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陕北说书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月，也没有完全绝迹。追溯起来，毛泽东听过陕北说书，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是把“传统书”换成了“新书”。所谓“传统书”就是叙述“忠臣良将，才子佳人”的书，所谓“新书”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歌唱社会主义新人的书。我在2013年4月采访子洲县老君殿艺人封树生时，曾亲眼见过当时县革委会颁发给这些艺人的“演出证”。在允许演唱的曲目栏里，只有《王贵与李香香》《智取威虎山》《刘巧团圆》《翻身记》等少数几个曲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传统书”才得以彻底复兴。压抑了许久的人们仿佛流浪多年又找到了家，对传统书目的渴望如井喷般地爆发了出来。在这场由“新书”到“传统书”的回归运动中，有一个艺人居功至伟，他就是张俊功。张俊功，陕西横山人，幼年发烧导致左眼失明，后随叔父逃难到了甘泉。成年后拜当地艺人张金福为师学习说书，过着“东飘西荡，有今没明”的日子。八十年代初，他视政策宽松，便承包了“甘泉县曲艺队”，带领男女弟子多名，下乡演出，卖票说书，一举成名。那时，走在延安、榆林的街上，满大街听到的都是他的《懒大嫂》和《武二郎打会》的磁带录音。走到乡下，你随便问一个农民，他可能并不知道那些我们认为如雷贯耳的人名，但提起张俊功的大名，没有不知道的。
张俊功对陕北说书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他开创的革新运动，使陕北说书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从音乐上讲，他把陕北说书从过去沉闷单调的“靠山老调”里解放出来，大量吸收道情、眉户、碗碗腔、秧歌、戏剧、电影对白等元素，打造出一种他自己命名为“眉花调”的说书音乐。在表演形式上也大胆突破，将韩起祥时代的“一人弹唱，他人帮腔”的“坐场书”，改为“一人站唱，多人应和”的“走场书”。这样，主唱人的身体得以解放，说书的表演空间得到了极大释放，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陕北说书的表现力。尤其重要的是，书的内容，从张俊功开始又恢复了千百年来“才子佳人，忠臣良将”的话本传统，抛开了单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路子。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创新”不过是“找旧”，把旧的东西找出来，并发扬光大，其意就是在“创新”。
二
遗憾的是，陕北说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算起，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变迁，到今天虽不敢说“日薄西山”，但也可以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作品太少。
曲艺行当有一句艺谚，叫“生书熟戏”。说的是，书要听生的，因为它有扣子，有悬念，有包袱，有兜底。也就是艺人们说的“书有关口将有名”。如果听众事先知道这本书的每一个关口、每一个将名，听着就没意思了，这书也就说不下去了。但戏就不一样，戏一定要熟。只有熟了，才能跟着摇头晃脑地哼，才能咂摸其中的韵味儿。情节、故事对欣赏者来说倒是次要的。但对陕北说书的听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生书”太少。“传统书”再好，也已经听了三十多年了，无论是“相公找姑娘”（才子佳人题材），还是“奸臣害忠良”（忠臣良将题材），都已经听腻了。用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说，就是“没有一个走心的，全都是套路”。
这种套路对欣赏者而言，不仅失于“太熟悉”，而且也太长了。陕北说书长的叫“本”，短的叫“段”，“本书”最短的也要说三五天，再长的就要半月二十天才能说完。短段子，也叫小弯弯，只能用在正本书的开场阶段。在农业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慢，长夜漫漫，人们正好可以借大本书消磨时光。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一家人还口愿（给神灵许下的布施），请来一个书匠，正好赶上下连阴雨。这个书匠就挨家挨户走，从村东头说到村西头，用了整整半个月。每家招待他，都拿出当时最好的东西—杂面（一种用豌豆混合其他豆子磨成的面粉）。结果是，这个书匠吃了半个月杂面，吐了几次，这辈子就再也不吃杂面了。
随着农业时代的消亡，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即使在农村，也很难再有那样的闲暇时光供人们消磨了。年轻人到庙会上听书，都在后面，脚尖着地，屁股却不离摩托，听个十来八分钟，就一溜烟跑了。留下的都是戴白帽帽的老婆儿老汉儿，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听。这个场景昭示着陕北说书的确到了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年轻人说，这些“相公找姑娘”、“奸臣害忠良”的事，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他们希望听到一些反映现实生活与当前社会变革的书，但这样的作品太少了。
审美与宣传、艺术与政治并不是对立的。只是先存了一个政治概念，然后试图拿这个概念绳墨所有的艺术，最后的结果当然只能是两败俱伤。
三
艺人们有表演的能力，但没有创作的能力。有创作能力的文化人，由于版权得不到保护，又几乎拿不到稿费，自然就没有人愿意写了。
政府有时为了配合某项政策宣传，也会请一些当地的文人编一些书词，交给艺人来演。但基本上都是标语口号，跟艺术不沾边。比如，为计生办演出，他们就唱“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为林业局演出，他们就唱“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多么简单粗暴。除了宣传当地风景名胜、历史名人、特色小吃的段子间或还有一二可观者，这些“宣传品”基本上都是些没心没肺的东西，时过境迁就成了垃圾。
在当前国际国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大背景下，政府想有一些作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何处理艺术与宣传的关系，却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对艺人们来说，如何解决审美理想与宣传诉求的矛盾，其实就是一个如何解决艺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本来，一个艺人想借政府的平台壮大自己，或养家糊口，都无可厚非。“才子佳人，忠臣良将”不也是皇帝集权时代的“主旋律”？“忠孝节义”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审美与宣传、艺术与政治并不是对立的。只是先存了一个政治概念，然后试图拿这个概念绳墨所有的艺术，最后的结果当然只能是两败俱伤。
过去有一句话叫“寓教于乐”，就是把教化蕴涵在娱乐中，但现在好多作品是“寓教于教”，除了教化，还是教化。还有一句老话叫“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话说起来容易，朗朗上口，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一个合乎人情世理的价值观指引，又急着要“高于生活”，最后只能是粉饰太平，靠“人为”来“拔高”生活。这样“弄巧”的产物由八部样板戏可见一斑。
四
除了政府组织人马编写的“宣传书”，艺人们有时也或即兴，或有目的地编创一些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段子。其中也不乏一些书理通顺、词句整饬、板式丰富、情节曲折的好作品，如李立山的《咱是说书唱曲的人》，熊竹英的《亲儿不认娘》，殷春的《赌逼妻泪》，高小青的《延安十三县》，范江的《逛陕北》，艾绍青的《横山婆姨横山汉》等，但应该说，像这类在思想和艺术、音乐和文学几方面都经得起推敲的作品极少，大部分流于低俗，如网上流传的《局长串门子》《妻姐姐戏妹夫》之类，简直可以说“诲淫诲盗”。
如果说“宣传书”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处理权力和文化的关系问题，那么，艺人们创作的面对老百姓的“创作书”，就是一个如何处理市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艺人们来说，如何解决审美理想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其实就是一个如何解决艺术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本来嘛，艺人们卖艺为生，没有谁发给工资，他们靠市场养家糊口，因而首先考虑市场需求，是天经地义的。大师张俊功就是靠一张绣口、一把三弦打出锦绣江山的。古往今来哪个艺人不重视观众的口味？因而，市场与审美、艺术与生活并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只是假如先在心里把观众想得俗滥，然后依这个观念编一些段子迎合他们，最后当然出不了好作品。
如果说好多“宣传书”是“寓教于教”，那么，这些低俗的“创作书”就是“寓乐于乐”。就是只要能让观众笑起来，什么脸面、尊严、伦理都可以不要。一切为了搞笑。实际上，人性是复杂的，有低俗向下的一面，也有高雅向上的一面。真正十恶不赦的恶棍，与全无恶意的圣人都是极少的。就看一个艺术家存了什么理念，拿什么价值衡量进而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了。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话没错。如果说拿一套虚假的高耸入云的政治标准绳墨所有的艺术作品是“人为拔高”的话，那么，以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迎合人性中的低级下流，就是“故意降低”生活。
我并不反对娱乐，相反，我认为一切文学艺术说到底还是要温暖人心的。娱乐本身可以释放人心中的痛楚、苦毒，从而达到净化人心的目的。因而，陕北说书中有好多流传百年的作品，就是为娱乐而娱乐的。如《大脚娘》《妨女婿》，前者极尽夸张，形容一个女子的脚大，但自始至终没有说这个女子的脚到底有多大，而是说给她做一双鞋——“三年的底子二年的帮”，共用了五年时间。缝的时候，请了12个鞋匠用了一夜两半天，“最后还差一点鞋尖尖”。做好后，抬不动，当时又没有吊车，只好叫了24个后生抬着，才勉勉强强穿上了。我称之为陕北的《巨人传》。后者也极尽夸张，叙写一个女子的“命硬”：结婚当天，花轿一落，就妨死一条狗、一只下蛋鸡、一头老犍牛、一匹老草驴，以及小姑子、婆婆、公公和新女婿，共四条人命，四条“兽命”。最后由于婆家的人畜都死光了，不得已返回娘家，当晚娘家来了个小偷，也妨死在了窟窿里。你说这两个段子，里面是有“忠”，还是有“孝”？既没有劝善，也没有止恶，但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并流传下来，正由于它的艺术性。它通过怪诞的想象、奇谲的夸张、幽默的语言，把陕北说书的张力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一些手机段子，编得非常好，尤其是一些讽刺性作品，不仅内容贴近现实，能抓住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而且构思精巧，往往出人意料，语言入木三分，堪称“含泪的微笑”。只要有心人将它们略微转化，铺陈敷衍，就能成为一个个经典的说书段子。可惜朝这方面努力的艺人太少。一方面是由于不赚钱，下了很大的功夫而版权得不到保护，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让你哭笑不得；另一方面，还是由于识见不够，目力有限，看不到这些东西的价值，自然不知道怎样改编。说到底，还是在思想、观念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独立的判断和见解。因而，不知道拿什么来观照和思考生活。用老话说就是，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责任编辑/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