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病死的。
在那个几千口人的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病死的。哮喘病、肺气肿，直至发展到后来的肺源性心脏病。可是，仔细推敲想来，病只是父亲故逝的表层因由，而根本的、潜深的，促使他过早患病并故逝的缘由，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命运的忧虑。
那时候，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父亲早年的哮喘病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又自小就患上了莫名的病症。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尽了多少路、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下蛋的鸡卖了。哥哥15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挖煤；二姐14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1.5元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13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病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生活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病或喜或忧。
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只瓶子里。那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病，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瓶里的针头拔下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
望着哥哥苍白如纸的脸，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哥哥的不凡，也隐隐感觉到了，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那一年，大姐的病没有丝毫的好转。
那一年，春节前后的几日间，大姐为了给家里减些忧愁、添些喜悦，让父母和她的弟弟妹妹过个好年，她说她的病轻了许多，然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疼痛时，用牙齿咬着下唇，把脸憋得乌青，也不哭唤出一点声音。到实在忍不住了，她就躲到我家后院和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然后待剧痛过去，她就面带笑容地回到家里，慌忙地替母亲做饭、替父亲盛饭，慌忙地去洗她弟弟、妹妹的衣服，好像要以此来赎回她的什么过错一样。
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仍然用借来的小麦让我们兄弟姐妹放开肚子吃了两顿非常香口润喉的白面饺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
（潇湘雨摘自《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