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代绘画追求表现自然，彰显艺术家的个人修养，产生了经典的山水画与文人绘画，虽也有《清明上河图》《姑苏繁盛图》一类的以城市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出现，但艺术的主流，并非对城市及城市生活的描写。虽然艺术家也大多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本着“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创作目的，其作品仍然以山水题材为主。时至近代，伴随着东西方互通，以及工业文明的勃兴，城市文明得以迅速传播，在古老的东方国度之中，近代文明塑造了上海、广州、南京等一批新兴城市。这一现状直接影响了近代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可以说探讨近代的艺术，离不开探讨城市文明。
20世纪的艺术评论家张若谷、朱应鹏、傅延长在《艺术与城市》一文中就认为：“不谈近代艺术则以，如果我们在近代而要谈艺术，那就万万离不得城市了。”（傅延长、朱应鹏、张若谷《艺术三家言》）画家倪贻德1925年在《艺术之都会化》一文中指出：“我们倘若再一看近代的艺术，则这一种趋向却又渐渐的转过来，换了一个方向，那便是近代的艺术，是慢慢地趋向于实际的人生方面，大都会的生活，变成了他们描写的核心。”（倪贻德《艺术之都会化》）可见，近代的艺术城市化成为了重要的特征之一，艺术家们生活在城市中，创作在城市之中，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文艺作品中。田汉的戏剧、郁达夫的小说无不透露出浓郁的都市情调。
文艺工作者感受到了城市对于近代艺术走向的影响，也乐于表现都市题材，他们敏感地嗅到了世界艺术的都市化走向，而且将这种走向通过美术刊物介绍到国内艺术界。审美情趣的扩大，使得文学上对于城市文化表现的作品丰富起来，同时也带动了戏剧、音乐、美术的共同进步。可以说城市题材艺术作品，体现了近代文艺审美情趣的多元化趋势。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既有开埠通商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大都会如上海，也有传统人文气息浓郁的苏州，景色旖旎、宗教文化浓郁的杭州，以及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南京。未被国际主义风席卷之前的城市各具特色，体现在城市题材风景画中呈现出了人文风景、自然风景并存的多元化的面貌。伴随着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展开，形成了以南京、上海、杭州、苏州为教学基地的，对于画家自身生活场景的描写，以及以杭州、苏州、宁波为写生基地的旅行写生风景两大分类。
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
城市风景画的创作者多为近代美术教育的参与者，有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师王济远、倪贻德，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颜文樑、黄觉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的陈澄波、汪亚尘，国立艺术院的李朴园、方干民，中央大学的徐悲鸿、潘玉良等。他们对于城市的描写，包括了自身生活环境的写照，也包括了城市景观的描绘，作品也成为了美术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包含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教育阶段，成为了实现美育理想的重要工具。
城市为写生提供了重要场所和丰富的题材。长江三角洲地区既有现代都市，亦有传统传承，丰富的城市面貌为旅行写生课程的展开提供了多样的表现题材。率先在长三角城市间旅行写生的，当属上海美专，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一览》一书中，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上海美专首创了旅行写生课程，时间为1918年4月，写生地点为杭州市，文中记述到：“七年四月创行赴各处名胜旅行写生，初次赴西湖，借写白云庵，并举行旅行写生成绩展览会于杭州省教育会。”（摘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一览》的校史部分）上海美专不仅开设了旅行写生课程，进而还成立了写生教育的常设机构—旅行写生系。在上海美专旅行写生章程中记载到：“滋以审美教育粹砺士气，改造社会之用心，特于本期暑期学校，增设旅行写生系。”（《上海美专暑期学校旅行写生系之趣旨及简则》，见《直隶教育旬报》）他们既写都市的忙碌，也写苏州的古朴，同时也热衷于杭州的平淡之美。这些绘画无疑成为了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城市面貌多元化的佐证。
描绘城市风景并展开作品展览活动，除了在美术象牙塔中的教育意义之外，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其对社会的陶冶作用，以及美育理想的社会教育作用。城市的市民阶层是近代迅速扩张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审美意识的提升是美术社会作用的重要环节。林风眠认为：“艺术的杭州只是在提起国人，不要看轻风景对于民性的陶冶，对于繁荣经济这些上头，我想不是没有一些作用。”（林风眠《美术的杭州（导读）》，见《艺术论丛》）刘海粟在《寒假西湖写生日记》也说道：“余之旅行写生，每欲遍游国内，写风土人情，供人展览，裨吾人得以交换智识，此于美感教育、社会教育，均有极大之关系。”（刘海粟《寒假西湖写生日记》，见《美术》杂志1919年第二期）市民最为熟悉的艺术题材莫过于自身生活的环境，城市作为绘画的题材，在写生、创作后展开展览活动，最容易得到市民的参与，并通过品评、欣赏艺术作品，提高审美趣味，得到美的熏陶，这便是城市风景绘画更为宏观教育意义之所在。
情调的表现与弊病的批评
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面貌多元化的发展，近代化带来的城市面貌的改变，以及浪漫的湖景风光所传递出来的独特情调，成为了艺术家表现近代长三角城市的出发点。但当城市风景画的作者们，经过了对于城市情调的陶醉赞颂之后，伴随着市民身份的深化，他们开始认识到城市带来的光辉之后，存在着种种的弊病，流浪、疲倦、纸醉金迷罪恶的批评，渐渐出现在了画面之中。
“以前的艺术是看重情感，而现在的艺术则力求情调之象征，大都会里的情调最是新颖，最是复杂，无怪这一群艺术家都聚在这里去探求灵感去了。”（倪贻德《艺术之都会化》）倪贻德对于这种描绘城市的风景绘画从情感到情调的趋势发出了由衷的感叹。“都会的风景，偶然描写一二，的确能感到现代的，动乱的，急速的情调。”（倪贻德《画人行脚》）现代绘画对于画面节奏感、音乐性的追求是西方绘画的重要特征，倪贻德在其绘画中也将城市中动乱、急促的节奏借助于画面的形式语言予以实践，如《上海南京路》作品中运用了粗重的垂直笔触描绘了南京路两侧的西方建筑，以垂直线条的庄严感衬托城市建筑的雄壮，地面忙碌的人群、穿梭的电车，运用细碎的笔触衬托了城市忙碌的节奏和独有的情调。对于杭州城市的描写，题材也大多集中在了西湖附近，着重的笔墨落在了水影婆娑间的、浪漫情调的表现上。如汪亚尘、李朴园、陈抱一等画家对于西湖的描写均呈现了这种趋势。
在这种情调充斥的时代中，也有冷眼批判着城市弊病的艺术家。评论家李宝泉在《走出艺风社展览会之后》一文中写道：“庞薰琹的‘无题’，灰的色调，疲倦的姿态，颓废的神色，处处表现出都市生活的一种情绪，他的确可以代表上海这大都会生活的描写者了。”（李宝泉《走出艺风社展览之后》）庞薰琹的画面中不再以赞颂的语调，描写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光辉与律动，而转向了描写都市生活带来的疲倦与颓废。
陈秋草和方雪鸪均为白鹅画会的画家，常以水彩、粉画描绘城市生活，在表现都市中瞬息万变的美好光影情调的同时，在他们二人的笔下，更多地开始关注都市之中底层市民的悲惨生活，以及都市中的种种弊病与罪恶。在《秋草雪鸪粉画集》中，陈秋草对于二人1928年的创作以及生活做出了阐释：“凄凉之街，是雪鸪十七年（1928年）夏夜俯瞰街头随感而作，全幅以立体光的措置象征节奏，幽绿的色调表现出凄楚的景况，背景非常写实，街灯是那么惨淡，鬻歌者是那么生涯寥落地踌躇独行……我不禁又感到认识的环境中，能有几个注意到这荒漠冷酷的情味来。”（陈秋草《秋草雪鸪粉画集》）
对于大都市上海的城市弊病的批评，源自现代化带来的忙乱、颓废、厌倦。而对于杭州城市弊病的批评，则源自对于西湖景色的沉溺。一味地描写西湖的旖旎风光，导致了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精神的萎靡。因此，林风眠在《美术的杭州》一文中赞颂了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美育作用，也清楚地指出了杭州城市风景的弊病：“西湖之美向为沉寂之空气所笼罩，益以古人胜迹大有令人玩味不尽者，故办学于此，虽天然之美足以陶情养性之助，而每使体魄益柔使精神萎靡之可能。……西湖之美，余校尽收，西湖之病，余校亦无不尽纠正。”（林风眠《美术的杭州》）潘玉良秦淮河
刘海粟南京夫子庙
陈澄波上海外滩东方情趣的发现刘海粟在1920年考察日本美术的时候认为：“我国近来研究西洋画地底人渐渐底多了，但都是拿因袭为能事的，不晓得艺术一道，东方与西方的民族气质都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本国与他国的风俗人情也亦有表现的特殊一点，倘若专以模仿为能，那么多位拿艺术来支配社会这句话就说不得了。”（刘海粟《日本美术的新印象》）林风眠也认为：“我们的艺术，尤其在城市方面的，在受着西洋的，近代的影响的时候，要希望它完全能够指挥我们自己的国民性，而成为我们自己的国民艺术。”（傅延长、朱应鹏、张若谷《艺术三家言》）中国西洋画的先驱及第一、二代艺术家，学习西洋艺术的目的，具有强烈的复兴中国艺术的使命感，以及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城市风景艺术也不例外地回归到民族艺术语言的探索中来。
倪贻德在前往杭州、苏州、常熟写生之后谈及写生的目的时写道：“现在我们画西洋画的人，常在醉心于东方情趣的发现。”（倪贻德《苏游漫笔》）近代的美术家们正是通过对于东方情趣的发现，逐步探索城市风景艺术的民族化。我国的绘画艺术历经千年演变，其中山水画成为了传统绘画中的重要门类，较之西洋风景艺术的发源要早几百年的时间。可以说，西方绘画与东方绘画最接近的交汇点正是风景艺术。在长三角的近代城市风景画中，这种东方的趣味与抒情特征，首先体现在了城市风景绘画的题材上。如潘玉良绘制的《秦淮河》，表现的正是南京秦淮河两岸魁光阁的中式建筑，以及秦淮河上船只驳岸的东方情趣，而画面左上角的西式建筑以及电线杆排布，也说明着这座城市的现代特征。刘海粟的《南京夫子庙》、王济远的《都门瑞雪》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作品。
苏轼在评论王维的画时曾用“画中有诗”来形容，的确，中国绘画与诗歌有着重要的联系，对于诗意的表现往往在绘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诗意也是东方绘画趣味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艺术家同样也试图以诗意的笔调对城市进行描写，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一系列对于西湖、玄武湖等城市标志性风景的描绘，渗透着诗意的东方趣味。东方趣味的融入，也见证了近代艺术家将西洋艺术融入民族血液的努力。在认清其艺术与人文价值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习作化的不足。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头，长江三角洲依然是我国重要的城市带，城市艺术图像的绘制成为了艺术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议题。控制画面情调的泛化，以人文的视角表现城市的新气象，关注城市生活，表现城市生活，是当代艺术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本文为2017年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编号：G17-ZXLL09。第一作者王卓然为美术学博士、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第二作者朱晓清为美术学硕士。）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