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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生新的《礼拜六》

时间:2024-11-08 02:58:58


    囗朱晓婉

[摘要]民国初期创刊的市民文学周刊《礼拜六》曾经红极一时,被当作市民文学杂志的代表。它深处中国新旧文学转型的时代,虽被当时的新文学家们扣上“旧文学”的帽子,却仍有新思想的萌芽存在其中。所谓的“新”与“旧”在《礼拜六》中的界线尤显模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其正是反映民国初期人民思想状况的一个缩影,既墨守成规又推陈出新。

[关键词]《礼拜六》旧文学新思想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1914年6月6日,《礼拜六》在上海棋盘街创刊,作为一本载着“新奇小说数十篇”[1]的市民文学周刊,在其红极一时之后,于1916年4月29日出满100期后停刊;时近五载,1921年3月19日,《礼拜六》在原址复刊,最终至1923年2月10日200期终刊。前100期时,新文学运动尚未开展,后100期时,新文学则已然蔚为洪流,时空格局有了陡转的变化。逆流中复刊的《礼拜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某些新文学因子,表明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的话语强势。然而,令新文学家们怒不能忍的,则是刊物复刊本身乃为“逆流”强劲的坚硬事实,况且它逆流而不逆境,依然还有那么多的读者追捧,怎能不予以迎头棒喝?那些看起来向新文学靠拢的“改变”,一并令新文学家齿冷,讽刺它本是纯粹中国旧式思想,却冒充着新式,根本上就没有“革命”的资格。[2]然而,时过境迁,在如今看来,无论是纯粹旧式还是半吊子、真新式还是充新式,所谓的“新”与“旧”,在《礼拜六》中的界线,都显得较为模糊,值得细剖。

一、靡靡之音中的丝缕新风

1921年6月30日的《文学旬刊》上,郑振铎发表了一篇措辞犀利的杂文,名为《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文中将《礼拜六》当作旧文学的代表,认为其不过是“以靡靡之音,花月之词,消磨青年的意志”,极其消极,不合时宜。郑振铎所谓的“靡靡之音”,倒确有其事。主编王钝根在《出版赘言》中就曾点出,《礼拜六》宗旨只是用新奇小说让读者得趣,放松消闲,不为其他。以与郑振铎发表该文日期最接近的第116期《礼拜六》为例,全本21篇文章,仅从文题便可看出内容为所谓“花月之词”的,就有13篇之多,如《花间致语》《紫罗兰庵双哭记》《新婚的第一夜》《蜜月后两封信》等;作者中,近一半为“鸳鸯蝴蝶派”的知名老手,包括周瘦鹃、陈小蝶、江红蕉、紫兰主人、严芙孙、金君珏等。《礼拜六》虽每期内容各异,但稿件风格与本期大抵一致,以描写各种细腻的情愫、怪奇的社会现象为主要内容。《礼拜六》选取刊登这样一类文章,在新文化运动思潮震动文坛的风口浪尖之上,自然被视作不合时宜的靡靡之音。

从《礼拜六》周刊稿件中透露的思想来看,郑振铎所言的中国旧式思想,也的确四散其中。就占《礼拜六》篇幅最大的爱情小说而言,文稿中的故事,大都被安排在三纲五常的道德体制之下,丧夫后守节至死的女性被奉为楷模,不加区别地提倡孝道,赞誉“节烈”,为了丰富人物情感,建立故事冲突,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残暴大加描写。杂志中所蕴含的这些旧式思想,自然成了新文学家们批判的靶子。《礼拜六》110期曾刊登过周瘦鹃的一篇名为《父子》的文章,讲述了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子,为了给父亲输血,决定舍身救父而英年早逝的故事。这篇文章引起郑振铎和郭沫若在《文学旬刊》上发文,对其公开进行诘难,而《礼拜六》则紧接着刊登了王钝根对批评的回击,[3]证明了《礼拜六》对于其思想及价值观的坚守。


    然而,将《礼拜六》定义成一本充满靡靡之音、完全旧式的杂志,也有失公允。纵观200期《礼拜六》,前100期中仅开设过一次专号,即“国耻”专号,乃是杂志对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所作出的最直接的反应,可以想见当时编者及作者们的愤慨之情及反日情绪是高涨的,以至于他们又紧接着开设了多期“国耻录”专栏,详细登载日本的侵略现实及国际局势,对于一些讽刺日本侵略者的文章,如《矮国奇谈》等,也乐于刊登。尤为特别的是,《礼拜六》第47期的封面是丁悚所作的一张高个儿踢腿漫画,附文“长子把矮子一脚直踢到四十八期封面上去了”;而第48期的封面则画了张矮个儿跌倒,旁注“矮子跌倒”。《礼拜六》就这样一面秉承宗旨逗趣着读者,一面展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

至于“纯粹的中国旧式思想”一言,“旧式思想”确有,“纯粹”与否,则不无存疑。《礼拜六》第102期上刊载过一篇名为《毁誉》的文章,文中的女主角不顾旁人说三道四,勇于走出旧婚姻,最终当上教员,且与心爱之人喜结连理;第107期登载了张碧梧的《虚伪的贞操》一文,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贞操,贞操,从古至今,也不知坑死了多少女子”。这类打破封建道德束缚的文章,虽然刊登得不多,但仍是《礼拜六》中孕育着新式思想的铁证。再如前文所提,《礼拜六》中大量充斥着由于封建宗法制度而导致主人公曲终人散的哀情小说,姑且不论其写作目的,就文章对于封建礼教的憎恶态度即可看出,《礼拜六》所选登的文章与遵循封建礼制的晚清小说相比,已有着较大的进步。更不用说《礼拜六》中几乎期期都能见到的外文译作,虽然不少译者好在其中随性改编,但国外的思想观念依然大量进入到《礼拜六》文本中,影响着阅读它的读者们。由此来看,《礼拜六》中被新文学家们普遍叱骂的“靡靡之音”,亦存有着一缕缕振奋人心的新风,有编者们和作者们难以压抑的爱国热情,有无奈于封建礼教深受禁锢亟待解放的渴望,有难以磨灭的钧天广乐。

二、新瓶装旧酒的编辑

仅20世纪初创刊的文艺杂志,就有70余种,《礼拜六》作为其中一员,并非首创,若不能一炮打响,便极易埋没在茫茫刊海中。办报经验丰富的主编王钝根,深谙其中奥妙,并为此绞尽脑汁,集思广益。有道是“秧好一半谷,题好一半文”,对于一本杂志来说,亦是如此,新颖的刊名,是吸引读者的第一步。当其时也,市面上的同类杂志,要么是像《小说月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中规中矩,要么是像《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博人眼球,他要的是一个不落俗套,而又全新别致的好名字。王钝根于是邀请业界好友,共同为周刊起名。当时的文坛新秀周瘦鹃,也在被邀之列,他得知杂志定于每周六出刊,灵光一现,想到了美国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礼拜六晚邮报》,便向王钝根提出“礼拜六”三字。王钝根听之拍案叫绝,既切当,又通俗,立马予以采用。

定下了称心的刊名,接下来便要给刊物“穿衣”了,采用何种装帧形式,才能使杂志脱颖而出?从1909年创刊的《小说时报》起,之后市面上的小说刊物,大都采用16开的大纸型;每期少则十余万字,多至二三十万,厚厚一大本,拿在手上,颇显示分量感;其中的栏目设置,亦大同小异——“大全”式样,大包大揽,企图穷尽一切文体类型——《小说月报》曾自豪地称其“诗古文词,诸体咸备,长短篇小说及传奇新剧诸栏,皆精心撰选”,[4]《中华小说界》更是自比为“世界之陈列所”“世界之调查录”。[5]王钝根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乎,市民们拿在手上的《礼拜六》,便成了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轻薄短小”——只有其他杂志一半的开幅,三四十个页码的厚度,目录上也只有文章标题及作者名,再无任何栏目名称(仅第110—113期在文题后简单标出了文章类型)。可是,简约而不简陋,从请丁悚等绘画名家精心绘制封面,到内页铜版纸照片的精挑细选,处处打造刊物观感上的风雅韵味。对此,王钝根相当自得,特将“小说之轻便”,写进了创刊号的《出版赘言》之中。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回报。周瘦鹃后来回忆《礼拜六》风行时的盛况说,每逢星期六清早都有很多读者在中华图书馆门前候着,“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象清早争买大油饼一样。”[6]

在专号的编辑上,后100期的《礼拜六》颇能领市民文学杂志的新潮。设立的名目,诸如“爱情号”“三十节专号”“新年号”“圣诞增刊”等。115期《礼拜六》“爱情号”,从封面上的《少女与丘比特》,到插页《爱神鼓琴图》《国际爱情之结晶》《爱》《拒爱》等图片画作,再配以内文24篇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图文呼应,从头到脚几乎无处不“爱情”。特刊专号的编印,为杂志注入了特与专的元素,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因之亦为当时同类杂志所效仿,“情人号”“儿童号”“婚姻号”“青年苦闷号”等五花八门的专号,纷至沓来。然而,探索《礼拜六》引领的这道风尚背后,埋藏着的却是换汤不换药的老套立意。《礼拜六》的那些节日专号,比如新年、三十节、圣诞节等,提供的只是一个时间形式的噱头,内容上并无大的内涵创新,还是新瓶装旧酒。

三、花样翻新的另类宣传

作为一份“市民文学杂志”,《礼拜六》的广告宣传,力度既大,花样亦多。自打《礼拜六》创刊起,《申报》这份近代上海乃至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上,几乎每周都能见到《礼拜六》的身影。有做成诗句的:“谁家少女美姿容,斜倚飞轮逐晚风,购得一编《礼拜六》,与郎共读小窗东”[7];有应用上海市民俗语的:“强弗强来自家看,弗强里个弗要买,一角洋钿买一册,男女老少用得着”[8];还有专为不同季节量身定做的:“《礼拜六》,清心目,解暑毒,避瘟疫”[9]等,不一而足。王钝根还善加利用了他担任《申报·自由谈》主编之便,近水楼台地为《礼拜六》做软性广告,程均甫的《水调歌头·题钝根、剑秋所编〈礼拜六〉》[10],徐帮的《礼拜六之花》[11]等,均有软文嫌疑。那句经典广告词——“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最为新文学家们所痛斥:“小老婆是什么东西,难道小说能做小老婆的代用品吗?……神圣清白的文学事业,真已被玷污了不可洗刷的污点。”[12]“小老婆”已然为封建遗毒,《礼拜六》居然用为幌子大肆招摇,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平心而论,若单就广告效果而言,这样的广告词,倒也以其新奇讨巧的意象拼贴,直指人心,令人过目难忘。

在《礼拜六》的刊物总目录中,有这样的一些文章植入,诸如《礼拜六三点钟》《礼拜六万岁》《杀脱头》《礼拜六之花》《礼拜六赞》等,它们或者标题上直接带有“礼拜六”字样,或者通篇围绕“礼拜六”展开,有主编王钝根或作家着墨所写,也有热心读者“不计稿酬”所作,文体形式从小说诗词,到杂文灯谜,饶是丰富。这类文章以创刊号上王钝根与大错所作的两篇同名《礼拜六》短文开其端绪,开启了《礼拜六》杂志自我宣传的大幕,一边逗乐读者,一边自我营销,这样精明老到的营销手法,让《礼拜六》成为了“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撞在了新文学家们的枪口上。幸耶?不幸耶?

四、横亘五年的蜕变

从1916年4月29日停刊到1921年3月19日复刊的五年间,无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形势、经济状况,还是文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王钝根、周瘦鹃为代表的编辑团队深知,过去适合《礼拜六》发展的那片土地,已是沧海桑田,因而《礼拜六》也必须做出相应革新。只用粗略翻看一下杂志,老读者们立马就会看出,后百期《礼拜六》的栏目顿增了许多。前百期的《礼拜六》,基本上是小说的天下,而后百期,则新增了“笔记”“闲话”“新体诗”“译丛”“剧本”“闲评”“笑话”“实用谈”“怪问答”等栏目。在第101期《礼拜六》21篇文章中,小说占9篇,其他类型题材的文章占12篇。栏目的添设,意味着增加了杂志内容的丰富度,而诸如“新体诗”这样的栏目,似乎在不声不响地搭接着新文学的主脉,颇耐人寻味。另一个让读者一目了然的变化是《礼拜六》的封面。复刊后《礼拜六》的封面虽与之前一般,多采用女子画像,但前百期封面女子多着传统服装,而后百期的封面女子,则多着西服,穿高跟鞋,一派现代的时新样子。

仔细阅读《礼拜六》的前后文本,字里行间的变化,同样呈现于前后百期的脉络中。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曾批判过一些通俗文学家及杂志,说其“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13]《礼拜六》作为其攻击对象的一员,且不论前百期如何,后百期绝不该获得这样的评价。后百期《礼拜六》在小说稿件的筛选上,也更多选取那些叙述结构新颖的文章,如片段式结构的《金和银》[14]、日记式的《侬之日记》[15],以及融入戏剧因素的《请客》[16]。至于篇幅,《礼拜六》的稿件,原本就一直以短篇为主,复刊后更是减少中篇小说的数量,翻译类文章均为短篇。复刊后的《礼拜六》所登稿件,一改前百期以文言文为主的语言形式,大量选用白话文的作品,其中小说和翻译,则基本上以白话为主,有些作品还采用了新式标点。可以这么说,起码后百期《礼拜六》所选文章,在语言形式上,已与新文学家的所谓“新文学”差别不大。

无论是《礼拜六》的编者、作者,亦或是读者,在这空白的五年间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复刊后的《礼拜六》,在诸多方面表达了对“新”的趋同。但唯有一点贯穿其始终、从未改变,那就是《礼拜六》的宗旨。从创刊号主编王钝根所写《出版赘言》中体现的消闲大众的主旨,到复刊号上周瘦鹃所作《周瘦鹃心血的宣言》强调这块文字的良田“给看官们时时把玩”,《礼拜六》的这一宗旨不论于编者还是作者,始终一脉相承。缘由在于,他们都将《礼拜六》视为商品,都靠其谋生,因此《礼拜六》的内容与形式都深受市场的影响,甚至时常刻意迎合读者。这就是为何《礼拜六》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得一文不值,却依旧坚守自我风格与宗旨,并且能够红极一时的根本原因。站在另一个角度看,这同样也是《礼拜六》既旧又新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礼拜六》的这种旧中生新、新中有旧的整体样貌,正是民国初期一般民众思想状况的一个缩影;时代嬗变的履痕,于此斑斑可见。

注释:

[1]王钝根.出版赘言.礼拜六,1914(6):1.

[2]西谛.思想的反流.文学旬刊,1921(6):5.

[3]王钝根.嫌疑父.礼拜六,1921(7):117.

[4]本社特别广告.小说月报,1913(4):1.

[5]瓶庵.发刊词.中华小说界,1914(1):1.

[6]周瘦鹃.拈花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94.

[7]广告.申报,1914-07-11(14).

[8]广告.申报,1914-09-12(13).

[9]广告.申报,1921-07-30(18).

[10]程均甫.水调歌头·题钝根、剑秋所编《礼拜六》.申报,1915-03-12(13).

[11]徐帮.礼拜六之花.申报,1921-06-19(14).

[12]蠢才.文学事业的堕落.文学旬刊,1921(6):4.

[1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4):4.

[14]严芙孙.金和银.礼拜六,1921(5):109.

[15]王建业.侬之日记.礼拜六,1921(12):139.

[16]王钝根.请客.礼拜六,1921(4):10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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