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教科书研究元分析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清季改科考、兴学堂、废科举这一系列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读书人所读之书，中国读书人的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转向新学。［1］这一体制变动引发了多方面的社会后果，就教育领域而言，其拉开了中国人自编新式教科书的序幕。伴随着新式教科书的出现和使用，对教科书的研究和评论也相继兴起。在清朝末年至整个民国时期的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时人对教科书的研究投注了很大热情，仅民国期间报刊就组织了多次教科书专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1931年《中华教育界》刊发的“教科书”专号、1936年《教与学月刊》刊发的“小学教科书评论”专号、1947年《活教育》刊发的“教科书问题特辑”，等等。那么，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时段分布有何特点？教科书研究的学术阵地有哪些？是否有各级各类教科书的轻重之别？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本文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期能够呈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科书研究的概貌，进而加深对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认识和理解，并为当前的教科书研究提供一种历史参照。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来源及检索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清季民国时期研究教科书的报刊文献，文献来源于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2］首先，笔者以“教科书”为题目的关键词进行“按篇检索”，共检索到文献734篇，删除无关文献和重复文献后，确定分析对象为1897年至1949年间发表的718篇文献。之后，笔者对718篇文献进行粗略阅读，将政府公报类的297篇文献单独析出，考虑到这类文献主要是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对教科书的审批意见和政策法规，与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旨归不同，故而在统计分析教科书研究内容的时候，不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辅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中文期刊资源库进行文献互证。
（二）清季民国的时段界定
本文所论述的“清季民国”以1897年为时间上限，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时间下限。以1897年为时间上限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学界比较公认的中国第一本自编教科书是1897年南洋公学陈懋治等人编制的《蒙学课本》；另一方面，笔者所搜到的最早的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文献是1897《蒙学报》发表的《地质学教科书》。以1949年10月1日为时间下限主要是以政权更替的标志性时间为依据。
（三）分析维度和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步骤：首先，在概略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初步确立分析的一级维度；其次，仔细阅读30篇文献，在一级维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分析的亚维度和类型指标，并对每一个亚维度和类型进行界定；再次，再细读30篇文献，按第二步确定的维度进行分析，根据分析中遇到的问题对分析维度进行了修正，并最终形成确定的分析指标体系（见表1）；最后，依据分析指标对所有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文献总量的历时变化
由图1可知，在清季民国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教科书研究的文献数量整体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其变化拐点是1937年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变化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变革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具体而言，清末时期，由于新式教科书在中国还处于萌芽发展期，故该时期的文献量最少，仅有28篇。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一方面，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大民营书局的引领下，新式教科书进入迅速发展期；另一方面，长时期的军阀割据使得中央政权的控制力相对薄弱，政权的松散性使研究者拥有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3］；受此二者的影响，北洋政府时期的文献量较之清末大幅增长。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形式上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全国的行政、司法、教育等都趋于统一，民国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10年发展期；在此背景下，1928—1937年间文献量达到峰值为408篇，超过其他四个时段文献量的总和。再之后，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不论是教科书的编制发行，还是与此相关的教科书研究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此，自1938年，教科书研究的文献量又开始大幅减少。
（二）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公报类文献的统计分析
1.公报类文献的数量和占比
公报类文献的数量和占比可以为我们审视政权更替之际政府对教科书的控制提供一个思考的向度。整体而言，公报类文献的变化趋势与文献总量的历时变化趋势一致。具体而言，从文献量来看，1928—1937年间的公报类文献最多，有154篇，这表明中央政权控制力较强的时代，官方对教科书的重视程度和控制力度也是相对较强的。从各时段公报类文献占其文献总量的比例看，占比最高的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达到64.56%；最低的是清末（1897—1911），占14.29%；其余依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1928—1937），占37.75%；抗战时期（1938—1945），占36.36%；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占22.41%。（见图1）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出：其一，在政权衰落期（清末和民国末年），官方对教科书这一意识形态承载物的控制力度也相对薄弱，所以公报类文献占比较少；其二，新兴政权建立的初期（北洋政府时期），公报类文献占比较大，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新兴政权希望通过对教科书的控制，创造一种符合国家意志的“权力语言”，［4］进而达到社会控制的意图。
图1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文献数量的历时变化
图2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公报类文献的类型分布2.公报类文献的类型
为了更好地了解清季民国时期官方对教科书的关注程度和控制力度，笔者按照发文单位对公报类文献做了进一步的划分。从发文单位的类型来看，教育类公报占40%，政府类公报占57%；从发文单位的行政级别来看，中央级（包括中央政府下辖各部门）占43%，省级占51%［5］，县级占3%。（见图2）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方面，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管理、审批、选用等不仅仅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各级政府部门包括监察院［6］、国民议会［7］等都参与了教科书的政策决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问题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涉及社会、文化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在有关教科书的公文中，省级行政单位的发文量占比最多，这表明清季民国时期对教科书的监管选用以省级行政单位为主体。
（三）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期刊类文献的统计分析
1.刊发教科书研究文献的期刊类型
除公报类文献外的421篇期刊类文献刊发在四种不同类型的报刊上。（见图3）其一，教育类期刊共计刊发206篇教科书研究类文献，是占比最高（49%）的期刊类型。其二，普通综合性期刊共计刊发102篇文献，占比24%，这类刊物中不乏清季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报刊。比如，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创办的著名杂志《东方杂志》分别于1905年、1906年、1909年刊载了三篇有关教科书的文章［8］；又如，“五四”时期影响颇大的“四大副刊”［9］中的《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都曾刊载有关教科书的文章［10］；再如，1924年创刊的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刊物《现代评论》［11］、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12］、民国时期发行量非常大的都市文化生活类杂志《生活》周刊［13］等都刊发过与教科书相关的文章。以上这些在政治、文化、生活等领域颇有影响力的报刊都刊载了与教科书相关的文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整体而言，发表在综合性期刊上的有关教科书的文章，并不注重从学理层面对教科书进行分析，而是侧重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教科书进行评论。其三，《中国地学杂志》《理化杂志》《科学月刊》等专业类期刊共计刊发94篇文献，占比22%，这类期刊主要是刊发学科类教科书研究的文章。其四，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厦门大学、岭南大学、之江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大夏大学、勷勤大学等14所高等学校的学术期刊也刊发了19篇教科书研究类的文章。虽然大学学报类期刊的发文量不大，但其研究的学术水平颇值得关注。比如，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学者阮真在《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研究论文《几种现行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分析研究》，该文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从教材的分量、选文的编排、文体的分配、教材内容的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对当时的四套初中国文教科书进行了比较分析。该文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分析维度的划分等方面，颇有可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图3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文献的期刊类型分布图4刊发10篇以上教科书研究文献的期刊2.刊发教科书研究文献的主要期刊
据笔者统计，清季民国时期共有172本期刊共计发表教科书研究类的文章421篇。其中，53本教育类期刊共计刊发206篇，14本高等学校学术期刊共计刊发19篇，50本普通综合性期刊共计刊发102篇，55本专业类期刊共计刊发94篇。然而，172本期刊中，刊发教科书研究文献超过10篇的仅有6本。（见图4）由此可见，《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教育通讯月刊》《教与学月刊》《新教育评论》《同行月刊》这六本期刊是清季民国时期研究教科书的主要期刊。
进一步分析这六本期刊，首先，就发文量而言，《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这两本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教育期刊共计刊发62篇教科书研究类文献，占全部期刊类文献的14.7%。由此表明《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两大学术重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研究受到了当时主流刊物的关注，是清季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就刊物的主办机构而言，一方面，六本期刊中有三本是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和《同行月刊》）和中华书局主办（《中华教育界》）的。这既可以表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大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民营教科书出版商都非常重视教科书的研究，这种编研一体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可以表明两家书局希望借助各自主办的学术期刊争夺教科书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宣传推广自己的教科书。另一方面，《教与学月刊》和《教育通讯月刊》这两本期刊是由有官方背景的正中书局主办，而且这两本期刊所刊发的教科书研究文章都是1936年之后发表的，与此相对，《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刊发的62篇文章中，只有3篇刊发于1936年之后。由此也可以说明，1936年之后，教科书研究的主阵地从民营刊物转向官方杂志。此外，民国时期最大的教育社团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的刊物《新教育评论》在1925年到1927年刊发了10篇教科书研究文章。《新教育评论》对教科书的关注，一方面可能与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的立社宗旨相关；另一方面，1925—1927年正值军阀割据、北伐战争、教育领域出现权力真空的时期，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民间教育社团的推动。
（四）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学科和学段统计
1.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学科分布
由图5可知：其一，在421篇教科书研究的期刊类文献中，未对学科进行具体分类的研究数量最多，有244篇，占比57.96%。这类研究并不针对某一具体学科，而是将教科书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地位、使用、功用、制度等。［14］其二，对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15］的研究达到89篇，是理工类［16］（40篇）的两倍多。进一步分析这种学科失衡现象的原因，一则清季民国时期处于新旧之争的时代，新学与旧学的时代之争延伸到教科书研究领域，就使得与传统思想资源联系更为紧密的国文、历史等学科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二则人文学科的教科书蕴含更为明显的价值取向，其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较理工类教科书而言，更为频繁、密切，故其更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三则，在清季民国时期中国自编教科书中，国文、历史等学科的教科书远多于理工类教科书，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中学都还在使用英文原版的理工类教科书［17］，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时人对理工类教科书的研究。其三，就单科而言，语文教科书的研究最多，有38篇，占研究总量的近1/10。由此可见，清季民国时期对语文教科书的研究热情和重视程度。时人如此关注语文教科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在西学的冲击开始以分科为基准调整既存的学问。［18］受其影响，新式学堂中的语文科分担了传统经学教育的责任。［19］正是因为语文科担负了承接传统教育的责任，故其受到学界更多的讨论。另一方面，对教科书的编制而言，“以国文科为最难，无成法可依附也”。［20］受此影响，如何编制语文教科书成为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四，研究音乐、美术、体育、常识等教科书的文献非常少，这既表明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不均衡性，也可以从中窥见清季民国时期不同学科的学科地位。
图5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学科分布（注：文科类包括历史、地理、公民、修身；理工类包括物理、化学、生物、自然、理科；音体美包括音乐、体育、美术）2.清季民国教科书研究的学段分布
从图6可知，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研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学段分化。即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普通中小学校的教科书，占比达到62.95%；近10%的文献研究专门学校的教科书问题，这其中包括师范学校、商业学校、职业学校、侨校等；仅有4篇文献涉及大学教科书，但是这4篇文献中，有3篇是不同大学对本校选用教科书的说明和介绍［21］，有1篇文献是将博比特的《课程研究》作为一本实用教科书进行介绍。［22］
细究之可以发现，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学段分化与教科书编制的学段分化有很大的关联性。清季民国时期我国自编的新式教科书以中小学各科为主，其中尤以小学教科书为甚。至于专门学校、大学的教科书，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还非常缺乏。这一点从时人的论述中可以窥见，比如，1936年，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鉴于中文医学书籍甚为缺乏，拟组织编辑委员会先编制内科学和公共卫生学教科书［23］；又如，20世纪30年代，时人曾论及职业学校的教科书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现今有许多学科没有公认可取的教科书”［24］；再如，直到1948年，袁克勤等人还曾论及专科学校的教科书无处可寻［25］。正是因为清季民国时期专门学校和大学的教科书编制还很困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与之相应的教科书研究。
图6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学段分布（五）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整体而言，一方面，教科书的编制和教科书的制度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关这两大议题的文献共计296篇，占比70.3%；另一方面，1928—1937年是教科书研究的繁盛期，其文献量达249篇，占期刊论文总量的59.14%。（见图7）
具体而言，其一，教科书的编制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核心议题，对这一议题的探讨不仅贯穿于清季民国时期的每一个时段，且其文献总量占比达到47.27%。事实上，就教科书研究而言，不论是对教科书性质、地位，还是对教科书制度、适应性等方面的探讨，最终都以编写出优质教科书为旨归。即教科书研究的落脚点是促进实践层面的教科书的编写。正是因为教科书研究的这种实践指向，使得对教科书编制标准的探讨成为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一个着力点。其二，教科书制度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进一步结合文献内容的分析可知，不同时段所关注的教科书制度的侧重点有所区别。具体而言，编审制度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制度研究中的重点，其中，清季民初侧重于批判清学部教科书以及教科书国定制，抗战胜利前后以批判国定本教科书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1928—1937年以建立完善的教科书审查制度为主。其三，教科书的印刷发行是1927年后教科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这其中，1928—1937年以讨论教科书的商业竞争为中心，教科书的广告也集中于1928—1937年，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时段教科书的商业竞争。抗战全面爆发后，受战时运输、印刷等条件的限制，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此背景下，教科书的印刷发行成为1938年至1945年时人重点关注的一个议题。抗战胜利后，由于当时的国定本教科书已经与政治发生了深层互动，所以时人对国定本教科书的批判更倾向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切入，受此影响，是否开放国定本教科书的印刷发行成为当时学界热议的论题。其四，对新式教科书地位的探讨也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一个主题。事实上，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教科书的存废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杜威的访华以及留美学生对欧美教育理论的介绍宣传，国内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学习欧美的热潮，在此背景下，众多中小学开展了实物教学法、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教学实验。然而，“自从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新教育方法传入以来，教科书在教育上似乎已经成为赘疣了；尤其是小学教科书在初等教育方面。凡在初等教育界富有时誉的专家，大都主张不用教科书。”［26］基于此，20世纪30年代的学界就教科书的存废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此外，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也曾关注过新式教科书的性质［27］以及教科书的乡村适应性［28］等问题。
图7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内容统计四、结论与反思
通过上述对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教科书研究是清季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体而言，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研究受到专业群体和主流学术刊物的重视，是当时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首先，从文献类型上看，学术期刊、政府公报以及颇具影响力的报刊等都刊载过教科书研究类的文章，这表明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研究受到专业群体、政界以及社会评论界的关注。其次，就学术论文的来源期刊而言，《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清末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教育刊物是刊发教科书研究论文的主阵地，这也表明教科书研究受到清季民国时期主流教育刊物的关注。再次，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厦门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学报也都刊发过教科书研究论文，这也在一定程度说明学院派对教科书研究的重视。
（二）1928—1937年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黄金十年
整体而言，1928—1927年间的文献量丰富、研究内容充实、学理性强，是清季民国时期教科书研究的繁盛期。其一，从文献量上看，1928—1937年间的教科书研究文献共计408篇，占文献总量的56.82%。其二，从研究主题上看，1928—1937年的研究涉及了教科书性质、地位、制度、适应性、编制标准、印刷发行等多个方面。其三，从研究深度上看，1928—1937年的教科书研究较其他时段而言具有更强的学术性。清末时期，由于我国自编教科书尚处于萌芽发展期，所以教科书研究整体上还比较薄弱；北洋政府时期，教科书研究的文献量较清末大幅增长，但其中政府公报类文献占比达到64.56%，真正的学术研究论文还比较少；抗战全面爆发后，受战乱的影响，教科书的供应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在此背景下，教科书研究的侧重点是如何保证教科书的印刷和供应；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党结束训政以及《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国定本教科书和宪政思想、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层互动，在这一时代脉络中，教科书研究与政治批判产生了嵌入型的关联；与此相对，1928—1937年，在吴研因、陈鹤琴、俞子夷、沈百英、赵廷为、阮真等执中小学教育界牛耳的学者的引领下，教科书研究以学理分析和学术探讨为主，该时期对教科书城乡适应性、教科书编制的心理化、统整化等问题的探讨，即便放置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三）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研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学段分化和学科分化
一方面，就学段而言，清季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研究以中小学为主，其中尤以研究小学教科书为甚，相对而言，对专门学校、职业院校、高等学校的教科书较少涉及。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对文科类教科书的研究热情远高于理工类教科书，其中语文教科书最为学者们重视，对音体美、常识等科目教科书的研究零星散见。事实上，若将研究视域脉络化，我们亦可观察到当前的教科书研究依然呈现出学科和学段间的不平衡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教科书研究的历史脉络的梳理，也为当前的教科书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换言之，当前的教科书研究既要提高对音体美等所谓“小学科”教科书的关注度，也要对职业学校、专业院校的教科书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注释：
［1］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
［2］《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清末到1949年近80年间中国出版的7000余种期刊，共13万余期，180万篇文章。
［3］胡永恒.民国北洋史研究的新视野——“第二届中华民国史高峰论坛”综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3）：70-80.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本）.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省级政府公报包括上海、广州、北平、青岛、宁波等城市的市政公报，这类公报的时间都是1927年之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的是省县两级管理体制，上海、北平等城市是院辖市，属于省级行政单位，故将这些城市的市政公报列入省级政府公报内统计。
［6］1931年第六期《监察院公报》刊发第四一六号《国民政府行本院训令》——《令准先拨教育部二十年度蒙藏教育经费一万元为编就汉蒙合璧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印工纸料费转饬知照由》。
［7］1931年第二期《国民会议特刊》刊发《请设立编译馆案·乙·速设立国立编译馆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及学术专书以宏文化案》。
［8］三篇文章分别是：《前闽浙总督魏奏筹款派送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专科并请编发教科书折》，1905年第二卷第三期；《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严复），1906年第三卷第六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例言》（吴曾琪），1909年第六卷第一期。
［9］“四大副刊”是：《觉醒》（《民国日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
［10］《晨报副刊》1924年第210号刊发《商务本历史教科书之疑问》（武自强），《京报副刊》1925年第307号刊发《学者与教科书》（培良），两篇文章都是对当时教科书中存在的不恰当内容进行批评或评论。
［11］《现代评论》1924年第二卷第五十二期刊发舒楷父的书评《一部风行一时的地理教科书》。
［12］《大公报》1947年2月2日发表邓恭三的文章《荒谬绝伦的国定本教科书》。
［13］《生活》周刊1933年第八卷第二十九期刊发文章《教科书大倾销》，这是一篇从教科书倾销切入的时事评论性文章。
［14］这类研究有：严复的《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6期；浮邱的《教科书与时令》，《教育杂志》1910年第2卷第12期；太玄的《日本之打破国定教科书制度论》，《教育杂志》1915年第7卷第1期；吕伯攸的《小学教科书的封面和插图》，《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等等。
［15］这里所说的人文学科包括语文、英语以及文科类。
［16］这里所说的理工类包括数学和理科类。
［17］1930年，教育部还曾下令，初中教科书除外国语教本外应一律采用中文本教科书，不得再用英文原本。
［18］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1）：107-114.
［19］毕苑.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2）：141-149.
［20］蒋维乔，等.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编辑大意.
［21］参见《英文教科书审查会员会报告》，《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1924年第78期；阮真的《本校（广西大学）国文教材何以用选文而不用教科书？》，《集美周刊》1932年第1期；《中国救济委员会拨借大批西文教科书到校》，《厦大校刊》1947年第2卷第4期。
［22］俞剑华.介绍一部最切实用的教科书.晨报副刊，1929（29）.
［23］教育部编辑医学教科书.公共卫生月刊，1936，1（8）：72.
［24］清儒.职业学校教科书的编审.教育与职业，1936（179）：687-688.
［25］袁克勤.专业学校的教科书在哪里？.时事评论，1948，1（19）：16-17.
［26］韦息予.小学教科书的改善及其障碍.中华教育界，1931，19（4）：83-87.
［27］这类研究包括：杨祥麟的《今日之教科书问题》，《教育杂志》1916年第8卷第12期；黎正甫的《小学教材和教科书》，《公教学校》1936年第2卷第19期；沈玉善的《小学教科书的功用与革新》，《教与学月刊》1936年第1卷第10期，等等。
［28］这类研究包括：张兆林的《乡村小学的教科书问题》，《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雷震清的《乡土教材与教科书》，《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4期；孙福熙的《小学教科书》，《北新周刊》1926年第15期，等等。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