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道：“他为自己启用新的别号‘梨洲’，这象征着他人生又一新的阶段已经开始。”
怎样的新阶段呢？他曾把少年时代之后、踏入社会以来的整个人生，分作三段。即：党人、游侠、儒林。党人是自伏阙颂冤起，到为马、阮陷害而从南京侥幸脱身为止；游侠则指国亡后以布衣起事、加入和投身抗清活动。这两个阶段我们都已讲过，现在均告终了。眼下起，直至辞别人世，都属于最后阶段，他自己的概括或描述是“儒林”，用今天话讲，便是以一位学者面世。
随着踏入新人生，转换新角色，我们对他也要换个称呼。在书中，从童年到少年，他是“麟儿”，成年后我们以其表字“太冲”相称，往后改称“梨洲”。
这首先因为他对自己一生亲自作了划分，我们应予体现，况且几个阶段不论内容与角色确实泾渭分明；其次，梨洲的别号对他也有特殊意义。旧时读书出身的人，有名有字以外，几乎都有号，名和字由长辈起，号则自拟，算是每个人给自己的一种标记。然而这以前，我们却不知
道他给自己取过号，有之，即从“梨洲”始。说到这一点，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恐怕是个错误，在此一提——亦即普遍有黄宗羲号“南雷”之说，比如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的沈善洪序说：“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世称梨洲先生”，中华书局王政尧点校的《黄宗羲年谱》之前言亦云：“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这两种书，讲起来都够权威，依了它们，则黄宗羲至少还有一号即“南雷”。可是我们从未见历来学者有称“黄南雷”的，若以字称都称“黄太冲”，若以号称都称“黄梨洲”。猛然提到“黄南雷”，我们只怕一时半会儿省不过神儿，不知指谁。为此，我考了一下离梨洲较近者所述，如他的儿子、弟子或后学，均只见“梨洲”之号，不见“南雷”。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府君讳宗羲，字太冲，号梨洲，行第一。”万斯大《梨洲先生世谱》：“梨洲先生名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忠端公之长子也。”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先生讳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忠端公尊素长子也。”显然，无论其在世或去世不久的当时，号“南雷”之说还是根本无有的事。何时有的呢？以我有限所阅，最早自黄炳垕那本梨洲年谱始。他写道：“公讳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忠端公之长子……大江以南之士多从之，世称梨洲先生。”很容易辨出，今人共奉的号“南雷”说，出处便在这里，且连“世称梨洲先生”句亦一并抄于此。黄炳垕是梨洲七世孙，相距百余年，所编年谱对弘扬乃祖事迹，有很大功绩，但也屡出错。如他记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梨洲在苏州晤汤斌，实则汤斌于前一年十月已卒，故肯定有误。但是，以“南雷”为黄宗羲号如果也是错误，又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黄不少文集确以“南雷”为名，如《南雷诗文集》《南雷诗历》《南雷文钞》《南雷杂著稿》《南雷余集》等，本身容易使人误解“南雷”是作者的号，大概这就是
错误的来源。而实际呢？我终于在梨洲嫡传的门人万斯大那里找到答案：“南雷里，唐谢遗尘之故居在焉，距竹桥数里而近，先生因名集。”南雷是地名，离黄竹浦很近，仅数里，唐代出过一个有名的隐士谢遗尘谢灵运后人，梨洲于是将这地名置于他很多文集名称中，包含称引先贤、托述己志的意义。所以我们颇可断言：“南雷”不是号，黄宗羲唯一之号即“梨洲”。尝读谢国桢先生《黄梨洲学谱》，特意留心他怎么写，果然明确述为：“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长子也。”谢先生对明代史实了若指掌，那样的错误他是不会犯的。总之自今往后，沿袭已久的号“南雷”说，宜剔摈之。
前面，我们以《怪说》为梨洲之号启用的标志。可惜此文确切写作时间无考，当然另一面，对此文内容而言，确切的写作时间，意义并不大，因为它所述的，是颇长一段时间中作者的心路历程，所谓“如是而日、而月、而岁，其所凭之几，双肘隐然”，而由文章首句“梨洲老人坐雪交亭中”可断，其写于1651年舟山陷落之后无疑。
舟山的陷落，是太冲人生一大转折点，是“太冲”渐渐去往“梨洲”的开始。虽然无法指出梨洲之号取于何年何月，但就已知的而言，可以确定它最早现于《留书》自序，而时间也很具体，文末曰：
癸巳九月梨洲老人书于药院。
癸巳即1653年，距舟山陷落仅二载。此明确可证，梨洲之号当系从舟山陷落而来。全祖望曾据《明夷待记录》“题辞”属“梨洲老人”，说：“壬寅即1662年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指郑成功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认为“梨洲老人”之号因得知郑成功逝世、写《明夷待记录》而起，显然不准确。我们虽不知《怪说》与《留书》自序的写作时间哪个更早，推测起来它们应大致同时；而《留书》自序明确可证，“梨洲”之号的启用要比全祖望所说早十年，亦即以舟山陷落为标志、在1651年至1653年之间。这时为自己新取一号，大概有三重意味：既是对一个刻骨铭心时刻的标记，也是对往昔的告别；同时也向自己宣布，从此去往前所未有的人生。
这当中有生与死的界限，涉及怎样生、如何死的思考。梨洲曾为两位浙江遗民余若水、周唯一写墓志铭。余是绍兴人，周是宁波人。前者以二十余年不与世接、务农课村童，得全发而终；后者“尽去其发而为发冢”，自称“无发居士”。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抗拒了当局，而同时活下来。梨洲在铭文末句写道：“不有死者，无以见道之界。不有生者，无以见道之大。贤生贤死，返之心而无害。”死，可以明原则；不死，却亦能彰验道的广博；无论生死，只要是好与善的，都将返心而无愧。他为自己取号“梨洲”，应当寓意打算活下去、通过不一样的“活着”来验明“道之大”，就像余若水、周唯一等千百遗民那样。谢国桢先生在引述这篇墓志铭后，说：“此后即梨洲教授之时也。”也就是说，“梨洲”象征着一种继续坚持心中道义而又采取了全新方式的生存。
全新方式的生存，很具体，都是他过往四五十年所不曾或极少做的事。
前引《山居杂咏》有所描述：“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数间茅屋是指乡间的隐居，即不入世路。对于从前读书人所谓隐居，今人时常理解有误，以为隐居等于从人间蒸发，连个人影儿也找不见。并不是那样。隐居的意思，着重在自食其力，不出来做事、求功名、拿俸禄，也就是独立做人、不仰人鼻息。比如陶渊明，是当时著名隐士，人还在现实生活中而并非与世隔绝，但一切自奉自给，来保证他不替当局服务的立场，如此而已。然而即便如此，要迈过这道坎，对于读书人也极不易。“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读书人古称士子，士即卿臣之称，读书总为了做官，苦学勤读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摆脱农夫地位、被朝廷录用成为领俸禄的官员，主动放弃这样的目标，对读书人来说，实不亚于普通人斩断世缘、出家当和尚。它实行起来很难。古代条件下，不做官而活下去，一般只有当农民自己种地，所以半耕半读是最普遍的方式。“一半书斋一半农”，便是据此来设想以后生活。不过，正如当年孔子本人受到的嘲笑那样，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要去务农种地，根本没那本事。所以，历来以“隐”为归的读书人，真正躬耕自养的，没有几个。陶渊明的难得正在于此，他连喝的酒，也是靠自种的高粱酿造的。从所知情况看，梨洲恐怕并没有做到陶渊明那样，他养家糊口另有办法，对此稍后再叙。
再一个很大变化，过去的太冲是行动力很强的人，从京城颂冤到加入复社、留都防乱公揭、举兵抗清、乞师日本，四处奔波、萍踪无定，可以说很好动、有点坐不下来，确如他自己所说，身上明显有一股“侠”的气质。这是他性格一面，而多多少少由此，他的读书、学业受到了影响。然而眼下，当他从太冲的阶段跨入梨洲的阶段，相较先前那种五湖四海面貌，却几乎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尽管还不至徐枋、巢明盛闭门不出、束身土室的状态，交游却大大减少，足迹所到处更不能和过去比。这有种种原因，现实不允许以及亡国心情等都起作用，但更主要一点，是他沉潜下来，开始钻研学问、反思历史，作为思想者和学问家存世。当时他给自己刻一方藏书印，边款刻以：
忠端是始，梨洲是续。贫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
很直接地显示，“梨洲”之号与读书、治学有关，或为标志这种生涯而起。因此，从太冲到梨洲的跨越，就是一种人生状态转身。若非转向
梨洲，我们历史上只怕无从谈起一个著作等身的儒林宗师、巨擘的黄宗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