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得所编撰《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张大千画选》，大众出版社1936年出版（台北吴文隆提供）
张善子、张大千摄《黄山画景》，上海锦明玻璃版印刷所1931年出版（台北吴文隆提供）
张大千与他的小猴儿（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提供）
张大千像（成都罗伦建提供）
1941年秋，张大千与甘肃士绅合影（成都罗伦建提供）
1947年，《张大千近作展览目次》（成都罗伦建提供）
在台北摩耶精舍，张大千生前存放古画的铁箱（田洪摄）
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黄宾虹、王震与日本友人合影（成都罗伦建提供）
山田喜美子致张大千信札（局部）2018年是张大千先生逝世35周年，2019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今明两年海内外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浙江大学出版社艺术与出版研究中心、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于2018年6月8日至6月30日联合举办“五百年来一大千—张大千出版文献展”（以下简称“张大千文献展”），特邀田洪、王叔重两位先生为策展人，并编辑展览图录。在百余天的筹备过程中，两位策展人先后前往台湾、四川、上海等地，拜访张大千研究的专家、研究机构以及张大千文献的收藏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并借到一批珍贵的文献展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和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一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张大千文献展”，令人不禁翘擘称赞。
自1921年上海艺苑真赏社出版张大千撰句《魏张黑女志铭集联拓本》至今的近百年来，海内外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传记、年谱、研究专著、展览图录、古书画收藏等（以下统称“出版文献”）难以详计，据不完整的粗略统计，总数约有千余种，可谓百年以来第一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某家机构能够将这些出版文献全部收藏。当今收藏张大千出版文献最多的台北吴文隆先生，也仅收藏了其中的五百种左右（截至2010年），并举办过引起参观者惊叹的“张大千画册暨文献展”。
本次“张大千文献展”和所编的图录，展出及收录了自1936年至2018年海内外出版的部分张大千出版文献。展览图录大致分为五个部分：（一）出版文献；（二）台北吴文隆藏张大千画册；（三）张大千及友人、弟子的信札等，（四）照片，（五）其他文献（书画展目录等）。由于诸多原因，除了第（二）部分为封面高清图片外，其他均为海内外私人及相关机构提供的原件和实物。如就学术性和文献价值而言，这些展品并无异议，尤其是私人收藏的信札均为真迹。以下我根据展览图录，肤浅地谈一点个人的私见。
海内外出版的各种张大千书画作品集、展览画册、拍卖图录等，犹如掌中细沙，难以计数。但一些重要的作品集及重要的画展图录均收入其中，比如台湾历史博物馆1986年至1990年出版的七册精装本《张大千书画集》（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提供），这是海内外所出版的最具权威性的“标准件”书画集。私人能够收藏全套七册者极少，在国内拍卖市场上已是“天价”。美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几次重要的张大千画展图录，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中心《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日本讲谈社1972年英文版）、傅申编著《血战古人：张大千回顾展》（美国沙可乐艺术博物馆1991年英文版）、傅申编著《张大千的世界》（台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巴东主编《张大千九十纪念展书画集》（台湾历史博物馆1988年）、巴东主编《张大千110岁书画纪念特展》（台湾历史博物馆2009年）等，上述的几种展览图录，均为张大千研究和收藏的最重要的出版文献，它们最为关键一点是所收入的书画作品无一伪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画伪作就是伪文献，尤其是伪作上的题跋，它们极具欺骗性和误导性。我曾见过国内两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私人收藏的张大千画集，几乎全是“一眼假”伪作。真令人瞠目结舌，愤慨难言。
私人收藏张大千画作的出版文献，推荐高美庆编《梅云堂藏张大千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3年版，傅申提供），收入张大千历年画作一百余件。高岭梅（1913—1993），斋号梅云堂，江苏南京人。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早年在南京从事贸易和开设美伦照相馆，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1944年，张大千敦煌归来在成都举办画展，高、张两人结识定交。1949年高氏定居香港，先后开设香港和台北国际摄影公司，后又成立香港高氏东方艺术公司，成为张大千在香港的主要经纪人和策展人。高岭梅收藏的张大千绘画精而多，香港苏富比曾两次举行高氏收藏张大千绘画的专场拍卖，均以“天价”成交，轰动一时。
张大千是近百年来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之一，除了他的书画艺术外，近十年来对他的书画鉴藏研究也已成了一门显学。尽管张大千的收藏中有伪赝或存疑之作，有时也带有某些商业目的，但绝不可小觑他的鉴藏成就。张大千1947年就在上海印行《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元明清画十二件），不知当时是否有营销宣传之意？1956年，他又花费重金委托日本京都便利堂印制《大风堂名迹》四集（成都诗婢家提供），其中绝大多数藏品随后均被他变卖，成了过眼云烟。张大千编、香港高氏东方艺术公司1978年出版《清湘老人书画编年》，这是研究石涛书画的一部重要资料书。虽然其中有存疑之作，甚至有人怀疑其中可能还有张大千自己的“杰作”，但此书的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张大千曾收藏过赵孟頫款《九歌》书画册（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书画册先后三次由三家出版机构出版：1947年上海大风堂（李秋君题签），1958年日本京都便利堂，1973年台湾学海出版社。本次展出的是大风堂和学海出版社两种印本。其实，此书画册中之画实为元人张渥所作，但其中《云中君》一图，因原作已佚，张大千认为是明末清初人补画。小楷书法《九歌》则是元人俞和伪款赵孟頫之作。张大千在书画册末钤有“大千之宝”和“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等鉴藏印，另有一方白文方印“宛君侍读”，此是三夫人杨宛君之印，颇为稀见。当年红颜侍读，文房闲情，可以想象。
自1968年中国台湾地区新闻记者谢家孝的《张大千的世界》出版以来，海内外出版有近百种的张大千传记、口述回忆录、年谱等书籍，但绝大多数的著作极少有文献史料价值。其中有些所谓的传记纯属东抄西摘或道听途说之作，将本应真实严谨的人物传记，写成了随意虚构、想象和以讹传讹的演义小说。
张大千曾经对谢家孝作过口述回忆，谢氏将这些采访文字整理后出版了《张大千的世界》（台湾徵信新闻社1968年版）一书。此书后来由台湾时报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三次再印，堪称洛阳纸贵，后又更名为《张大千传》出版（台湾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尽管此书中张大千口述的某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值得商榷，但它毕竟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张大千传记，也是研究张大千生平的必备参考书，也成为后来海内外诸多的张大千传记、小说和影视作品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另外，推荐本次展出的许启泰著《张大千的八德园世界：1953—1989》（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冯幼衡著《形象之外：张大千的生活和艺术》（台湾九歌出版社1983年版）、王之一著《我的朋友张大千》（台湾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等，上述著作皆为张大千的生前好友或英文秘书所写，均不作宏大叙述，着重于日常琐事和生活细节，内容大多真实可信，且富有情趣。名人传记的第一要义是真实可信，否则即是消遣娱乐的小说。
在“张大千文献展”展出的信札中，有友人、弟子、情人等的书信原件，大多为同一藏家所提供，真伪无异议。其中有沈苇窗、高岭梅、侯北人、马晋、苏立文、方召麟、匡仲英、王旦旦、李乔峰、李顺华以及张大千和山田喜美子等。张大千可能是当代书画家中一生写信最多之人，他单就写给挚友张目寒的信，可能就有三五百封之多。可参阅本次展出的《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欣赏》（东方艺都拍卖公司2010年印）、陈步一编《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但张大千1949年以前留世的信件却极少，而绝大部分是1949年以后在海外所写，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张大千前半生的一大缺憾。张大千的信札，是研究他生平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本次文献展有十二件张大千写给日本情人山田喜美子小姐（张大千改名为山田喜媺子，1932—2014）的信札原件及实寄封，均为北京保利2015年秋拍“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专场中的拍品，为私人藏家所提供。当时这批信札中的“想起在偕乐园，您每天是陪着我洗澡，照应我换衣服”（拍卖编号863）；“你的长头发剪了没有？做梦都看你在梳头。我是多么喜欢你的长头发唷”（拍卖编号860）等语，曾经“脍炙人口”，成为大千情书“名迹”，而且均以高价成交。张大千是性情中人，他在友人、家人、弟子等面前，或许会有几分矜持，但在写给情人的信中，其真情袒露无遗，也使后人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张大千，而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另外还有一封山田喜美子用毛笔写给张大千的信，无具体年份和实寄封：“大千先生：好久不见了，您好么？近来怎么样？我总是惦念大千先生的身体。差不多以前，到香港去时和回东京之后，给您两封写信了，但是没有回信。在香港大千先生的展览会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一月四日）见面了冯姐姐，她告诉我‘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东京’。我等了您，可是没有甚么消息。一直在巴西住么？我希望见面大千先生。我从去年到今年去旅行冲绳、台湾、香港、澳门才回来的，很快乐了。特别喜欢台湾的风景，阿里山的出阳，在鹅銮鼻遥望巴西海峡的时，我想大千先生。巴西快到冬天了罢？东京又不很冷又不很热，真是好的气候，现在开的蔷薇很好看。我希望大千先生的回信一定给我罢？祝您健康！请先生替我令郎令媛问好⋯⋯”
山田的中文信虽然写的不是十分通顺，但已是难能可贵了，而且小楷也写得娟秀灵动。此信虽然没有具体年份，但信中提及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初的张大千香港画展，即东方学会主办在香港大会堂八楼的“张大千近作展览”。山田遇见了大千女弟子冯璧池（冯姐姐），并告诉她“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东京”，由此可知此信应该写于1967年6月3日。这是一件有价值的文献。如要研究张大千的后半生，山田喜美子此人非常重要，仅次于四夫人徐雯波。
我曾在《张大千东瀛之恋》（拙著《近世艺林掌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一文中，根据“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中的张大千写给山田小姐的五十余封信推测：张大千后来与山田断绝往来，应该是在1962年某月，或是春夏，或在秋季。而山田的这封信，足以证明张大千和山田在1967年6月之前还未断绝往来。但不知何故，张大千已经不回她的信了。究竟是张大千没有收到信，还是给其他人私下藏匿或销毁了？有关张大千与山田绝交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案。
在“张大千文献展”中，还有许多展品值得一说，可惜难以在此一一详述。张大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能够真正地了解他。而研究者也仅是凭借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作出个人的某些评判而已，且不无主观局限或自由心证。但通过此次的文献展，人们多了一种视角来进一步审视或走近张大千，犹如“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这或许就是“张大千出版文献展”的学术意义所在吧？
傅申先生在《血战古人的张大千》一文中曾说过：“张大千在绘画上，范围之广、幅度之宽、功力之深、天赋之高、精进之勤、超越之速、自期之远、自负之高、成就之大，不论你喜不喜欢他，不得不承认，他不但是近代大家之一，也是整个绘画史上的大家之一。”（傅著《张大千的世界》）在中国绘画史上，有许多高峰是后人永远都无法翻越的，只能仰望观止，而张大千也无疑是其中的高峰之一。
（作者为独立学者，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