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被调到学校教学，不用坐班，业余时间去法律顾问处兼职办案——我去兼职完全是为了接触社会，积累教学用的真实案例。经法律顾问处李律师的推介，我又谋到了一份在电大辅导班讲课的新兼职。
讲课都是傍晚——学员都是在职的，要等他们下班后赶来上课。这个时间上课有点“别扭”，正好是吃饭点儿。我经常是来不及吃饭，就得直接去东小栓胡同的辅导站讲课。虽然有些辛苦，但一看坐在下面的学生，也都是一下班就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的，很多人也吃不上饭——有的还带着干粮边吃边记笔记，我就觉得他们比我还辛苦。记得有一名学员，每次听课都是从清河坐郊区长途，再换几回车赶过来，路上要花两个半小时。每次来上课，即使要向单位请1个小时的假早退，仍然要迟到。和他们的辛苦比起来，我的那点辛苦真的不算什么事。更何况他们来听课都是要缴费的，而我来讲课是有课酬拿的。这点劳务费虽不很丰厚，但在当时挣外快的门路奇缺的情况下，已经大大强过普通的工薪族了。
由于经常会误了晚餐，我一般在讲完课后最想做的事就是赶紧吃点什么。那时，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放学的路上经常有骑车的学生愿意和我一路骑行。他们往往借这短暂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向我提问，或者继续课堂上的讨论，我们好似一个课后学习小组。开始我还以为大家都是顺路，后来才发现有的学员并不顺路，甚至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但他们为了能多学点或能解疑释惑，宁可辛苦一些，多一些和老师探讨的时间。
他们的这种学习态度感动了我，所以，即使路边有小食摊我也不顾，继续和学生们交流，直到和学生们分手后才折返回来去吃。我知道，如果和学生们一起去吃，学生们一定会请我。那时我的收入比他们都高，吃他们的我于心不忍，万万不肯。如果反过来让我次次请同行的五六位学生，说实话我又请不起。ＡＡ制那时不时兴，即使现在我也不大习惯。为了不纠结，干脆就不和他们去吃。
再说回晚餐吧。一般和学生分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吃宵夜的地方。往往是饿得等不及进到饭馆就找一个街边小摊解决了。那时节，个体经济刚刚被允许，北京街头有很多挑担走街串巷叫卖的小食摊。
我最常光顾的当数江浙人的馄饨摊。这种食挑一头是炉火，另一头是水、馄饨及作料。挑担人一边串街一边吆喝，专拣北京的胡同小巷或人流较多的车站、广场、立交桥下等等场所。那时的小贩们大多都遵守行业规范，自律性很强，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提供食品的品质。关东糖
热腾腾的馄饨这些食挑遇到有人要吃馄饨，便捡一方便处撂下挑子，将炉火引旺坐上水，一边等水开，一边飞快地包馄饨。水开时一碗馄饨刚刚好包完，马上下锅，旋即又去准备汤碗。馄饨在沸水里翻滚折腾几过，须臾已然煮好。小贩将馄饨连同热汤盛入事先倒好酱油、香菜、葱花、紫菜的素白蓝边碗里，一碗香喷喷的宵夜就被热气腾腾地端到了面前。小贩顺带递过盛白胡椒粉的小瓶子，由客人依照自己的偏好添加味道。小瓶子里永远装着足够的白胡椒粉，绝不会出现陈佩斯和朱时茂小品里那种需要自带相抢的尴尬。此时，路人即使不饿，闻到香气也有人忍不住诱惑，停下脚步买一碗解馋。
大概正是这个缘故，挑子一旦落地，炉火一旦旺起来，小贩就不急着走了。他们一边吆喝等后续的食客，一边手上不停地忙着些活计，包馄饨、清洗餐具、清理炉灰等等。那种自信里透着“本人出品，必属精品”的骄傲。
在那个年代，晚上下课后到街边去吃馄饨挑儿上的宵夜，是我一天中最惬意放松的时光。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碗馄饨，以及制作它们的那些走街串巷的食挑小贩。
除了馄饨挑子，那时还有许多其他种类走街串巷的吃食小贩。譬如，冬天里卖豆腐的、年根时卖关东糖的；平日里卖山楂糕、驴打滚年糕的、卖羊头肉和羊杂的；夏天里最多的是卖冰棍的——就是歌手韩红她奶奶干的营生，还有卖酸梅汤、桂花水的。也有不卖吃食的其他小贩，譬如，卖小金鱼的、卖鱼虫的；剃头的、收破烂的、吹糖人、捏面人的等等。唯独没有要饭讨钱的。
那时节，没有人怀疑这些小贩的诚信，也没有人置疑他们所贩卖货色的真假。他们卖的货便宜又有送货上门的便利，小贩们的服务也大多热情、周到。所以，他们一来就受到大院、胡同里住户的欢迎，尤其是小孩子，手里攥着几枚钢镚雀跃着向前冲，骄傲地选购自己中意的小吃、玩意儿或小物件儿。
我一直以为，有这番光景的地界儿才称得上是一座有活力的老城。
20世纪80年代末我出国了，在国外晃荡七八年后返转回北京，却发现这些小贩在街头消失了。除了收废品的，再不见合法的游商了。偶有不安分的小贩“抖机灵”，敢在胡同里串或进大院，大多是不受欢迎地被怀疑成是宵小、飞贼之辈，难免受到戴着红袖箍的“小脚侦缉队”的盘查。
现在，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再也没有往日祥和甜俗的热闹、海纳百川的包容光景了，对我而言，总有一种违和的生疏感。在高楼林立的“新北京”，我时时怀念当年那个有着信得过的小贩们，在四九城乱串的老北京。
（编辑·张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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