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兴观群怨”中所谓“兴”，即指抒发情志；所谓“观”，是说体察万物；所谓“群”，讲述人际沟通；所谓“怨”，在谈讽谏怨刺。总而言之，“兴观群怨”说的是人格确立、格物致知、厚敦合群、干预生活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
文彭俐
自古以来，中国曲艺艺人自觉不自觉地担当了道德观念与伦理观念普及的角色。他们，并自始至终地起着社会价值引领的作用，只是他们所使用的方式不是“说教”，而是“说唱”。或许，此前人们只注意到曲艺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却多少忽略了其教化功能。都说“说书唱曲是劝人方”，说得在理，说得也在行，事情的确是这样，历史和现实都是这样：
在中国曲艺艺人的说唱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朴素无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自己的原创宗教。因此，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宗教大国，却堪称一个曲艺大国。
数千年以来，我们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艺人无数、曲种繁多、作品宏富、经典传习，犹如万千涓涓细流流淌不息，最终汇聚成一片大海汪洋，赏心悦目，蔚为壮观。在学术界，我们有儒学所阐述的知识层面的伦理道德；在艺术界，我们亦有曲艺所传递的娱乐层面的道德伦理。二者联手，多少弥补了宗教不在的缺失。
如果说书唱曲不是劝人方，那么什么还是劝人方呢？！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前半叶，当我们在老北京的书茶馆里悠闲地啜茗，倾听评书大师连阔如先生声情并茂的演说他最拿手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为故事情节一再起伏跌宕、生死存亡总是悬念丛生而陶醉时，难道我们不是深深地沉浸在一种重情重义、爱国爱民、舍死忘生的英雄门所诠释的道德美感中？难道我们不是被刘备、诸葛亮、关云长、赵云和岳飞们的心地纯良、性情温厚、品行端正、人格高尚所感动？
再让我们来到早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像每一位中国人一样带着大年三十晚上的好心情，欣赏相声艺术家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以及此后）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巧立名目》，在为针砭时弊的对官场形式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的揭露、讽刺而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时，我们难道不是在和相声表演者一道很严肃、很认真地认可和支持一种正直的观点和正义的理念？
是的，曲艺艺术本身所具备的社会价值引领的责任和使命，一直都在每一次曲艺人的演出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和最完美的实现。这让我们不仅为之感动，而且也为曲艺和曲艺人感到喜悦和骄傲。
社会价值引领的最基本、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便是人间的善恶相分，美丑甄别，真假辨识，也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确立，还是家国情怀、道德信念、真理意识的培植，以及民族文化历史认同感、人类人文精神和思想的养成，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素质的熏陶与完善。无疑，除了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两大重要因素以外，各种门类艺术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明显。而在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影视等诸种艺术中，曲艺艺术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和功能尤其突出，其在现实生活中独特的引领作为与效率明显。
中国曲艺是社会价值引领的重要引擎。
而且，我们相信，并且坚信，它是功能强劲、动力十足、满街跑的至少12个缸的大马力引擎发动机。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价值引领，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教化功能的实施。
引领之功谁属？教化之责谁当？相比而言，尽管曲艺比文学浅显、直白；比音乐通俗，易懂；比绘画鲜活、生动；比雕塑活泼，有趣；比戏剧短小，灵活；比影视简单，直观……然而，曲艺自身的优越性也十分突出，非上述诸种艺术形式所能比拟。不可否认，作为说唱艺术的曲艺，比其他种类的艺术更为广大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即更容易、更方便被听见看见，乃至常常引起街谈巷议，每每口口相传，不光雅俗共赏，而且老少咸宜，且其“一人一台戏”的特点鲜明，使得其行动便利，机动性强，尤其不受演出场地和设备以及其他物质条件所限制。因此，它的绝不隔靴搔痒而是入木三分、从不皇顾左右而是直指人心的介入人生，影响习俗，塑造人伦，濡染世风的那种渗透力、影响力、作用力和感召力都显得无与伦比，而又无可替代。曲艺，不愧是我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潜移默化的催化剂和清新剂，真正是春风化雨有其词，润物无声有其曲，虽不载歌载舞，却也有说有唱，凡是有云朵飘过的地方就有琴弦，凡是有清风吹拂的地方就有板鼓，中华大地上美丽的山川湖泊随处都是曲艺人表演的舞台，岁月流转，薪火不断，代代相传中国心，生生不息华夏情。
如前所说，曲艺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是曲艺艺术自身扎根民间土壤，根深叶茂茁壮，浓荫蔽日乘凉，服务苍生万方的特有属性所决定。这就如同1000多年前，宋代大词人柳永的作品广为民间喜爱、传扬一样，那时人们说“凡有井水处，便能歌柳词”，而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凡有炊烟处，便能说书唱曲。曲艺的民间性与亲民性，早已被大量的生活事实所验证，就像不忌讳大量使用俚语、俗语的词人柳永的歌咏曾经深受人们喜爱，我们今天的曲艺人以其通俗随俗而又不同流俗的说唱，也当得有脚阳春、天下说项的赞誉。曲艺人和曲艺作品的触角，既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也可触摸到社会生活的最高端；既能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可发散至社会生活的每个中心。可以说，正是曲艺，惟有曲艺，幸亏曲艺，占据着社会最广大的生活领域和空间，它的身影和声音无所不在，它的情感和思想无所不包，它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它的低吟浅唱尽是辞赋。任何其他艺术的足迹和影响力所不可及之处，都是曲艺轻松自在、唾手可得的栖息之地。我们可以轻易找到从来没有或者很少阅读小说、散文、诗歌的人，却很难遇到一个从来没有或者根本不愿听评书和故事的人；我们可以轻易找到从来没有走进或者很少走进大剧院、音乐厅看芭蕾舞、听交响乐的人，却很难见到一个从来没有或者根本拒绝听相声、看相声表演的人；我们可以轻易找到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去博物馆、美术馆看雕塑展览与绘画展出的人，却很难碰到一个从来没有或者根本不屑欣赏北方鼓曲和南方评弹的人。
中国曲艺就是这样与中国大众，与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息息相关，也与中国大众与每一个人的脉搏律动都声声相应。在我们中国人的血管中有曲艺的基因流淌，在我们中国人的骨髓里有曲艺的因子深藏。我们正是被古老的说唱艺术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道德训诫所哺育，才长成了今天我们身躯高大、德智无亏的自己，长成了我们关于善恶、美丑、真假的基本理念，长成了我们同情弱者、爱护生命、欣赏正直、乐于助人的良好品性，长成了我们知道惜时爱物、懂得报恩、渴望付出、眷恋家园、甘愿奉献、精忠报国的美好情操……
中国曲艺的社会价值引领之功用非自今日始，而恰逢今日隆。
何也？一句话，人们厌倦说教，却喜欢说唱。人心易于享受视听愉悦，而难于接受高台训诫。此乃人之本性与天性使然，本就难以改变，而人类先人有德且有知，便发明了“寓教于乐”之说。此说，滥觞于古希腊、罗马的先贤——贺拉斯与亚里士多德等大力阐述、弘扬之。其核心理念是“诗（艺术）应该带给人益处与乐趣，既给生命以快感，又对生活有所帮助”。中国古代先哲亦有相关思想与言论，孔子所谓“兴观群怨”之说是也，见于《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古罗马贺拉斯的主张“寓教于乐”也好，中国孔子的观点“兴观群怨”也罢，两位东西方的先哲，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艺术的美学特质与教育功能，也就是在诠释和提倡其“社会价值引领作用”。
孔子“兴观群怨”中所谓“兴”，即指抒发情志；所谓“观”，是说体察万物；所谓“群”，讲述人际沟通；所谓“怨”，在谈讽谏怨刺。总而言之，“兴观群怨”说的是人格确立、格物致知、厚敦合群、干预生活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
中国曲艺人在古往今来的“兴观群怨”的社会价值引领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不同的曲艺品种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关于抒发情志、感动人心的“兴”，主要体现于“曲艺音乐”的牌子曲、弹词、鼓曲、琴书、道情等艺术形式中；而观察人伦、体认社会的“观”与和衷共济、和而不流的“群”，则更多地表现在“评书”艺术形式里；至于嘲讽假丑恶、褒扬真善美、行使美刺之职责的“怨”，则集中凸显于“相声”艺术形式下。
可以自豪地宣称，在强调讽刺功能的“怨”这一点上，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恐怕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比肩相声，能够比其在行使“怨”的职责和使命时，更具有魅力、张力和感染力。在此，仅举一例：
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历史时刻，相声艺术家常宝华、常贵田曾经创作、演出了记录历史又针砭时弊的著名相声《帽子工厂》，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大帽子”满天飞、害得社会中人人自危的丑恶现象无情地揭露，深刻地嘲弄，并且警示后人，告诫来者。
其实，相声的讽刺功能之强、“怨”力之大，由来有自，有目共睹。前辈相声大师马三立、张庆森就曾说过名段《开会迷》，讽刺带有普遍性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作风、文山会海之社会弊端。诸如“买脸盆也开个会”、“买盒粉笔也开个会”的幽默语言，让观众听了既感到滑稽，又感到悲哀。当然，马三立也多少因为这样的讽刺相声而蒙冤，在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马三立先生至少有三个相声段子让他占据“讽刺相声”的大舞台的中心位置，令人肃然起敬：相声《开会迷》、相声《十点钟开始》（与王凤山合说，讽刺华而不实、自吹自擂的人）、相声《似曾相识的人》（与王凤山合说，讽刺不作为的官员善于刁难人）。在这类讽刺相声中，其社会价值的引领作用是通过与歌颂相反的“逆向”的讽喻方式来完成的，但其引领作用似乎比“正面”的歌颂还要坚实而有力。另外，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也有类似这般犀利的讽刺相声存世，比如与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离婚前奏曲》，深入讽刺了建国初期干部的腐化。
社会价值引领也可以是“双轨制”，不是“单轨制”。
正面歌颂、赞美真善美是引领，反面批评、讽刺假丑恶也是引领。
我们从中国传统曲艺经典作品中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与传统美德，并发现曲艺人在社会价值引领中的积极作用。同样，我们也从现实生活中看到曲艺人和曲艺作品的“寓教于乐”与“兴观群怨”的引导作为与意义。
中国曲艺社会价值引领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词是一样的，都是两个字——“良心”。
自古以来，中国不是一个法律大国。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像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在位）所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样的法律典籍；没有出现过像古罗马制定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49年）那样的“国家立法纪念碑式”的相对完备的法律文献；也没有出现过像法国拿破仑时期制定的“人类历史上的典范性法典”——《拿破仑法典》（1804年，又名《法国民法典》）那样的法律范本（包括自有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个无影无形而又有板有眼的法庭或曰法典，它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叫做“良心”。
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我们中华民族凭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也就是“良心”，来规范我们的社会行为，并且成为我们的生活准则。
深圳曲艺家协会主席吴金富创作的快板书《良心债》，之所以能在第三届广东省曲艺大赛上获得一等奖（节目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传播了中国文化的正能量的核心——“良心”。“良心”，是中国广大民众的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无独有偶，天津铁片大鼓名演员姚雪芬，也演唱过新题材曲目，如铁片大鼓《良心》。张家港市曲艺家协会主席、评弹艺术家季静娟以现代短篇弹词《良心》参赛，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评书演员邵军荣创作并演说评书《良心何在》，描述当代人身边发生的故事。央视综艺栏目播出同样是现代题材的小品《天地良心》，由杨鹏、姜建周、刘美丽演出。相声演员郭德纲、于谦在说相声《良心》。中国曲艺网则刊登原创小品剧本《良心》……我们见到无数曲艺人在不知不觉中，仿佛凭着本能就奔着“良心”去了，他们的看家本领“靠墙”“撂地”靠的就是“良心”，而他们最想告诉人们的事情、最想抖的包袱也是“良心”，他们传递着“良心”的意识、感觉、信念与修为，也一路播撒着“良心”的种子在人间……
中国曲艺的社会价值引领无处不在，也全都凭借着曲艺人自己的一颗“良心”。
2013年，北京曲艺人发起、组织的“曲艺传递正能量，共筑美丽中国梦”——首届“艺韵北京”北京市曲艺大赛，是一种城市文明建设。同样，2014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组织的“我们的价值观——曲艺走基层全国百场巡演”活动，更是一种更大规模的中华传统美德与价值观的弘扬，并以“国是家”“勤为本”“俭养德”“诚立身”“孝当先”作为五个鲜明主题。同时，还有2015年中国文联文艺培训志愿服务项目——曲艺培训在部分省市和城乡落实，有效到地开展工作，也是在学术和表演两个领域、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进行曲艺美学的普及，并为曲艺社会功能最大化而做出努力。
正是，如何让中国曲艺的社会引领作用和功能最大化、日常化，并保持连贯性与持久性，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张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