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人物被“神圣化”或“妖魔化”
曲艺文学中的历史人物塑造往往遵循“二元对立”的原则，即善恶分明、正邪两分，尤其是历史英雄人物常常被刻画成“神人”和“圣人”形象。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被扩大，甚至被赋予了超能力和奇幻之术。反之，那些历史恶人很多被妖魔化，他们的历史罪状和污点经过说唱艺人夸张演绎后被放大。一些曲艺工作者为了情节表现需要，为历史人物虚构故事情节，以增强人物的感染力。例如在《武王伐纣书》中，商纣王被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昏庸无度、残暴荒淫的恶魔形象，而且在后世平话艺人的加工演绎下，商纣王的残暴性被逐渐强化，人们甚至给他编造出诸多奢靡暴虐的故事，如“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与之相反，周武王则被塑造成老百姓心中的神圣英雄，他在故事中化身成一个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圣人形象。最终，商纣王被周武王成功剿灭，举国上下的民众无不为之欢呼雀跃。铲奸除恶的历史故事，让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得以尽情宣泄，尤其在古代社会，老百姓深受贪官污吏的毒害和摧残，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内心深处有苦难言，找不到发泄释放的窗口，而说唱文学恰恰能替他们将内心压抑的情绪和愤怒的情感表达出来，借古人的口吻讽刺当下现实，历史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历史英雄经历重重考验终获成功。这种惩恶扬善、邪不压正的创作观念渗透在每个时代的曲艺文学中，深深影响着中国观众的审美认知。
在曲艺文学作品的长期影响下，大多数不了解历史的观众就会形成刻板印象，错把曲艺文学想象成历史真实形象，认为真正的商纣王就应该是骄奢淫逸的。但据正史资料记载，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并非一无是处，他本人很有才华，而且历史功绩也不可小觑，然而，曲艺文学创作者却故意回避了这些历史事实，夸大了他的残暴昏庸，甚至还为他杜撰了许多历史罪名，将他完全的“妖魔化”。同样，“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时被民间赋予了神异色彩，特别是对刘备君臣一方，如刘备金蛇盘胸、孔明祭风、升仙桥庞统助计等等情节，充分体现了民间艺人以及民间大众的艺术想象力。虽然这些想象虚构呈现出无稽的特点，充满了原始的思维特征，但是凭此足以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①这种创作误区不仅在宋元平话中存在，在整个曲艺文学中都非常普遍，因为这种创作套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商业报酬，赢得民众的喝彩声。当然这种“讨巧式”的二元对立人物也存在局限性，如过于完美神圣，不接地气，难以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极易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
二、历史人物被“传奇化”和“戏剧化”
传奇化和戏剧化同样是曲艺文学作品主要的审美特征。在曲艺文学创作中，创作者为了让历史人物更加立体鲜活，让故事情节跌宕有趣，常常采用传奇化叙事或者戏剧化手法，让历史人物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如在《三国志平话》中，当孙尚香要刺杀刘备时，发现金蛇盘在刘备胸上，孙尚香认为这暗示了刘备不是普通凡人，而是受神明保护的奇人，如果她杀死了刘备就会违背天意，遭到报应，于是最终放弃了杀念。很显然，这些奇异现象和神力都是民间说唱艺人后期编造的神话，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增强人物的感染力，凸显历史人物的与众不同。
同样，评书《花木兰》《薛仁贵征东》《武松传》等作品在讲述花木兰、薛仁贵、武松等历史人物时，加入了许多巧合、误会、偶然、奇幻元素，人物的身世经历往往曲折离奇，充满了传奇色彩。比如薛仁贵多次遭遇危难，总能及时出现一位侠士，帮助他化解危机。而花木兰这个历史人物在曲艺作品中同样充满了传奇性，她武力超群、行侠仗义、智慧过人、卓尔不凡，是历史上少有的巾帼英雄。这一人物形象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一首叙事诗《木兰辞》，而花木兰的传奇经历也是经过后世人不断加工创造而成的。这些历史人物除了具有传奇性之外，还往往会披上戏剧化的外衣，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被浓缩在说唱文本中，时而遭遇飞来横祸，但很快又能化险为夷，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充满戏剧冲突的叙事节奏，“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桥段，可谓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人们对于传奇人物往往充满着好奇心，当人们欣赏曲艺作品时，会紧紧跟随曲艺说唱人的节奏，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中，与他们同悲戚、共命运，陶醉在惊险刺激的故事中而不可自拔，在亦幻亦真的故事中进行着一次次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三、历史人物被“世俗化”和“平民化”
曲艺文学与早期民间说唱艺术和口头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说唱艺术在市井民间一直深受欢迎，尤其是古代社会。早期受众的文化层次与社会属性决定了曲艺文学的世俗性，在古代，说唱艺术面向的群体多是中下层百姓，他们文化层次和知识储备有限，因而曲艺创作者在创作历史人物或历史故事时，就会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文化接受程度，力求文本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创作者将人物从历史高空拉回现实，并赋予他们世俗化的情感，人物形象更加平实而接地气。例如《三国志平话》就充满着浓厚的平民色彩，该书中的许多故事都取自民间传说，还有些情节是民间艺人虚构和杜撰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新奇感和趣味性，通过世俗化、生动化的故事情节拉近观众与曲艺作品的距离。在《三国志平话》中，历史人物不仅具有英雄气概，还有世俗气息，既有神话传奇色彩，也有平民气质，该书在塑造刘备、张飞、曹操等历史名人时，并没有刻意回避掩饰他们的世俗追求，尤其是对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追求，而是将其直白大胆地表达了出来，展示出他们世俗化、常人化的一面。也没有一味地将英雄人物束之高阁，抬高上流人物的社会地位，而是站在普通人的视角，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他们的一举一动。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一部以描摹贵族家庭生活为主的小说，但民间艺人改编时，往往从自己的生活水准出发，想象贵族人家的生活境况，使人物的气度、谈吐与陈设描写都染上了民间色彩。如陈寿荪《傻大姐泄机》（梅花大鼓）所描写的订婚礼，并不是贵族之家的，更像是殷实之家的订婚礼：‘前天过礼东西多，又有茶，又有酒，还有什锦大果盒，大鱼大肉还不算，还有那哏哏嘎嘎一对大白鹅。洞房收拾得真叫好，就象天宫差不多。’”②
与其他说唱文学不同的是，《三国志平话》这本书中的历史人物褪去了神性光环，回归到世俗人的价值诉求，如文中张飞对刘备说过这样一句话：“若灭了黄巾贼，封官赐赏。告哥哥：咱在此处，只一郡之主，不若投汉元帅，与国家出力；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显功于今，扬名于后。”由此可见，即便是骁勇善战的英雄也会受功名利禄的诱惑，也会有个人私心，甚至为了达成某些愿望，会使用一些非正常手段。他们战场杀敌，不仅是为了保家卫国，也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和荣誉，这样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假大空”的圣人，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人物的世俗追求也恰恰符合当时民众的愿望。在苦难重重的古代社会，通过个人奋斗来扭转悲苦的生存现状，几乎是每一位普通百姓的愿望，而在书中，诸葛亮、孙权、刘备等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都是出身平民世家，他们命运扭转经历无疑成为了老百姓们的精神兴奋剂，激励和鼓舞着他们在困顿迷茫中奋力前行。
以上三种创作特点是曲艺文学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常用的方式，它能够让历史人物从厚厚的文学著作中“站”起来，从沉寂千年的历史角落里“走”出来，变成一个个生龙活虎、真实可感的身边人物。但这并不代表历史人物的塑造就是成功的，一些历史人物经过各时代人的加工后被扭曲误读，不仅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形象，而且还存在胡编乱造的情况，这种创作风气始终笼罩在曲艺文学的历史上空，影响着曲艺的发展和进步，这也就给当下曲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创作要求。
首先，真实性是前提。曲艺文学在创作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人物时，为了情节叙事的需要，可以适当增添一些传奇色彩和戏剧冲突，因为必要的表现手法是提升艺术作品价值的重要手段。但是，天马行空的虚构历史人物，完全脱离历史真实的创作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脱离了现实的土壤，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和推敲，甚至还会给观众造成错误的价值引导，传递错误的历史信息，长此以往，曲艺文学的品质与内涵就会大打折扣，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也不会长久。一些曲艺作品过度追求历史的虚构性，不仅不按照真实的历史事实创作，甚至还随意地改写历史、杜撰人物，比如评书《说岳全传之岳雷扫北》中岳飞的二儿子岳雷出军北伐，一举攻下了金国的历史事件就与史实不符，根据史书记载，岳雷灭金之事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只是说书人或者创作者的一种主观臆想罢了。此类虚构历史的情况在各类曲艺作品中屡见不鲜，甚至有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境界，导致后来的许多影视作品都被其误导，如电视剧《惊天岳雷》中的岳雷这个人物形象就深受曲艺作品的影响，该剧放大了岳雷的历史功绩，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这与历史事实未免有些出入，不免会引起观众错误的历史认知。所以，曲艺创作者在塑造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充分查阅历史资料，全面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人生经历，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构想。
其次，价值性是保证。曲艺文学中的历史人物不胜枚举，性格各异，有十恶不赦的恶棍，有阴险狡诈的小人，有忠肝义胆的侠士，有风度翩翩的才子，也有秀外慧中的奇女。三国、水浒、西游和隋唐故事常常是各类曲艺文学创作的素材源泉。杨家将、岳飞、花木兰、薛仁贵等历史人物经过艺术化包装后，被不同类型的曲艺作品演绎。但值得注意的是，曲艺文学塑造的历史人物应该有价值、有意义，所谓的价值性是指历史人物应当对现实社会具有启迪或者警示作用，他们的行为方式能够正确引导社会价值观，传播积极健康的正能量，对于历史恶人的丑行和粗鄙审美不能进行直接或间接肯定渲染，而是要进行积极正面的价值引导，达到惩恶扬善的社会教化功能。但是，部分曲艺文学创作者在选取历史人物时，为了商业性和娱乐性的考虑，会有意识地倾向于那些观众感兴趣的、有个性的、有吸引力的角色，往往不注重深入挖掘人物身上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导致人物形象肤浅单薄。比如民间说唱人在讲述《红楼梦》故事时，主要拘囿于大观园内宝钗、黛玉和宝玉等人的情感纠葛和日常生活，对于人物身上的悲剧性、命运的复杂性以及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价值意义没有太多挖掘，这也是其他曲艺文学创作的通病，掣肘了曲艺文学的文化价值。因此，曲艺创作者应该在文本创作上再下些功夫，让作品内容有趣又深刻，丰富又有内涵，在讲述人物悲欢离合、缠绵悱恻、跌宕起伏的故事时，也要注重探索历史人物的社会性、价值性和感召力。
再次，艺术性是旨归。早期的曲艺作品主要是供市井民众消遣娱乐的大众商品，在古代社会，人们的娱乐方式十分有限，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读书对于一些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困难的事情，而曲艺作品则将佶屈聱牙的文字以口头说唱的方式演绎出来，满足了一大批目不识丁的下层百姓的精神需要，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一定的艺术局限性。曲艺受众的文化层次较低，决定了曲艺作品的艺术价值不高，尤其是早期的曲艺文学作品中，不乏一些庸俗和媚俗甚至恶俗的内容出现，淫秽色情、粗俗不文明的段子更是屡见不鲜。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相关政策的制约，曲艺文学中那些糟粕的内容正在被逐渐剔除，优秀和精华内容被保留升华，曲艺不再是取悦下层百姓的廉价交易品，而是成为了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品。另外，近些年来，曲艺文学的品质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也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雅士和文人成为了曲艺的忠实粉丝。
与此同时，曲艺文学在传承与创新中，越来越注重挖掘历史人物的价值点，试图将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和艺术性进行巧妙糅合，让历史人物散发出艺术光芒和民族光彩。例如“花木兰”这一历史人物在曲艺文学创作中就塑造得非常成功，花木兰的故事是在《木兰辞》的基础上经由几代曲艺创作者的加工而形成的，如今，花木兰这一人物不仅深深印在每一位中国观众的脑海中，还被美国迪斯尼公司改编成动画电影，实现了全球化传播，也彰显了曲艺文学的艺术魅力，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形象，而是成为了象征智慧、勇敢、忠孝和美德的中国符号和中国精神。
总而言之，曲艺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能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一味迎合大众化的审美需求，对历史人物进行过度消费，更不能背离历史的真实性，对人物故事进行肆意编造。倘若曲艺工作者对待曲艺创作缺乏历史考证，不遵循历史事实，那么观众在潜移默化的接受中，就会形成错误的历史认知，这样的文艺作品虽然逞了一时之快，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和淘洗，而且给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修复的。因此，曲艺创作者对待曲艺文学要有艺术担当，应该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进行合理的再创造，这样的历史人物才能散发出耀眼的艺术光芒。
曲艺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能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一味迎合大众化的审美需求，对历史人物进行过度消费，更不能背离历史的真实性，对人物故事进行肆意编造。
注释：
①韩宵.三国故事说唱文学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2.
②刘衍青.《红楼梦》戏曲、曲艺、话剧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15.
（作者：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教师、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