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发展传播学融合模式中国西部文化三分法OK模式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子
与一些发展传播学家局限于研究大众传播效果而回避或拒斥对传媒本土化研究中关于民族和宗教的制约因素问题不同，本文致力于讨论这一传媒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并且把中国西部多民族聚居区的大众传播的三种效果模式的构建视为解决传媒本土化问题的前提。笔者坚持并维护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主流见解，认为大众传媒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对人们的现实观和社会观的形成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针对中国西部多民族聚居区而言，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容置疑地包含了保卫国家安全和推进西部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意图与社会关怀。
笔者在十余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构建了三种传播效果模式：梯形模式——对城镇、河谷、半山与高原四种梯级社区的经济要素（生产方式）、宗教和文化要素、民众的传媒使用和需求要素等进行实地随访，分阶段提供尊重该地区对传媒信息差异性需求的传媒策略和发展路径。水平模式——以系统理论的视野，考察民族聚居区总体中存在的一致性指标，提供可以被强化的政策或深掘市场空间的建议。融合模式——社会的交往和信息的流动离不开个体间的沟通，因此，笔者在该模式中首先提出了以真善美爱的个体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三分法。本文认为，这种以真善美爱为核心的个体精神因为具有强烈的普遍适用性而成为一切文化交往的基础，它为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交往、融合以及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同时强调，该模式主要以政治性的系统世界为根本和背景，为民族聚居区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本文主要关注中国现代传媒在西进过程中怎样实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融合与大众传播效果最大化并最终促进当地安全、稳定的和谐发展态势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融合模式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关联便是共意性（consensus）。所谓共意性，是指当我们关注不同人在面对相同刺激时，行为反应是否与被观察的人行为一样？即其他人对同一刺激物是否也做出与行为者相同的反应。如果每个人面对相似的情境都有相同的反应，我们说该行为表现出一致性。例如，我们发现，西部民族聚居区域的受众都有使用现代传媒的愿望和习惯，那么这一行为就是一致性高的共意性。让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不同民族共同认可的经验知识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在一种民族“共识”的语境中去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通过构建一种相适应的价值体系来培养和强化共意性并实现这一目标吗？如果说梯形模式更偏向于经济维度里的培养建构，而水平模式偏向于政治维度里的传媒实践，那么融合模式则偏向于文化维度里的身份确认、文明演进以及媒介素养的培育。
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共同体
在传统的文化解释里，物质与精神成为公认的两大向度。如果我们不考虑对文化进行现实层面上的具体处理，那么这种经典的二分法显然难以被挑剔。但是，如果在限定性的语境里进行问题研究，这种二分法便开始变得力有不逮。比如在我们预设的融合模式里，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生活文化既可以说是物质范畴内的文化体现，也可以说是精神范畴内的审美建构、习俗养成和价值选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分类法。它包括个体精神、生活文化、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化三分法的原因与其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为它们所要回应的问题向度十分复杂，正是基于复杂的问题向度而使得分类法得以成立，同时这种三分法的合理性与价值度也需要在问题解决中得以确立。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复杂问题进行细化描述与研究。
首先，我们将由个体精神和文化范畴及其对应的社会存在组成的模型以图1的方式给出。在这个简洁的模型里，各个相关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将得到直观的呈现。
众所周知，无论建立任何模型都会被追问如下几个问题：模型中的要素概念是什么？为何要如此界定概念？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图示而不是其他？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确保模型的准确和完整，我们将依次回答这几个问题。
1.模型要素的概念
图1有四个大的概念，而每一个大的概念里又有许多小概念。大概念的表述是完整的，而小概念的表述则仅选取了比较重要并且具有代表性的要素。如果说从广义上讲，文化包括人类后天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文明，那么我们大概可以将这种文化分成三个部分，即生活文化、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其中，生活文化包含的要素最多。例如图示里所说的衣食住行，还可以包括科学和艺术等。这些文化大都源于个体的创造，是个体精神和智慧的直接反映。生活文化的特征除了主体性还有丰富性，它主要是人们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文明。而在此基础之上的，由群体间交互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人与人相处之后发展出来的文化则更多地属于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天生有着高度相关的紧密性。它们互相影响，甚至在某些时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前者较为柔和，后者更具刚性。一般认为，生活文化和社会文化都属于私域，而制度文化则属于公域；或者说，前者属于生活世界，后者属于系统世界。
笔者认为，个体精神更多的是以精神、审美和普遍人性的方式存在的。这里的精神当然会对三大文化系统有所影响，但这里的影响，尤其是从生活文化到制度文化过渡的阶段里会越来越弱——例如个体对制度文化的影响往往是通过社会文化这一系统进行制约并发挥作用。进一步看，个体精神里的真善美爱与社会文化系统里的道德伦理范畴之间是有区别的。事实上，这里的个体精神里的真善美爱更倾向于一种原始人性和普遍人性，也即今天说的人类的共同价值、核心价值。厘清这一概念对我们随后进行的文化融合分析意义重大，因为个体精神的人性部分遵循着一定的基本准则，而建立在这基本准则上的文明融合也就有了起码而坚实的起点。
2.为何要如此界定概念
模型建立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具有意义：一是符合客观事实，即在经验层面上具有准确性；二是足以支撑理论演绎，对问题的研究有理论上的支撑作用，甚至是突破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中心三个系统的文化模型建构首先满足了文化范畴内的概念划分，这种划分基本做到了完整和清晰。此外，文化融合的最终指向必定是细化的概念交融。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互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趋势。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交融也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这时候，如何完成两种以上文化的良性互融显得尤其关键。由图1可以看出，制度文化与社会文化存在明晰的区别，而制度文化与生活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大，这就为同一制度下的生活文化和社会文化共融提供了可能。总的来说，真正造成文化交融困境的，是那些无法将公域生活和私域生活分开的意识。这种意识未能意识到生活文化、社会文化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区别，或者说高估了三者之间的影响力。在文化融合里，个体精神的统一和制度统一是基本前提，但难度更大的其实是有关生活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互相尊重和文明自信。缺乏尊重和缺乏自信都会给文化融合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3.图1的呈现为什么是三角形而不是正方形
如果是正方形，个体精神与三大系统处于四个顶点，并不能体现出四者的差异性。而事实上，个体精神和三大系统具有明显的概念差异。此外从生活文化到社会文化再到制度文化体现出了一种递进式的关系（模型的立体构建），而如果放置于四个顶点，则无法将这一递进式关系呈现出来。
4.建模的目的是什么
从方法上讲，建模能直观地呈现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从理论上讲，建模又能为更加抽象和深度的理论提供基础。在关于文化系统内部的共同体模型中，我们虽然只看到了单独的文化系统内部的要素关系，但它却为我们分析文化与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线索。接下来，我们将基于这一理论建模的思想逻辑进行更加细化的融合讨论。
三、社会视野下的个体交往与模式建立
我们知道，传统的关于文化的物质、精神二分法是一种典型的哲学意义及其视角下的观照产物，它能清晰地揭示出个体精神与外在世界、概念符号与物质本身的区别。但从社会或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真正为我们提供清晰判断的种种法则有时候并不来源于哲学式的元理论探究。
应该说，本文于文化的生活、社会和制度三个层面上的划分已经从哲学转向了社会视野的观察。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存在都包含着四个部分：首先是个体精神、心理乃至意志，用哲学术语来说，即主体性。其次是与个体相关的生活文化、社会文化与制度文化。这种主体性与相关性构成了一个人生活于现代社会所包括的全部要素，事实上，社会交往中的每个人都携带着不同的文化属性（相关性）在进行对话、交流、共处与融合。因此，为了更加直观地描述这种交往行为发生的实际状况，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三分法的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具体化与改良。我们发现了一种更简洁、直观而且有效的模型表述：OK手势模型（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到，OK的O代表的就是人际交往模式里的个体精神。而K则分别代表着与个体相关的生活文化、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可以说，个体间的任何一种社会交往都将涉及图2所描述的OK模型。为了更加细化地表达人际交往的发生原理，我们将对OK模型作出详细的阐释。
首先是个体精神。在文化三分法模型里，我们将个体精神解释为有关真善美爱的人性法则。而在社会文化里，我们则提到了道德、伦理与宗教。从广义上看来，二者似乎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重合。至少在善与爱这一维度里，道德、伦理与宗教同样将其视为核心价值之所在。但是，从哲学的角度上讲，真善美爱却又并不完全包含于道德、伦理与宗教范畴。比如，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或许有着同样朴素乃至坚韧的美德与情操。又如，在不同社会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道德、伦理法则里生活的人，他们很大程度上却拥有着共通的正义、怜悯和良知。因此，个体精神必定会有一种超越地区道德、伦理与不同宗教的共同的核心要素，即普遍人性，也可以称之为人类交往法则里的核心前提和最小公约数。正是有了这样的普遍人性，才会有不同肤色、不同习俗、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民和谐共处的可能。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相处与融合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而密切。为了使人们的交往更加和谐与充满尊重，寻找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交往法则也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依照这样的模型，最简单的人际交往即表现为个体精神的基本重合。这种重合往往发生在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宗教背景的个体之间（如图3所示）。
图3中的两个手势之间，仅有O字是相重合的。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所处的社会制度都是不相同的。这就好比一个土生土长的信仰佛教的中国人与土生土长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之间的交往，他们愉悦相处的基本前提和保证恰恰就在于二者共通的个体精神，即普遍人性的方方面面，比如诚实、礼貌、善意甚至是更为私密化的爱情，都包含在他们重合的那部分个体精神之内。一般而言，世界上任何两个人的相处，都会在O字形上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当然，除了O字形的重合外，还有很多其他情况可以包括K字形里的指头重合，比如一个信仰佛教的中国人和一个信仰佛教的美国人，那么他们在社会文化这一领域便具有了高度的重合性，这也为他们的文化交融增强了更大的凝聚力。
简而言之，文化三分法与OK手势模型之建立的根本目的，一是为了形象直观地描述人际交往的真实内涵，二是为了在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传播视野下，看清社会运行、人际交往、文化融合、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是如何进行秩序构建的。
四、文化共同体的确认及相关问题的解决
西部民族聚居区文化融合问题主要是源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制度文化与社会文化、生活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前者而言，就是当我们在对一个文化共同体进行界定时，地理要素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要素。西部民族聚居区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大的制度共同体之下的，这个大的制度共同体当然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这一大的制度共同体下，各个民族因为历史、文化等要素的不同又构成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小的文化共同体。制度共同体与小的文化共同体是有区别的。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概念：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简言之，生活世界亦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法则和道德观念等；而系统世界则是指一些刚性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区分两种世界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交往极其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在同一个系统世界（笔者将其指认为制度共同体）里进行多元的生活世界交往的理论体系。根据本文前述的文化三分法，笔者采取将制度文化归入系统世界，而将个体精神与生活文化置入生活世界去进行对应分析的方法。
个体精神自然是指极其个人化的价值选择、审美意识和情感要素等，生活文化则指向衣食住行等这些个体与物理世界的关系，制度文化指向政治、法律等，而社会文化则是个体之间通过交往之后发展出来的一套伦理和道德体系。在这种文化三分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文化是连接个体精神、生活文化与制度文化之间的桥梁及过渡区。以此分析立场出发，所提出的融合模式也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在遵循同一个制度文化的前提下，西部民族聚居区有可能进行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平行融合。
当多民族聚居区在接收现代化的传媒信息时，有效区分个体精神与三种文化这四种概念的区别，认识到三种文化的各自功能和意义将有助于这里的人们更好地融入现代文明，同时保留住一些适宜本地生活的文化要素。当我们将各个民族作为不同的小型文化共同体时，这些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互融也就成为了文化融合模式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融合有可能找到并自觉遵循着一种交往理性——不断地在对话中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化共同体。我们还注意到，这些融合都需要建立在成熟的媒介使用基础之上，只有当人们养成了理性的传媒素养才可能成功实践文化融合下的多元繁荣。
五、多元文化发展的两条路径：保护与融合
从理论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是亘古如斯的。但是，如果是放任自然的融合，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等外在的强力因素对弱势地区的文化压迫。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发布，有效挽救了许多濒临消逝的文明。既然保护与融合是必须并重的实践路径，接下来就需要具体回答这两条路径如何在互补中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从逻辑上讲，其实两条路径有着巨大的同构性，即二者的理论起源都是对文化之外的权力因素的反抗。保护路径反抗的是由单向度的强势经济构成的现代文明对个性化的、多元化的传统文明的同化，而融合路径则反抗的是具有强势经济能力的文化共同体对弱势的文化共同体的压迫。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对话，应该在文化的层面上取得平等的状态。另外，现代文明的典型特征除了向经济上的单向度看齐外，还有信息社会导致的文明趋同现象。在大众传媒引导的现代社会，个体往往需要融入一体化的文化叙事中才容易找到安全感，否则便会被大众传媒所孤立。而这种现象在多民族的地区尤其严重。因此，没有平等的融合，没有文明的自信，小众文化则极易为大众文化所同化、整合。可见，两条路径的核心就是树立从个体到集体层面上的文化自信。
六、城市与乡村，身份认同与心理谐适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叙述的，西部民族聚居区的传媒素养研究是基于国家现代化这一宏大现实背景的。而国家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尤其是放在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意味着一个广泛而普遍的现实：那就是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社会学现象，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而且关乎个体精神、身份和观念的转型。显然，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在现代化的历史叙事中同样会表现出一系列的融合与改变。
个体是所有人文关怀的最终指向，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放眼西部民族聚居区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城市、乡土文明冲突和现代传媒下的信息焦虑在内的多种要素共同构成了个体精神的时代迷失。这种个体精神的主要表征，首先就是身份认同。现代化的城市进程，不仅表现为特质化的经济发展、组织化的模式更新，而且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人口流动。农民工进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现实，而在西部民族聚居区里，这一重要现实显得更加突出。事实上，不只是农民工，还有更多的社会角色在从农村涌向城市的过程中患上了异乡人的“身份迷失病症”。这些精神上的漂泊者，很难以具象的数据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社会学里的客观研究完全无法深入一种更深的人文关怀。更为人所忧虑的，是这些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身份迷失状况连那些身处此种痛楚的本人也常常难以准确自述。这时候，客观的科学化的社会研究便显得尤其无力和单薄。当一个农村人在城市中难以取得经济上的依靠和文化上的皈依时，他是否还能重新回到乡土？又或者说，当他回到乡土之后，那些已经潜入内心的城市里的文化要素又是否能够使他在乡土中得到满足？如果这两个问题，只要有一个被否定，那么个体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则会被瞬间抽空。他们在乡土与城市之间是一个想回回不了，想入又入不进去的群体。身份认同于他们而言，是一场艰难的旅程，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现代传媒，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身份迷失；同时，现代传媒能通过强化个体的传媒素养而消除这种身份迷失。这把双刃剑使得使用（或称利用）者在编码或译码时变得异常小心谨慎。对于前者而言，现代传媒连接起了乡土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它以信息覆盖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的地理与空间差距并最终造成了个体的身份混乱。对于后者而言，则需要个体从复杂信息和多元价值中整理出一套适宜自己的观念法则、建构起一种特有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显然不再是传统的乡土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从本质上说，身份迷失的根本原因是个体的现实处境与他所接受的信息文化（以及因此发展出来的相关心理）之间存在差异。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传媒素养的培养，使个体在面临这种差异时尽快地完成现实与信息之间的融合。也就是说，将大众传媒的信息与自身处境结合起来，构成一种即时而具体的稳定心理和身份认同。
言及对信息的袪魅，就不得不提大众传媒时代个体心理的谐适问题。所谓心理谐适，实际是指个体在信息接收过程中被信息所调动起来的欲望与自身能力之间的谐和程度。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可以被描述成传媒的正负功能。“当传媒拉动的需求与受众实现这些需求的能力以及原有的现实需求（来自于社会的、个人心理的）相吻合时，传媒普遍发挥着正功能，成为有效服务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当被传媒拉动的需求超越了受众的现实需求（社会的和个人的发展目标），以及那些被传媒培养而滋生的需求在满足能力不足时，传媒就有可能产生负功能，导致受众的心理挫折感，致使其成为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迷失者和现代文明窗外的流浪者，从而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1］因此，如果我们把个体心理的谐适当作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既定目标，那么如何缩小信息欲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就成为了对西部受众进行传媒素养培育的重要内容。而这种培育也就必然包括信息袪魅与个体的自我认识。前者解决的是信息端的影响，而后者明晰的是意志和能力的状况。双管齐下，是在现代传媒影响下的个体达成心理谐适的重要方法。而且，这种培养模式并不仅仅适用于西部民族聚居区的素养培育。
七、基于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融合模式的构建
可以说，只要这个世界仍有贫富差距，那么发展传播学的效用就永远不会过时。倘若仔细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的各种发展传播范式，尤其是主导范式与参与范式，将不难发现，理论家们争论的问题总是应不应该主导，或是应不应该参与；又或是应该主导多少，应该参与多少。唯独缺乏一种细分视野，一种将传媒与教育本身划分为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的视野。当人们在强调参与时，人们想要满足的实际就是基于当地实际情况的文化、经济需求。而当人们反对参与时，或许又注意的是政治与社会层面的秩序问题。那么此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政治维度里强调主导范式，而在经济与文化维度里强调参与范式。例如，笔者关于西部民族聚居区的传媒使用状况的前期研究成果显示，在城镇、河谷、半山与高原四种社区，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产资料的不同，对经济信息的需求也不同。此时，当地民众在经济维度里显然更需要以参与范式为基础的发展传播策略。又例如在新闻与政策接收的传媒调查中发现，四种社区对新闻的诉求都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显然，在政治维度上，则可以采取主导式的发展传播策略。同理可推，在文化上，鉴于地区风俗、宗教以及诸多生活文化的长期固化性，尤其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的独立性（相较于政治与经济）与以文化为纽带所建立起来的牢固的秩序性等，则要求我们的发展传播应以参与融合为主要形式。这种多元的发展传播模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主导与参与的一元式的传播范式，它较好地摆脱了一元式范式在解释不同维度的发展传播中所暴露出的矛盾性，我们因此将其称为融合传播模式（见图4）。
融合模式或者说是融合范式与融合传播模式，最主要的理论核心有两点：一是区别于传统的发展传播范式在传者中心论问题上的一元论探析，二是区别于发展传播学从本质上显露出的强经济化考量和共同体偏向。在第一点上，正如前文所讨论的主导范式与参与范式的争论所凸显出的理论困境那样，大众传媒如果不能以更细化的多维视野去进行传播策略和传媒观念的制定与养成，那么大众传媒的实际效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适得其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融合模式视为继主导范式、参与范式之后全新的发展传播学范式。在第二点上，传统的发展传播学从一开始就将发展的对象设定为广阔的国家或是大至一个洲的地理单位，例如落后的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等，从而使其缺乏更加细致的以个体为单位的理论构想。如果没有对个体，没有对人的真诚思考和全面关怀，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是否还有意义？融合模式需要讨论并正面回答该类问题。也正是在仔细考察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几乎一切可能形式之后，本文构建了文化三分法与OK手势模型。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解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可能与交往本身所包含的种种要素。从OK交往模式出发，我们将清晰地看到不同信仰、不同文化风俗甚至是不同道德体系的人们，是如何和睦共处的。而这种和睦共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个体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没有稳定、谐和与融洽的文化共同体交往，个体就很容易陷入漫无目的的孤独或是内心紧张的分裂。因此，所谓融合传播，就是要仔细倾听地区民众彼此之间的交往内容，并以个体为单位，建立起他们应有的文化自信。此时，个体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便不再是参与或是主导，而是最终能在大众传媒中找到一种关于主体性的文化表达。
如图4所示，融合模式里的政治维度依然保持着发展传播学里主导范式的理论表达：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专家团队，无论是一般地区民众还是发达地区民众，都同样遵循系统世界里的政治法则。主导范式在这一层面上的实际操作便是将基本的政策、国家新闻、法律制度等传播给地区民众。然而，事实上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地理条件等都不相同，所以自然会出现地区民众对于经济知识的差异性需求。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与突破口。例如笔者在前期相关调研里所看到的，西部民族聚居区的民众通过对大众传媒的深入了解与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而学会了利用媒体刊发广告以增加当地果蔬的销量。这就是经济维度里民众与大众传媒的良性互动以及民众主动参与的经济发展范式。
在文化维度里，存在两个与经济维度不同的交流方式：
其一，文化维度更强调分享，而经济维度更强调扩散。经济维度主要通过纵向的视角分析经济信息传播的扩散方式。因此，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理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与本模式的传播样态极为吻合。借鉴两位传播学家的理论，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诸如一些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人去率先使用农业生产里的新工具、新的化肥等，并慢慢沿着二级以及多级传播的方式影响身边人。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维度里不存在横向的交流或融合式的传播，而是说纵向传播、扩散传播以及多级传播是经济维度里的主要模式。而在文化维度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流，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共享式传播，尤其是在涉及地区文化时，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们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其模式更偏向于横向传播。但这并不表示文化维度里不存在以意见领域为代表的扩散式、多级传播。
其二，文化维度里的参与范式更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融合。严格地说，人们对于符号最准确的理解只能源于他们所参与创造的那一部分，未经参与的符号也就未能被理解。但这种差异性却并不见得是完全不利的。因为正是这种差异，大众传媒所认为的本土文化与地区民众所认为的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构成了符号与文化的缓冲地带，并以此支撑起意义的嬗变可能和文化创新的新生与成熟。在文化维度里的创新与交流中，最为要紧的就是融合叙事的缓慢性与个体化。
综上所述，在涉及大众传媒对于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时，融合模式更凸显其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构建一面。而在涉及发展传播的文化维度，与纯粹的、广义的大众传媒时，本模式则更显示其融合传播学的创新实践一面。简言之，在政治领域强调主导子范式，而在经济与文化领域强调参与子范式，并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融合范式致力于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与实践。而当融合以一种传播学的子理论——融合传播学出现时，它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则是包括落后地区、发展地区，包括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在内的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法则。这种法则的理论基础便是OK模式。而且，OK模式因其极其个人化的交往概括连接起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学意义上的发展传播，并使其成为具有强大逻辑同构性的整体叙事。因此，可以说正是OK模式与融合传播模式共同构建起了本文所提出的融合传播学的主体概念与意义框架。
注释：
［1］李苓，陈昌文.现代传媒与中国西部民族——汉藏羌民族混居区传媒使用与影响的类型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2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媒介素养培养模式”（项目批准号：16Fxw012）研究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