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旧录》周镳条下记道：
庚午，南中为大会，仲驭招余入社。
仲驭是周镳表字，大会是金陵大会，社是复社，庚午则即1630年。简而言之，是年太冲第一次来南京，赶了个正着，正赶上复社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大会之一金陵大会，并在周镳动员介绍下就此加入复社。
眉史氏《复社纪略》之“复社总纲”，有复社酝酿、草创及发展壮大的简要时间表。崇祯二年第一次集会，于苏州尹山湖举行，称“尹山大会”。崇祯三年第二次集会就进军南京，称“金陵大会”。再过一年，即崇祯五年壬申，举行“虎丘大会”，最后完成复社创建史。
其中，金陵大会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从前面所讲太冲如何由奉祖母深视叔父临时起意参加科举已知，这年乃大比之期。四方举子齐赴南京，沉寂三载乡试三年一期的贡院重新喧阗，人如潮涌。算起来这是“一举粉碎客魏集团”后首次乡试。人人扬眉吐气、心高气爽、骚动不宁，都有一股做点什么的兴奋。
复社的萌芽，几年前出现，但影响区域还未逾苏州左近。本期乡试，提供了绝好的会盟四方之士机会，所以前后三次“大会”，这次最具里程碑意义，它令复社从一个局地组织，发展到号令和引领整个东南青年士林，举例而言，皖籍的方密之、浙籍的黄太冲，都是这一次融入其中的。
又由于本次乡试，一些复社领袖和中坚分子大获全胜，称得上齐放共绽。“乡试，杨廷枢中解元。张溥、吴伟业并经魁。吴昌时、陈子龙并中式。”如此佳绩，令复社名声大振，随之翌年会试，吴伟业梅村高中头名会元，继而殿试连捷中了榜眼；张溥则为会试“会魁”大致相当前五名。一时间，复社如日中天，号召力无与伦比。复社的政治倾向，与东林一脉相承。如果说东林是朝堂上的改革集团，复社就是它在野或主要由青年学子组成的后备队伍，故而有称复社为“小东林”者。但是眼下，“小东林”的声势已有后来居上况味，渐渐盖过了“大东林”。尤其东南一带，无论政治、思想与文化，领风气和抛头露面的，主要是复社。到了崇祯末期和弘光间，这一点看得格外清楚，马士英、阮大铖集团明显以复社为主要对手，阮大铖张网欲兴大狱的矛头，更几乎都指向复社的活跃分子。
复社的姿态，比东林更激进。他们有时会嫌自己的前辈缩手缩脚、暮气沉沉。太冲就对史可法在国变之后南京定策过程中的优柔颇有微辞，又于《汰存录》中激烈批评夏允彝是非混淆，从中都可看出青年一代有更强的叛逆性。这些已是后话，暂且按下。
太冲参加了金陵大会，又曾参加桃叶渡大会、留都防乱公揭两次复社重大集体行动，但崇祯五年壬申（1632）虎丘大会他不在场。他太年轻，当时又没有多高的文名，在复社中还算不上一线人物，领袖“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以下，周钟、顾杲、吴应箕及“四公子”陈贞慧、冒襄、方以智、侯方域等好些人，风头都比他劲。但《黄宗羲年谱》记太冲这年从皖地赶赴南京加入防乱公揭行动却说：
以顾子方杲，端文公孙与公为首，次左硕人国柱、子直国禄，二人忠毅公子、沈眉生寿民、沈昆铜士柱、魏子一学濂，忠节公子等。
而以我们看到的资料，似乎不是这样。参与策划的陈贞慧在《防乱公揭本末》中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次尾愤其附逆也，一日言于顾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飞驰数函：毘陵为张二无张玮，金沙为周仲驭，云间为陈卧子陈子龙，吴门为杨维斗杨廷枢，浙则二冯司马冯晋舒、冯京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左国栋、左国材、方密之、尔止方以智族弟。
亦吴应箕动议，顾杲慨允首唱、领衔他是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孙。当事人吴应箕《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亦说：
留都防乱一揭，乃顾子方倡之，质之于弟，谓可必行无疑者，遂刻之以传。
也只提到以顾杲为首。故《年谱》谓太冲于其事“为首”，与上不合，《年谱》之说，当本太冲《弘光实录钞》“《南都防乱揭》，首杲，次宗羲，次左国栋，次沈寿民，次魏学濂。”一句。单看这一句，可能只是述其签名先后——这份公揭，其实就是后世的“大字报”，由大家自愿签名，张贴在公共场所，也许签名的时候，太冲名字签在了顾杲之后，《年谱》因而理解为“为首”？当然这也纯系猜想，原样的防乱公揭，我们无缘见之。但全祖望另有一说：“乃以大铖观望南中，作《南都防乱揭》。宜兴陈公子贞慧、宁国沈徵君寿民、贵池吴秀才应箕、芜湖沈上舍士柱共议，以东林子弟推无锡顾端文公之孙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居首，其余以次列名。”指太冲以天启被难者方面的代表，而领衔在公揭上签名，并说这是几位皖籍名士力推的结果。这一点，倒与太冲在皖得讯，从那里直接赶来南京，颇合得上。只是这说法的出处，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总之，这张或系中国史上的第一份大字报，太冲参与其中，又因签名居前，被阮大铖牢牢记住，埋下后来的祸根。
加入这群体，是太冲青年时代最大收获。彼时他的人生轨迹还比较简单，既未著书立说，亦未授徒讲学，别的事业和社会身份角色也都谈不上，故与复社的关系，就是最具实质性的经验了。从中，他找到并正在形成思想认同，见识形形色色的人，极大扩展了视野，且从天南地北的朋友们那里，真切感受着充实与快乐。所以对于太冲三十五岁为止这一人生花季的时段，南京无疑是它的中心点。后来他追述此时的友近，一多半是在南京结识。如：何栋如“住南都乌龙潭”，范景文“其为南大司马……余谒公，公出其书画”，方震孺“辛巳，公在南都，余往还久之”，沈寿民“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沈寿国“庚午，同试南都”，周镳“庚午，南中为大会，仲驭招余入社”，韩上桂“南京国子监丞，左迁照磨。庚午，余奉祖母太夫人在经历官舍，与之为邻”，韩如璜“南中诗会，无有不赴”，麻三衡“余交之于南中”，林古度“住南京……余赠诗”，梁稷“辛巳，余复遇之于南中”，何乔远“为南司空，四方名士多归之”，张自烈“举国门广社，而社中与予尤密者，宣城梅朗三、宜兴陈定生、广陵冒辟疆、商丘侯朝宗、无锡顾子方、桐城方密之及尔公张自烈表字，无日不相征逐也”……
在太冲而言，南京就是一段不可重复的岁月。他本人的格调，是不张狂而倾向于自敛的，我们从他任何其他时段看到的，都是素朴、持重、清俭、慎行和苦学，可是在南京，他却卷在一种张扬不羁乃至纵情声色的情形中。盖因彼时的南京，实在是一座借着个性解放抒发变革苦闷的城市。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颇有几分相似。那里，充斥着从精神和肉体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亚人，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一个漂浮无根、萍水相逢、客居游荡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很多人后来已经忘掉原来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们几年以至十几年滞留南京，参加一轮又一轮乡试，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
南京的气象和人物，其他任何城市都见不到。张溥条记道：
庚午，同试于南都，为会于秦淮舟中，皆一时同年，杨维斗、陈卧子、彭燕，又吴骏公、万年少、蒋楚珍、吴来之，尚有数人忘之，其以下第与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
这是一份令人眼晕的名单。维斗是杨廷枢，卧子是陈子龙，骏公是吴梅村，年少是万寿祺，眉生、治先是沈寿民、沈寿国兄弟，再加上一个黄宗羲……个个风华绝代，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夺目之星。
要注意“为会于秦淮舟中”。“秦淮舟”何物？便是有名的秦淮灯船：
秦淮灯船，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主称既醉，客曰未晞。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
秦淮灯船固不自庚午始，但一定自此而盛。因为过去实在并没有一个叫作复社的团体。这么多抱团、嚣张、风雅而轻狂的举子，三天两头在此邀妓同船、聚游酣饮。到了他们手中，秦淮才真正称得上一片文物风流的热土。
韩上桂一条，记了旧院的另一番见闻。韩上桂，即授太冲诗法的那人，他大宴名士于曲中，让伶人演唱自己所作词曲，凡为名士击节叫好者，当场给予重赏，出手极阔：
伶人习其填词，会名士呈技，珠钗翠钿，挂满台端，观者一赞，则伶人摘之而去。在旧院所作相如记，女优傅灵修为《文君取酒》一折，便赍百金。
张自烈条写一班复社公子“无日不相征逐”，尤其是《桃花扇》主角侯方域的行状：
朝宗侑酒，必以红裙，余谓尔公曰：“朝宗之大人方在狱，岂宜有此？”尔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余曰：“夫人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吾辈不言，终为损友。”尔公以为然。
世所称的“明末四公子”悉在座，太冲显然与场中情氛不甚相谐，但追声逐色，却是复社人等常态。
又比如方以智：
己卯岁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
“状元”在此指参加献演诸姬之优胜者。这次活动，不妨名之“秦淮名姬选美、才艺大赛”。
“四公子”另两位，宜兴陈定生、如皋冒辟疆，也出手不凡。旧院名姬李小大《板桥杂记》称“李大娘”，红极一时，“定生访之，屡送过千七百金，犹未轻晤。”冒氏晚年，一位世家晚辈于赋诗时叹道：“江左一时风流人物，今复存者，惟我辟疆先生，年登八十……”此语竟令耄耋辟疆唏嘘不已，和其诗：“寒秀斋深远黛楼，十年酣卧此芳游。媚行烟视花难想，艳坐香薰月亦愁……”诗余，意犹不尽，专门写了一段跋，来回忆往昔风流，而时间的起点就是庚午年：
余庚午与君家龙侯、超宗，追随旧院。其时名姝擅誉者，何止十数辈。后次尾、定生、审之、克咸、勒卣、舒章、渔仲、朝宗、湘客、惠连、年少、百史、如须辈，咸把臂同游，眠食其中，各踞一胜，共睹欢场。
列于其间的，是一些复社名士的表字。“咸把臂同游，眠食其中，各踞一胜”，足见他们整天泡在欢场之中。所以，如果说自庚午年起，旧院已是复社的宿营地，应未如何夸张。
太冲与这班复社才子，诗酒流连是有的，但那些轻薄嬉戏的行径，一点不曾沾染。这方面，仅凭他自己的叙事当然不足为据，我们有把握这样说，是因遍搜同时代人的回忆，从未找到太冲放浪形骸的描写。一来他品性端方，不是风流自许的人，据亲炙过他的学生邵廷采说，“其貌古而口微吃”，通常一个有口吃情形的人，心怀比较谨严；二来太冲家境一直清寒，不比那些食甘餍肥的公子，从小养成享乐挥洒的风度。他对侯方域的不以为然，说明他们确有差别。但差别也不意味着反感，复社才子们的思想倾向，太冲是亲近的，而他们的才华，太冲更感欣赏。南京的交往，在他始终是美好、清新和充满青春热情的记忆，就像这段文字所呈现的笔调：
辛巳，在南中，与共晨夕者数月。在观音阁，夜半鸟声聒耳，朗三推余起听曰：“此非‘喧鸟覆春洲’乎？如此诗境，岂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矶，看渔舟集岸，斜阳挂网，别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