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我考入了禹城一中并参加了校文工团，到县文化馆禹城分馆借阅《曲艺》杂志更成了每个月的必备功课，而从上面摘录的曲艺作品——如快板《油灯碗》《倒煤》《扒墙头》，相声《找舅舅》《画像》《五红图》《扒马褂》《妙语惊人》等——也成了学校节日联欢会上我的保留节目。《曲艺》开扩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表演经历，并使我萌发了以后要成为一名山东快书演员或相声演员的想法。
中学毕业后，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但我热爱曲艺的心没变。不论是参加村里的文艺活动还是文化馆的文艺活动，我都要从图书室借上几本《曲艺》带上，从上面挑选节目排演。几年间，我从《曲艺》上选演的有快板书《金门宴》《劫刑车》《火药枪》，对口快板《学雷锋》《巧遇好八连》《三代羊倌》，山东快书《靠》《赔茶壶》，评书《江姐上船》《肖飞买药》，相声《英雄小八路》《美蒋劳军记》《1等于几》《假灶王》《女队长》《三八作风》和单口相声《黄半仙》等。这些节目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这一时期，我也开始用心学习《曲艺》上刊发的罗荣寿、王长友、侯宝林等相声名家撰写的有关相声创演的文章，从理论上提高自己相声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丰富自己的曲艺知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从1965年开始，我尝试着自己创作快板和相声。1966年春，我创作的相声《神枪手》，被选中参加了德州地区民兵汇演。在沿河宣传队期间，我创作并表演的关于根治海河的相声《采访记》，在德州地区文艺汇演中获了奖，并被选编进了德州地区革委会政治部编印的《春节文艺演唱材料》。这最初的成果更提高了我对曲艺的热情。
“文革”期间，《曲艺》停刊，使我骤然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个中苦闷难以言表。这段时间里，我只能翻出几本偷偷藏起来的《曲艺》过刊，翻来覆去地看，从中寻找乐趣。
粉碎“四人帮”后，《曲艺》复刊，我的良师益友又回来了，我又开始到文化馆借来阅读并从上面选我喜欢的相声。在业余活动中，我先后表演了《曲艺》上刊登的《财迷丈人》《儿女赞》《假大空》《产房外》等相声作品。
1979年，我写的《多为农民写点相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在《曲艺》第八期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曲艺》上发表文字。周围的乡亲们都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们也希望看到、听到更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好相声。1986年，我发现有很多曲艺团队为了经济利益丢弃了曲艺本行改演现代歌舞，就写了一篇《改革不要改行》的文章，投寄给《曲艺》杂志，这篇文章还真被《曲艺》发表了。当时济南市曲艺团团长刘延广老师见了我说：“世森，你的文章我看了，你说的对，我们曲艺团就要坚持曲艺表演，改革要在曲艺的基础上改，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把曲艺的根丢了，这也是我的心声。”
尽管所写的文章发表的不多，但《曲艺》杂志社的编辑老师们都复信给予了指导和鼓励，还诚恳地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也是对我这个业余爱好者的支持和帮助。三十余年来，我还积极参加《曲艺》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活动，保持着与《曲艺》密切的联系。我在一如既往关注作品的同时，也开始留意同期发表的曲艺动态、信息和理论文章，其中的重点我都作了摘录并写读书笔记，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和表演。正是这种坚持，开扩了我的创作思路，提升了我的表演技巧，让我的作品能在全国、省、市多次获奖。
1989年，“禹王亭杯”全国相声大赛在禹城举行。没想到的是，《曲艺》杂志社老编辑常祥霖老师专门让人找我。在禹城宾馆，常祥霖老师亲切地与我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首先对我多年来坚持曲艺创作给予了鼓励，又对我投寄给曲艺的几篇相声作品和文章谈了他的看法，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还对我新写的一段化装相声《土地爷哀叹调》提出了修改意见。虽然时隔多年，但当时情景，如在昨日，那一番交谈，真可谓是“片言敌万语”。也正是在那次交谈后，他介绍我认识了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先生，并为我与这位相声名家拍照。
1992年，我创作的相声《能这样吗》，参加由《曲艺》杂志社与大连市西岗区政府联合举办的“西岗杯”相声新作征文大赛，获得了三等奖。到大连领奖期间，我有幸结识了王决、戴宏森、王丹蕾、李志、郭鸿玉等《曲艺》的老编辑，聆听了他们关于相声创作的讲座。在休息时间与王决、戴宏森、李志、郭鸿玉四位老师散步时，他们还对我的作品修改给予了热心的指导。并向我介绍了马三立、侯宝林、马季等相声名家的表演风格和特点，谈了王鸣禄、夏雨田的相声创作。这让我这个初窥门径者发现了登堂入室的阶梯。这次活动不但增进了我与《曲艺》杂志社编辑的友谊，更进一步激发了我相声创作的热情。征文结束后，我创作的相声《能这样吗》在《曲艺》发表。这一相声由我与高明华合说，在齐鲁电视台“星光50”栏目录制播放。
1996年，我创作的讽刺干部“四风”的相声《没有》在《曲艺》发表。2005年，这一相声由《曲艺》推荐入选《全国廉政丛书——曲艺卷》。当时有人担心该作品针对性太强，没能将之搬上舞台。没想到的是，在2014年，为配合宣传中央八项规定和在全国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市里组织专题巡回演出，我市艺术团排演了《没有》这一直刺干部“四风”的相声，受到了领导和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演出后，群众反映说：“这一相声，辛辣地讽刺了党员干部中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四风’危害的深恶痛绝，今天领导能坐在这里听这样辣味十足的相声，还与群众一起大笑鼓掌，说明领导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提高了对‘四风’危害的认识。这一相声刺到了一些人的痛处，让他们红红脸、出出汗，好啊！”
2003年“非典”期间，我赶写的对口快板《众志成城抗非典》在《曲艺》上发表。山东省艺术馆、德州市艺术馆和我们禹城市广播电视台把这一节目录制成光盘，下发到企业、机关、学校、农村（当时为防“非典”停办大型集会和活动）用各种传播媒介播放，对宣传预防“非典”知识和鼓舞人们抗击“非典”的斗志起了一定的作用，还活跃了这一非常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虽然没能入师门学习，但靠听广播，阅读书刊特别是阅读《曲艺》杂志，我从一个农民成为了一名群众文化干部，并被吸收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我的兴趣也从创作、建议逐步扩展到曲艺评论。我撰写的评论文章《从一幅漫画谈相声》《相声演员肚子是杂货铺》、书评《四大本—相声最好的教科书》先后在《曲艺》上发表，这更加激发了我研究相声的情趣。
现在，我虽然是年过七旬的老翁，但仍然是《曲艺》忠实的读者，每期必读。我仍然愿把自己写出的作品投寄给《曲艺》，积极参加《曲艺》举办的各类活动。《曲艺》永远是我最好的老师和亲密的朋友。在《曲艺》创刊6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曲艺》杂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创新、越办越好，成为曲艺工作者和曲艺爱好者永远的良师益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责任编辑/马瑜）
我衷心祝愿《曲艺》杂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创新、越办越好，成为曲艺工作者和曲艺爱好者永远的良师益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