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有味忆儿时 二一、哭灵
时间：2024-11-07 10:34:22
那个年月，人们活着无聊，死了倒是出奇的热闹——当然也是活人的热闹。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祭灵、哭灵了。送终。淡了。从我的身后，急匆匆地走过来几个吊丧的女客，还离灵堂远着呢，她们竟同时喧腾起一阵响亮的哭声，一直哭到灵前，然后，一个个半跪半伏在地下。伴着那一阵阵的拉着长声的号哭，一无例外地有节奏地舞动着胳膊，接连不断地向空扑打着；长号过去之后，转为哀哀的哭泣，开始有韵味、有腔调地数落着、咏唱着，肩头上下耸动不停，却不见有泪珠滴落。细听起来，这种半是数落、半是咏唱的内容，倒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了对于死者的空泛的溢美之词，还表达了生者的思念之情，诉说着无边的哀痛、悲戚和无法舍身替死的遗憾。“魔怔”叔博学多识，阅历丰富，对于民俗也颇有研究。事后，我对“魔怔”叔说起了这件事。他讲，这种咏唱属于挽歌性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俗入礼，后又依礼成俗的发展过程。《庄子》里有“绋讴”的记载。绋，是牵引灵车的绳子。绋讴，是牵引灵车的役夫所唱的劳动号子，后来演进为挽歌。《礼记》上也有“执绋不笑”的规定。总之，当时唱挽歌的都是局外人，并不是丧家自身的事。所以，到了晋代，还曾发生过一场“挽歌该不该进入丧葬礼仪”的激烈争论。结果，主张进入的观点占了上风，后来也就相沿成习了。“魔怔”叔还说，年轻时候他去过四川，那里讲排场、有派头的大户人家，举办丧事，不仅请吹鼓手，还要花钱雇号丧的，借以渲染气氛，壮大声势。号丧在那里，成了一种专门职业，从业的要学会多种号丧曲调，什么《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封棺调》啦，一号就是三两个小时，而且，调门特别高亢，抑扬顿挫，回环曲折，都能收纵自如。现在，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遇到伤心、委屈的事了，哭起来没完没了，嗓门又高，人们就说，她们简直是“号丧”，就是从这里来的。唱挽歌也好，号丧也好，既然都是他人的逢场作戏，也就难怪如此这般的装腔作势了。其实，那天吊丧的女客，多数我都认得。名义是孝子、孝妇的七姑八姨，实际上，与死者并没有什么切近的关系，大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的街坊邻居。但她们一个个，却都装作“如丧考妣”似的深悲剧痛的样子，不过是走走过场，凑凑热闹，送个浮情。群众早就把参加这类活动叫作“随人情”了，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当时，我注意到，一当这类表演式的举动进行得差不多了，主持丧祭的当事人，便及时过来加以劝解。只是，这些吊客非要做到“尽情尽意”不可，光是一般的嘴上劝说，还不肯起来，必须有人上前一个个搀扶，并一再地说，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才看似不情愿地勉强站起。其实，这话也是拣好听的说，同样是一种“虚应故事”。哭也好，唱也好，不过是做戏给旁人看，哪里会导致哀恸伤身呢！只见这几个女人站起来以后，没有过上五分钟，就同周围的人，“叽叽嘎嘎”地说笑去了。晚上掌灯时分，要给亡灵“送关门纸”，这也是“哭灵”表演最充分的时刻。伯母的三房子媳和女儿、女婿，以及娘家方面来的亲戚，十几个人，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分跪在灵堂两侧，算作“陪灵”。每当亲戚故旧来到灵前祭拜，他们都要跟着陪哭一场。男客女客，分别由丧家的男人、女人陪哭。走马灯似的人群，川流不息，宾主操着同一种腔调，带着同一样的表情，哭诉着同一种内容，例行着同一类的公事，大家都在围着这个亡灵忙碌着，应付着，敷衍着，使得那本来应该是极度哀伤的祭奠，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摆设，一种毫无意义的过场。回回如此，年年照旧。任何人都看得出，这种借死人凑热闹、为活人争面子的吊丧活动，无非是做戏弄景，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违俗，敢于进行一番讲求实际的革新。因为，当一种习俗或者礼仪，为某一人群所共同认可之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每一个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随人情”的“随”字，精确之处就在这里。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有谁不肯随俗，或者直接违背了它，就必然会遭到公众的非议，受到人们的耻笑。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孤独者》。那个魏连殳是精通这些治丧礼仪的，为他祖母入殓时，般般礼仪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赢得了别人发出“仿佛是个大殓的专家”的赞叹；可是，作为身戴重孝的长孙，魏连殳竟又“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坐在草荐上”，这又太不合乎大殓的礼仪了，因此，“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旧时代的丧葬、婚嫁习俗，成因于一切都以过去的成规为基准的文化领域。一些生活习俗、礼节仪式的传承，全是靠着模仿长辈的行为实现的。那些终生奔波于生计的劳动者，从来不会也没有那份精力，去过问这些属于日常经验世界的事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刻板”式的一句话：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在那种年月里，对于这些乡亲，日常生活的长河，似乎已经失去了鲜活感，像一种无生命、无差别的静止的画面，被挤压在按固定程序与同一格式展开的模式之中。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做过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从脱下胎衣、跨上摇篮到穿上寿衣、走进坟墓，几十年间，每个人都同别人一样，重复着那种平静、缓慢、庸常、单调的漫漫流程。世世代代，人们在生、住、异、灭的过程中，整天穿着大体上一样的衣服，吃着相差无几的饭菜，住着相互雷同的房舍，种着同一品种的庄稼，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那么机械、被动。一个个人的脸上，都好像没有愤怒，没有欢喜，没有忧愁，没有哀伤，千人一面地刻板、呆滞，仿佛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都逆来顺受，根本就没有更新、改变的想法。每天都在“演奏”着没有任何变调的慢板，经历着生老病死的种种近似于麻木的生命演绎。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罗锅王”门前的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弥漫，呛得围坐在一起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呛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拎桶水来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连那个说故事的，也被呛得咳嗽起来，随口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