（作者单位：苏州博物馆）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注释：
〔1〕范景中《历代墨竹图精选集》序，《历代墨竹图精选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5—10页。
〔2〕薛永年《元代墨竹与<七君子图>》，《苏州文博》总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3〕万君超《被朱元璋杀害的画家们》，《中国文化报》2012年1月6日，第7版。
〔4〕陶喻之《<六逸图>底说张绅》，《苏州文博》总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5〕（清）缪曰藻《寓意录》卷二，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页。
〔6〕清道光二十年徐渭仁校缪曰藻《寓意录》四卷。按：其中“乔介夫”误作“高介夫”，径改。
〔7〕（清）蒋光煦《续修四库全书》之《别下斋书画录七卷补阙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页。
〔8〕范景中《历代墨竹图精选集》序，《历代墨竹图精选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6页。
〔9〕按：此卷现裱于张大千仿作竹石图后，2015年吴湖帆纪念展展出，感谢凌利中先生惠告。
〔10〕（清）李鸿裔《苏邻日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11〕（清）顾文彬《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之《过云楼书画记》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