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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

时间:2024-11-07 08:55:52

刮了几天黄风,秋意消散,冷漠的冬天来了。

校园里,学生们依旧在练唱,练功,练走台步,练甩水袖,练乐器。学生们在练,老师们在教练。热闹是他们的。我这个文化课老师,不上课,赋闲了。

我走出校园,走上了山头。

荒漠漠的山头上,人迹罕至,只有残枝败叶和枯草,在风中哗啦作响。

我爬上更远的山头。这座山上,到处都是枣树。秋天,枣树叶绿枣红,看起来赏心悦目,那红枣清脆甘甜,吃起来百吃不厌。如今枣树条光枝秃。枣树枝条坚硬,在风中摇动幅度不大,表现出坚毅孤傲的姿态,但细微的呜呜哀鸣声在诉说着寒风的无情。

无情的寒风不仅仅裹挟着枣树,裹挟着我的身,我的心也被刮碎了。有生之年,想起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不由得黯然神伤,有时管控不住眼眶,泪水会奔涌而出。

我在山上闲逛了大半天,才回到了校园。

正是上课时间,院子里不见人影,但专业教室里传出了乐器的击打声、哼唱声,还有专业老师的大声吆喝声,校园里呈现着热闹而富有朝气的气氛。校园里并不冷清,只是我成为边缘老师,才颇感冷寂。

我走到教师办公区的院子里,看到了三姐。三姐斜靠在我办公室的窗台上,低垂着头,神情落落寡合,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三姐是第一个到戏校看望我的亲人,我倍感亲切,这些天不快的情绪顿时消散。

三姐却面带倦态,声音沉沉的。看到我这个唯一的弟弟,心情并不快乐。

我以为她旅途劳顿,累了。

进了办公室,三姐刚坐下,就说母亲病了。

我一惊,着急地问:“妈病了?甚病?”

三姐叹息了一声,说:“还是那个气喘病。”

我依然心惊肉跳,急急地问:“厉害不厉害?”

三姐又轻叹了一声,说:“前一段时间有些厉害,最近好多了。”

听三姐这么说,我放心了。母亲有哮喘病,劳累后出气吸气时咽喉嘶嘶发响,春夏秋季节不太严重,冬天时重时轻,但也不会危及生命。

秋收时,戏校放秋忙假,我回去收秋,回到家才一个多月时间。我说过一段时间回家看望母亲去。我年纪尚轻,没有认识到生命会骤然而逝。

我从小就是家庭的中心人物,家人会围绕着我转,给我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享受,但从来不期望我负起什么责任来,所以三姐没说什么。我和家人很少交流,那天再没有和三姐多说几句话。要是多说几句话,我就会知道母亲住过医院,那么我就会明白母亲的病是重病,因为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住过医院,一旦住院,肯定就是大病了。可是三姐没有说起母亲住过医院的一言半语。三姐后来说她来戏校的目的有二:一是求云雾山的神灵保佑母亲,其二就是向我通告母亲得病的消息,希望我尽快回家看望母亲。可是她没有明说。我并没有把母亲的病放在心上。

后晌,三姐说她要到庙里去上香烧纸。我没有陪三姐去。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自然不会相信神灵会降福人类,保佑人类。

三姐在戏校女生宿舍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去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刚吃过午饭,一个男生在院子里说:

“冯老师,文管所的人叫你。”

我走出了办公室,向上望去。

文管所的一个干部在脑畔上边的围墙边,大声告诉我:

“我接到了你们乡政府打来的电话,说你母亲病了,让你尽快回家。”

全乡包括乡政府在内,只有几部电话。我们戏校也没有电话。家人大费周折,从乡政府打电话到文管所,说明母亲病得不轻。我的心一下子悬在了空中,紧张起来,恨不得立马回到家中。要回家,就得坐县城通往大漠的班车,在张家砭下车,然后步行三十多里路回家。可是,早上一趟中午一趟的班车已经开走了。我已无车可坐。晚上戏校在县城影剧院汇报演出,我决定晚上参加完戏校的演出活动,住在县城车站旅馆,第二天早晨坐早班车回家。

下午进了城,我抽时间到食品商店为母亲购买食品。母亲有哮喘病,不宜吃甜食,也不能吃辛辣味的食物。这个时期,小县城的食品品种并不多。我挑挑拣拣,竟然买不下适合母亲吃的食品。最后,我买了两袋奶粉,两袋原味饼干,两罐罐头。这是我用自己挣的钱,第一次为母亲购买母亲喜欢的食品,其实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早晨,我顺利坐上了开往家乡方向的班车。

班车缓慢地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我回家心切,着急得浑身发紧,可是班车却不着急,一路上走走停停,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始终没有快速行驶起来。县城到张家砭四十几公里的路程,班车竟然行驶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十一点钟,才到了张家砭。我在张家砭的小街上转了几圈,打问有没有到王家寨的顺车,或者是拖拉机。正当我在小街上奔走时,看到了县防疫站的防疫车。防疫车的司机我认识。我和司机打过招呼后,问他去什么地方。他说先到杨家畔去检查疫情,然后去王家寨乡政府住宿。杨家畔是我三姐的村子,我心里着急,想先搭上防疫车,到杨家畔去。如果三姐在家,说明母亲的身体无大碍,我也就放心了;如果三姐不在家,在我们村,那就说明母亲的病很严重了。

防疫车到了杨家畔,村里的人告诉我,三姐不在家,三姐夫上地里去了。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慌跳不止。母亲病危已是事实了。我想徒步回家,可是,杨家畔村距我们村,也有二十几里的路程,我要步行,在天黑前是回不到家里的。杨家畔村干部听说我们今天要到王家寨乡政府去,很快动手做起饭来。村干部一边做饭一边向防疫干部汇报村里动物防疫情况。吃过饭,防疫站的考察任务也完成了。我们坐着防疫车启程了。防疫车快到王家寨时,天就黑下来了。车还要绕一大圈公路,才能到乡政府。我心急如焚,提前下了车,抄近路向家里走去。

院子里的电灯亮光散发出来,照射在土豁口四周,土豁口周围明晃晃的。土豁口上方的枣树枝上,吊着一沓白色的东西。看到那沓白色的东西,犹如五雷轰顶,我浑身被震痛了,也被震惊了。白色的东西,是告天纸。家里有人去世了,第一时间就会将麻纸裁成小方块,由细麻绳穿起来吊在大门上,没有大门就会吊在进出家院路口的上方。我已猜出母亲重病在身,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会不辞而别。

我一扑就扑进了院子。进入眼帘的,是白色的灵棚,白色的棺材。我的肺破裂了,我的心被撕碎了。我“妈呀”大叫一声,跌倒在院子里。我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向母亲的灵棚爬去。

我的哭声惊动了家里的人,二姐三姐跑出来,往起扶我,我却死死地趴在棺材下,痛哭不止。有人似乎在说:

“让他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我大声痛哭了好长时间,突然想起了父亲。父亲没有来到我的身旁。在我痛不欲生的当头,父亲没出现,这不正常。父亲会到哪里去了呢?父亲还好吗?我哭着问道:

“大呢?”

二姐说:“大在明明家里。”

明明是我的王姓堂兄王建林的小名。

我要见父亲,我要立即见父亲。我已看不到母亲了,我要看到父亲。我不能再失去父亲了。我站起来,立刻向王建林家跑去。

王建林家坐着许多人,父亲坐在前炕。我一走进门槛,叫了一声大,扑过去搂住了父亲。

父亲说:“我们正在商量着给你妈办后事。你给村里的老小磕个头。”

我放开父亲,跪在地上,给窑洞里的村人磕了一头。我站起来,坐在父亲身后,从父亲背后环手搂住父亲。母亲走了,我紧紧地拽住父亲。我觉得,只要我一不留神,父亲也会离我而去。

夜色深沉,天气寒冷,冷月悬挂在天空。我一人坐在灵棚里。灵棚里,要有亲人守灵。大家都觉得我一路上累了,不要守灵了。可我坚决地坐在了灵棚里。我要陪伴母亲,度过寒冷的冬夜。再过几日,我想陪母亲,也没有机会了。

二姐三姐都要陪我,我把她俩劝进家门了。我有黑夜恐惧症,多少年来,一人不敢走夜路。可是,我一人在深夜坐在母亲的灵棚里,一点都不害怕。坐在灵棚里,我仿佛觉得,是母亲在陪我,而不是我在陪母亲。小时候,母亲出门走亲戚,总是带着我。我记得和母亲相依相伴,总是在走亲戚的路上。北风呼啸,我和母亲搂在一起,逆着北风前行。雨来了,遇不到躲雨的地方,我就和母亲搀扶着走在泥泞的路上。

母亲,一生都行走在坎坷泥泞的路上。

一九一八年,已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了。教科书上说那些年代是黑暗的旧社会。从小受到教科书的影响,我总觉得那些年的日子没有白昼,只有黑暗。穷人吃不饱、穿不暖、病死、饿死、尸陈荒山野岭,富人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仗势欺人,官员腐败压迫民众草菅人命,军阀混战杀戮百姓视如儿戏。也许,那些年代的生存环境比教科书上说的要好一些,有日出也有日落,也能看到天空的彩虹,但确实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其生存环境令我们后人不敢想象。可我的母亲还是生不逢时地降生在那个叫郑家塔的村子。

郑家塔坐落在黄土高坡下的川道里,川道里的窑洞无山可依,所以村子里的窑洞四面都露在外边,通常称为四明头窑洞。郑家塔是母亲伤心的地方,也是母亲不舍的村子。母亲每年正月去一次郑家塔坐娘家。然而,母亲坐娘家,从来没有看到娘,也没有看到父亲。坐娘家,却看不到娘,这是女人的痛心之处。

母亲不满三岁时,外婆就去世了。母亲对外婆没有丝毫的印象。她只记得母亲的手在她的脸上摸了一下,而外婆的手是温热的还是冰冷的,她全然不记得了。外婆摸了一下母亲的脸,成为母亲对外婆的全部记忆。我想,可能是外婆重病在床,即将逝去时,丢不下年幼的孩子,才恋恋不舍地挣扎着探手摸了摸孩子的脸,随后就闭上了眼睛。那一刻,家里乱了,大放悲声,强烈地刺激了母亲的记忆,所以外婆手摸母亲脸颊的细节自然刻在了母亲的脑海。否则,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是不会一生记住一个细节的。

母亲成了没妈的孩子。母亲的头发乱糟糟的,脸蛋脏兮兮的,没有人为她洗脸,也没有人为她梳头发。她整天像小猫小狗一样,这里走走,那里停停,随便走,随便坐,滚落在哪里算哪里。母亲的家族小,亲戚少,没有一个女人为母亲收拾一下衣服。只有外爷在农闲时间给孩子们缝补一下破衣烂裳,所以母亲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缀着补丁,针线斜一针顺一针。

村子小,也没有几个同龄的孩子,母亲总觉得村子是空旷的。

有一天,外爷上山种地,比母亲大六岁的舅舅也跟着外爷上山点籽种去了,母亲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耍。也许一个人玩腻了,母亲走出了大门,在硷畔上的沙土里耍沙土。太阳光照强烈,母亲耍了一会儿沙土,就跑在了墙角里的阴影中。

外爷和舅舅回来了,没有见到母亲。外爷和舅舅在村里一边找,一边叫唤着母亲的名字。后来,有一个女人在寻找自己走失了的小猫时,看到了母亲。母亲躺在地上,面色灰白,一动不动。母亲脱水昏死过去了。

外爷看到母亲,抱起来。母亲软绵绵的,外爷以为母亲死了,痛哭流涕。外爷沉痛地抱着母亲,向村外走去。外边死去的孩子,是不能抱回家的。死去了的孩子要么送在山梁上,要么送在石岩里,用石头垒起来,俗话叫送死孩。外爷抱着母亲过河时,跌倒了,母亲掉进了河里。外爷急忙捞起了母亲,就在这时,母亲睁开了眼睛。外爷喜出望外,大声吼道:

“老天爷,你还长着眼睛,让我的娃活过来了。”

夏天,外爷上山锄地,舅舅也跟着外爷上山给羊拔草。

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尽管外爷吩咐母亲不要走出大门,可是一个人待在院子里觉得无聊,母亲还是走出来了。村子里看不到人影,母亲就走出了村子。母亲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川道里溜达。七月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了。天空乌云滚滚,雷鸣电闪,接着就下起了雨。母亲跑进玉米地里避雨。母亲不明白玉米地里是避不了雨的,所以被雨浇湿了。雨过天晴,母亲走来走去,却走不出茂密的玉米地。

外爷回到家里,又找不到母亲了。外爷在村里村外找,又看遍了村里的墙角石旮旯,可就是找不到母亲。天黑了,外爷还没有找到母亲。这一夜,外爷一眼未合。第二天早晨,外爷又开始寻找母亲。外爷着急得心都快碎了,可是仍然没有找到母亲。外爷以为母亲被洪水冲走了,就在河滩周围去寻找母亲。

一个村人到玉米地里锄草,突然看到了一堆烂衣裳和黑色的头发,吓了一跳,逃出了玉米地。他出来叫了几个村人,又进了玉米地,才看清那堆烂衣服是母亲的身子,母亲已人事不醒了。这次外爷没有把母亲抱出村子,而是抱回了家。外爷相信老天爷长着眼睛,会让母亲醒过来的。母亲真的醒过来了。外爷紧紧地搂住母亲,说:

“你娃娃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此后的几年,母亲渐渐长大,再没有出过什么乱子。然而,厄运远远没有到头。母亲七岁时,外爷病倒了。舅舅上山劳动,母亲在家里侍候外爷。

母亲七岁时,就在家里洗衣做饭,给外爷端饭递水。母亲刚过九岁,外爷还是撒手人寰了。外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不停地说:“我死了,你们两人怎么活呀。”

外爷老外爷两辈单传,家族势单力薄,竟然无法托孤。母亲说,外爷临终的那些日子,泪水不断。外爷闭上眼睛的时候,眼角上还挂着两滴泪珠。

外爷去世后,母亲和舅舅,遭受了村人太多的欺负与凌辱。

母亲记得,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舅舅和母亲两个在大门外的硷畔上铲水渠,防止下雨洪水流进院子里。这些营生,外爷活着的时候,由外爷做。外爷不在了,许多营生自然就落在了舅舅的身上。舅舅家院子的大门在西北边,不像一般人家的大门在窑洞的正对面,正对面是喂大牲口的房子,房子下边是人家的窑洞,院子里的水几乎都从西北边的大门里出。洪水流经的地方边上,有一户人家,主人是村里的村盖子,有名的恶棍。这个村盖子看见舅舅修水渠,走过来,破口就骂:

“你给老子停下来。”

舅舅有点惊讶,但还是尊大论小地叫道:“叔叔,你有事慢慢说呀,怎么就骂人哩?”

村盖子按村里的辈分论大小,就是舅舅的叔叔,可这个叔叔辈上的人,立刻瞪圆了眼睛,喊道:“你小子叫老子叔叔,老子不稀罕。”

舅舅说:“这是咱们郑家祖先留下的辈分,不这么叫,乱了辈分,没大没小了。”

村盖子又骂道:“放你妈的屁。你给老子停下来。你把这水渠修在老子墙边,算甚事情?”

舅舅说:“我们家的水从来就是从这边出的呀。你们家的窑洞是后来修建起来的呀。”

村盖子说:“如今老子不让出了。”

舅舅说:“这水不让从这里出,你说在哪里出?你总不能不讲道理。”

村盖子说:“你让老子跟你讲道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就叫道理。”

村盖子说着,一拳就打在了舅舅的脸面上,舅舅的鼻血霎时就流出来了。

舅舅十五岁,年少没有预判到潜在的危险,对这种无理的打骂不服气,也挥起了拳头,去打村盖子。村盖子闪过了。随后,村盖子扑过来,又打了舅舅一拳。有几个人听到吵闹后围过来了,其中一人是村盖子的弟弟。村盖子的弟弟上手把舅舅搂抱住了。村盖子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扇在了舅舅的脸上。

母亲看见村盖子弟兄二人打舅舅,舅舅满脸是血,跑过去,扯住村盖子的衣襟,乞告道:“不要打了,叔叔,我求求叔。”

村盖子却一脚踢倒了母亲。

母亲不顾疼痛,又起来扯村盖子的衣襟。村盖子朝母亲的头上又狠狠地踢了一脚。

母亲再次被踢倒在地,昏迷过去了。村盖子还叫嚣道:

“你装死?那你就死吧。”

村盖子又接二连三地踢了几脚母亲。母亲却一动没有动,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舅舅一看母亲不行了,奋力往开挣身子,怒吼道:

“把我妹妹打死了,老子和你们拼了。”

村盖子叫道:“老子今天就把你们两人都灭了。灭了你们,就像灭了蚂蚁一样简单。”

村盖子弟兄两人,对舅舅又是一番拳打脚踢。舅舅也昏死过去了。

村盖子毒打舅舅和母亲时,跟前有好几个围观的人,可他们谁都没有劝一劝村盖子。

母亲和舅舅都昏死过去了,村盖子才住了手,还对围观的人说:“他们都在装死。”

村盖子说罢就若无其事地走了。围观的人也散去了,谁也不担心两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受伤昏死过去后,会不会在太阳的暴晒下死去。舅舅和母亲,真的成了两只蚂蚁。

母亲醒来时,舅舅还昏迷不醒。母亲就伏在舅舅身上大声痛哭。舅舅在母亲的哭声中睁开了眼睛。兄妹两人互相搀扶着回到了家里。

兄妹两人人身受到了伤害,却投诉无门,还担了个装死的赖名。村里还有人说风凉话:“那兄妹两人,就会装死。”

舅舅带着妹妹,踉踉跄跄地来到了外爷外婆的墓地里。兄妹两人在墓地里放声痛哭了一阵子后,就躺在墓地里,久久没有离去。母亲说,躺在了外爷外婆的墓地里,她感到踏实了。

夏天是雨季,倾盆大雨说下就下开了。那一天,一阵雷鸣电闪后,就下起了暴雨。西北边的洪水渠被村盖子堵死了,南墙下边有个人行的小出口,雨水就从小出口里往出流。不过,小出口的附近地势比较高,雨水全流不出去,院子里汪了不少的雨水。那些流出去的水,从邻居家的墙根下流过,也从下边人家的窑洞的后墙边上流过。这两家人家找上了舅舅的家门,警告舅舅管理好院子里的雨水。舅舅和母亲受人毒打,都有伤在身,躺在炕上。那些人只顾兴师问罪,想都没有想过舅舅和母亲的感受。

舅舅说:“几面都不让院子里的水出,我能把这水从天上弄出去?”

邻居说:“只要你能把雨水弄上天,也行。反正,这水是不能从我们墙根下往出流了。”

邻居第二天就把南墙的小出口堵死了。舅舅听出了墙边的响动,爬出了门。

邻居正在南出口上砌墙。

舅舅说:“你们把这个口子堵死,我们就没办法从南面出去了。”

邻居说:“那你们走大门吧。”

舅舅说:“这是从前就留下的一条路啊。”

邻居说:“你要是能把雨水从西北面引出去了,我就把这条路放开来。”

舅舅眼睁睁看着邻居把出口封死了,他不敢再抗争。

又一场倾盆大雨降临了。四面围困,小房顶上的雨水下来了,脑畔上的雨水下来了,大门外的雨水也倒流回来了,雨水积了一院子,进了比院子高出一尺的窑洞里,进了窑洞对面的房子里。

舅舅和母亲望着涌进家门的雨水,惊恐万状,又想不出应对的办法。

墙被雨水浸泡,也浸渗了邻居家的窑洞和院墙,邻居又找过来兴师问罪了。

舅舅哭叫道:“你们都不让水出,我能怎么办?你们就是把我们兄妹打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啊。”

邻居明白这水的确再没出处,担心自己的窑洞院墙受雨水长期浸泡垮塌,就在封住的出口下边打开了一个洞,让雨水往出流。但这条出路再没有让人行走。

那年夏天,舅舅和母亲两人受伤不轻,无法干重活。一个多月后,兄妹两人才上山锄务庄稼。他们走到地里,看到地里杂草丛生,荒芜了。眼看庄稼歉收了,舅舅就和母亲一起拔能吃的野菜,准备在冬天以野菜充饥。

秋季,柳树梢子能喂羊了,他们去砍柳树梢子,却发现早已被人砍光了,有些小树竟然被人砍掉了。舅舅和母亲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可没有度过被人欺凌的日子。自从那次被村盖子毒打后,村里经常会有人欺负他们。舅舅再也不敢站出来自卫了。他已明白,越是反抗,受的伤害就越大。有人辱骂他们,他们忍了;有人占他们的地界,他们忍了;有人修建窑洞堵住他们家的出路,他们忍了;有人把他们家的树砍断了,他们也忍了。他们不忍,又能怎么办?小小年纪的兄妹俩,举目无亲,他们不忍,在那样严酷贫穷的生活环境中,是无法存活下来的。兄妹两人,相依为命,胆怯地、谨小慎微地生活在狭窄的生活圈子里。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能够那么隐忍不发。她从小就学会了忍耐。

母亲十二岁那年,正在院子里晒粮食,几个白军闯进了大门。母亲跑进了门。白军追进了门,母亲跑进了进后窑的过洞。母亲刚爬上了靠窗子的窗炕,白军就闯进来了。跑在前边的白军一手抓住了母亲的一只脚,母亲挣脱了,母亲从窗子上跳下去,跑出了大门。母亲自幼缠脚,是小脚女人,从白军的魔掌下往出逃,是多么的不易。白军追出大门,看到有几个郑家塔的人站在大门外,就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这几个人,没有真正伸出援手,帮助过母亲,可是他们就是在大门外站了一阵子,白军看见了,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才使母亲逃脱了魔掌。母亲终生对这几个村人念念不忘。经历过白军骚扰的事件,舅舅开始为母亲的安危担心了。

舅舅要上地,通常是母亲一人待在家里。世事纷乱,把一个小女子留在家里,出事的概率不小。舅舅决计把母亲嫁出去。母亲还不到十三岁,就许配给了云窑畔的一个丧妻的男子。那个男子大母亲七岁。云窑畔与郑家塔只有十里的路程。舅舅觉得两个村子距离近了,兄妹好照应。母亲在云窑畔生活了好几年。大姐出生后,那个男子就病了。那个男子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离开了人间。母亲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地。那些家族里的人,希望母亲改嫁,另走他乡。因为母亲留在云窑畔,那一份家产,他们就无法享用了。带着一个小女孩改嫁,并非易事。

一年后的冬天,在母亲前夫的祭日,母亲把大姐寄放在邻居家,然后上山为亡夫烧纸过周年。

母亲回村进了大门,看到院子里蹲着几个族人,一个个黑着脸,吸着老旱烟。这几个族人中和亡夫最亲近的人,就是亡夫的堂兄旺旺,一个精瘦的男人。旺旺是最想把母亲赶出云窑畔的人。按照乡俗,母亲没有生育男丁,母亲的亡夫没有亲弟兄,只有最亲近的旺旺的儿子才有资格顶门,继承财产。门,在这里就是指传宗接代的根种。如果门黑了,就指没有人传宗接代,断根了,门开了,就是说这家人家有子嗣,或有人给顶门。有人骂人时,常常会说:黑门人家。如果母亲不改嫁,招一个上门招汉,生养的第一个男孩,要姓前夫的姓,这个门就算开了,不需要其他人顶门了。如果生不下男丁,还要由族人中最亲近的人顶门。那么顶门的人在母亲生前是不能继承财产的。所以,旺旺最想把母亲赶出云窑畔村。

母亲看到那么多的人蹲在院子里,愣了愣,随后,在那几个族人仇视的眼神中走到了门边,开开门,说:“到家里坐吧。”

那几个人走进来了。

旺旺首先说:“今天是我兄弟的周年祭日,你怎么不办几桌饭,请我们过来,让我们给死去的兄弟烧张纸?”

母亲低声下气地说:“我问过人了,人家说家贫的人在周年祭日不办事也行,上坟烧烧纸就行了。我烧过纸了。”

旺旺质问道:“家贫的人?你们是家贫的人吗?”

母亲家在云窑畔有地种,算得上生活好的人家,可丈夫身亡,家道自然衰落了。

母亲揭开一个小瓮,说:“孩子小,今年庄稼歉收,家里就有这么点米了。”

旺旺一脚踢倒了米瓮。

米瓮跌倒打碎了。米洒了一地。

旺旺故意踢了几脚米,米飞溅开了。

旺旺引着那几个人走了。

母亲禁不住放声痛哭了。

旺旺又走进来,扯起母亲,大声喝道:“要号丧到村子外边号丧去。你这个败家的女人,你这个克夫的女人。”

旺旺一边骂一边扯着母亲,硬是把母亲扯出了窑洞。

母亲止住了哭声,揩尽了眼泪。

旺旺没有理由再往出扯母亲了,放开了母亲。

母亲的娘家的家族若是一个强大的家族,也能为母亲出气撑腰,可是,母亲的娘家只有舅舅一个亲人,势单力薄。母亲想回娘家,也是回不去的。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母亲要想活下去,只能忍辱负重。

记得有一年从妗子家回来的路上,我们路过云窑畔村,母亲指着一院四孔窑洞的院子,说:“这就是我和你大姐住过的窑洞。”

母亲说过以后,再没有多看一眼她曾经居住过的院落,表情平静地走开了。

我却站住了,望着破旧的院落:石窑面子石掉了不少,院墙东倒西歪,大门尚算完整,但也陈旧了。院落里现在好像还住着人,但年久失修,自然就破败了。从大门顶上两角蹲着的砖狮看,这座院落有过辉煌的历史,是多少人向往的居住宝宅。所以,当年那些族人,对这座院落垂涎三尺,不赶走母亲不歇心。

在云窑畔寡居的几年后,母亲还是离开了。王家寨的一个男人丧妻,母亲经人说合,带着姐姐,改嫁到了王家寨。然而,母亲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母亲刚刚生下一个儿子,她的第二个丈夫也因病撒手西去了。前后没有两年时间。

非议四起。郑家的女子命硬克夫。没有多少人再敢上门提亲了。但因为母亲生下了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男丁,不用再担心被亡夫族人欺侮凌辱,赶出村子。

父亲十八岁成亲,二十岁,那个小自己两岁的女子命丧黄泉,没有为父亲留下一儿半女。没有了家庭的负担,父亲开始在社会上流荡。父亲参加过闹红,一段时期和游击队厮混在一起,还搭救过几个后来成为共产党高官的地下党员。那时爷爷早已去世,奶奶还在人间。奶奶是个要强的女人。我没有见过奶奶,可见过老姨姨。老姨姨也是个强势女人,说话工巧又强硬,做事干脆利索。父亲说老姨姨和奶奶的模样性格差不多。大概老天爷怜悯我,让老姨姨多活了几十年,让我看到了奶奶的影子。奶奶强迫父亲再婚。野惯了的父亲说没有合适的对象,奶奶就托人说合了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奶奶和父亲都没有在乎母亲克夫的议论。奶奶只觉得母亲生育能力强,能为冯家留下后代。奶奶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父亲上了王家的门后,母亲生下了二姐三姐和我。虽然奶奶没有看到我们姐弟三人,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但奶奶的期望终究没有落空。

我出生的那一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那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村的人时常会说起,在我脑海里形成了印象:村子没有亮色,总是弥漫着沉沉阴气;漫山遍野,光秃秃的,看不到一点生机;人们的脸色发青浮肿,行走时有气无力。人们在冬天期盼着春天的到来。可是,春天来了,那些刚刚冒出地面的草芽,被羊用蹄子刨着啃光了。那些能吃的野菜,刚长成叶子,就被人们抢着拔尽了。山,依然是荒凉的。树木发芽了,人们天天围着榆树槐树转圈圈。淡绿色的榆钱钱绽开了,白色的槐花开了,人们都争着往树上爬。村里的人都有爬树的本领,可是,这几年他们一个个软弱无力,最终能爬上树的人没有几个。有一个叫钱贵的后生爬不上树,就找来斧头砍榆树。好多人劝钱贵:“你把榆树砍倒了,我们明年春上吃甚?”钱贵心酸地说:“今天脱下鞋和袜,不晓得明天穿不穿,还管甚明年吃甚!”榆树砍倒了,人们一哄而上,争抢着捋榆钱钱,钱贵却再没有力气动一动了。第二天,钱贵又砍第二棵榆树。这次他砍榆树时,除了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大人围过来。榆树砍倒了,钱贵歇息了一阵子,才开始捋榆钱钱。他捋满了一大袋子榆钱钱回去了,人们才去捋那些残剩的榆钱钱。后来那些人说,钱贵捋不上榆钱钱,他会一直把榆树砍下去,他饿疯了。钱贵把榆树槐树砍完了,就等于把明年一个来月的吃食糟蹋光了。人们靠着吞糠咽菜吃槐花榆钱钱过了三年时间。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母亲怀上了我。母亲虽然怀孕在身,饿着肚子,可依旧经常引着哥哥姐姐上山挖野菜,拣遗落在地里的粮食。在我几岁的时候,母亲还坚持上山一粒一粒地拣地里的黑豆豌豆和谷穗子。靠着母亲的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我们一家人度过了困难的日子。

两度丧夫两度寡居,母亲失去了正常妇女的地位。父亲又是一个不能称为上门女婿的上门招汉,我们家庭又贴上了外人的印记。家贫人微,常常要看别人的眉高眼低,母亲却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操劳。

我是一个不屈服的叛逆少年,不甘受辱,又给母亲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我经常打架斗殴,把别的孩子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惹得母亲经常给人家说好话赔不是。当有人凌辱打骂我时,母亲也跟着我受辱。最让我难忘的是十来岁的那个夏天,我和一个叫丑小子的大人的冲突。

我们村子脚下的小河边,柴油机抽水浇灌园子。我们几个小孩子围在柴油机旁,看柴油机带动水泵抽水。水泵笼头出问题了,浇园子的王保忠和看柴油机的丑小子下到小河里摆弄水龙头。这时柴油机熄火了。

丑小子大声质问道:“谁把柴油机停了?”

我说:“自己停的。”

王保忠说:“我看就是你在捣乱。丑小子,你上去把谁那个候老子赶得远远的。”

丑小子骂骂咧咧地上来了。

我们几个小孩子的确没有挨一下柴油机,所以我们不怕丑小子,站在原地没有动。

丑小子上来二话不说,就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我虽人小,但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和丑小子打起了架。当然,我人小根本不是丑小子的对手。我的手被丑小子两手紧紧地攥住了,我只能一边用脚乱踢丑小子,一边试图用嘴咬丑小子,还不住地大声叫骂。丑小子双手捉着我的手,就用脚踢我的腿。

母亲在硷畔上听到了我的号叫,跑下来了。

母亲扯开了我,对丑小子说:“打狗还看主家哩。你大人打娃娃,算甚本事哩。”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对外人说过的最强硬的话。

丑小子骂道:“你看你候老子快吃人了。”

母亲再没吭声,拖着我走开了。丑小子又打人又骂人,换一个人,肯定会和丑小子吵骂一架的。大人打娃娃,本来就是不对的。可是,母亲对丑小子的辱骂没有还口。我总以为,正因为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人们以为我们一家人好欺负,才让我们子女经常受人家的气。所以,我一辈子,就不想忍气吞声。

那条山路顽固地留在了我的脑海。我曾在一篇小说中这样写道。那条十多公里的山路,蜿蜒曲折,上三道陡立的坡,下三道陡立的坡。母亲这个小脚女人,背着我,走在山路上。我能走路了,就和母亲一起走在这条山路上。我和母亲最温馨的时刻,就是走在这条山路上的时间。这条山路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的记忆。这条山路的尽头,是大姐的村子。除我们王家寨村,我一生最喜欢的两个村子,一个是妗子的村子郑家塔,一个是大姐的村子赵家渠。大姐出嫁到赵家渠,母亲坐娘家时改变了线路:先由我们村出发,到了赵家渠,在大姐家住几天,然后才去郑家塔,回来走原来的路,路过母亲终生想回避却回避不过的那个令她伤心的云窑畔村。

大姐是个胆小善良的女人。大姐夫却是个混世魔王,稍不顺心,就唾骂大姐。面对大姐夫的粗暴的无理取闹,大姐始终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生忍辱负重,勤俭持家。大姐家的孩子多,大姐大多数时间在怀孕、抚养孩子,很少有机会到我们村坐娘家。于是母亲就去大姐家探望大姐。母亲常说:

“我们不去照看你大姐,哪天让赵家人欺负死了,我们还不晓得。”

大姐的家院,总是弥漫着神秘的气氛,这神秘让我害怕,也让我着迷。大姐的家院是一个大土坑子。土坑子的敞口,拦着一堵土墙,留着一个进出家院的豁口。进入院子,靠右边是几米高的土崖,土崖上有一孔土窑洞,土窑上安着破旧的单扇子门,里边黑洞洞的,阴森恐怖,我一人从来不敢走进这孔窑洞。再往上走,又有孔土窑洞,这孔土窑洞口子坍塌了,破破烂烂的。再往上走,土崖上还有一孔土窑洞,这孔土洞靠着正面住人的土窑洞,是类似库房的储藏室。储藏室不管春夏秋冬,总是弥漫着霉腐陈旧的气味。这孔窑洞里还安着一盘磨,磨米磨面。我上了十几岁,还跟着母亲去大姐家,所以没少推过这盘磨。在我的记忆中,我极少一人去过大姐家。

夏天的夜晚,大姐家人多,家热,门窗都打开了。有时半夜醒来,面对黑洞洞的院子,我就睡不着了。我害怕有什么鬼怪突然闯进来。有时院子里会出现一条白色的狗,白色的狗往往是大摇大摆,还会盯着家门,似乎想闯进家门。这样的时刻我会害怕得发抖。我不是害怕白色的狗会闯进家里来,我是怕白色的狗在暗夜中变成白色的鬼怪。

营造起大姐家的神秘气氛,不仅仅是家院那些阴暗的土窑洞,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是村里的巫神。在平时看来,这位老者和蔼平静,少言寡语。我和母亲每年去大姐家,这个巫神都会被请过来。大姐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她都不会发脾气。可是,大姐经常会把自己的脸颊挠得稀烂,满脸是血,看起来令人害怕恐怖。谁也没有见过大姐是怎么把脸和头挠烂的。人们问她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按科学的说法,这是间歇性精神病。可是,这种间歇性精神病为什么就要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发作?大姐生过十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大姐家总是出这样那样的事。所以,这个巫神就是大姐家的常客了。我和母亲到大姐家,大姐请巫神,还有另一层意思:让巫神为我们一家人却病去邪,保我们万事顺心。巫神躺在炕上,先是大口地吹气,吹气时嘴唇微合,嘴唇上发出了突突的声音。这样,就意味着巫神昏迷过去了,人转换成了神。我们都说昏迷是忽录,极难听的发音。巫神发过突声就唱开了。唱些什么,我从来就听不懂。尔后,人们就开始向巫神问话。巫神会说得病的人是惹怒了哪个神得罪了哪个鬼。问话的人许了口愿,巫神起身到院子里安镇物,镇鬼神,以防鬼神走进家门。

大姐家孩子多,这群孩子都会毕恭毕敬地叫我候舅舅。我喜欢统领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几个外甥,喜欢他们叫我候舅舅的声音。到了大姐家,大姐还会竭尽所能,给我们做最可口的饭菜。那时候生活水平低,能吃上一顿白面片,就心满意足了。大姐夫经常欺负大姐,但对我们一家人却极为客气,也会想法子赊借细粮,让我们好吃好喝地住几天。

正月是坐娘家的时间,我和母亲在大姐家住上几天,就从大姐家出发,去郑家塔村。赵家渠和郑家塔之间的山路,也是一条我熟悉而钟情的山路。哪里转几个弯,哪里有避雨的小窑洞,哪里的崖畔上有酸枣树,哪里的路崎岖不平,哪里的路陡立狭窄,多少年时间过去了,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妗子只比母亲大两岁,可妗子担当起了老嫂顶母的角色,对母亲格外地友好。母亲也非常敬重妗子。舅舅去世后,母亲仍然每年去一次妗子的家里坐娘家。母亲每次坐娘家,都引着我。我长大了,母亲也老了。我不想跟着母亲走亲戚,母亲也没人陪伴出门。所以,母亲年过六旬,仅仅坐过两回娘家,其中一回是我陪她回去的。

母亲的一生,总有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苦。

哥哥是母亲一生最大的心病。哥哥的智商不高,没有读过书,行为做事太爱精打细算,人却又很胆小,是一个比较窝囊的人。所以,哥哥在村里没有地位,是受人欺负的角色。母亲说哥哥的身子骨头脑性格像他的父亲。母亲心中有隐忧。哥哥长大成人,村里的人都以为哥哥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况且,父亲又是继父,光棍是打定了。让村人感到意外的是,哥哥和同龄人在同一时段结婚成亲了。哥哥的妻子过门后,两口子感情不和,经常吵嘴打架。母亲劝架,数落痛骂哥哥,可尚不能消哥哥的妻子的气,这个女人竟然唾骂起母亲生养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母亲有泪只能往肚里流。这个女人尚有一点理智,就是觉得我们冯家三姐弟和哥哥是两姓,没有欺负过我们姐弟三人。哥哥的妻子要离婚,回到了娘家,并且是一去不回,谁也说不转。最后回了几次村子,却没有回家,到公社告状离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离婚成了潮流,到公社告状离婚的女人接连不断。哥哥的妻子去意已决,父亲和母亲与哥哥商量后,同意离婚。原本我们家准备砌新石窑洞,哥哥离婚了,砌新石窑洞的计划只能取消了。哥哥成亲时住在我出生的唯一的大窑洞,我们一家五口人住在了小窑洞里,这个后来成为我的书房的小窑洞炕上只能睡三个人,两个姐姐只能借住在女友的家里。村人总以为父亲尽了责任,再不会给哥哥娶亲了。父亲却掷地有声地说:“宁让我的儿子没婆姨,也不能让王建平没婆姨,只要有人给,要多少彩礼我出多少彩礼。”话传出去了,自然有被金钱打动的人。不久,我们家花了当时看来是天价的彩礼,给哥哥再次成亲了。多少年积攒下来的钱,让哥哥的两次婚姻给折腾光了。修建石洞的计划永远搁置下来了。哥哥再婚后,我们家的噩梦开始了。我终生不会叫名为彩子的女人一声嫂子。尽管她注定是我的嫂子,注定是在死后合葬在我哥哥墓中的唯一的女人。

彩子经常打骂哥哥,也常常无缘无故地唾骂我们一家子,母亲自然成了她的出气筒。农村农民的树木原来收回大队管理,后来又还回来了。我们家的那些枣树杏树,按乡俗,都成了哥哥家的。但按常规,像我们家这种情况,会给我们分一小部分树木的,可是,哥哥没有给我们分一棵树。家家户户的人都能吃上红枣和杏,只有我们一家人吃不上一颗枣一颗杏。大姐二姐结婚了,每年她们会给我们送一些红枣。

彩子经常打骂哥哥,还时不时地不给哥哥吃饭,哥哥就常常跑到我们家吃饭。我有意见:“枣和杏我们吃不上一颗,你凭甚吃我们家的饭?”一次哥哥到我们家里吃饭,我发起了脾气,哥哥竟和我吵了一架。说实在的,哥哥在我们家也是很有理的,他从来都是把我父亲当作亲生父亲看待的。只是,他从来没有孝敬过父亲一次。彩子对哥哥有气,不像哥哥的前妻,只骂母亲,她想对我们姐弟发脾气就发脾气,想骂就骂。

有一天,彩子拿着棍子打哥哥。哥哥被打疼了,可不敢还手,只能号叫着喊救命。三姐路过哥哥家的大门,听到了哥哥在号叫,就走进了哥哥的家门。

三姐还没有说话,彩子劈头盖脸地骂道:“你进来做甚?看老娘的笑话?也是想睡在这盘炕上,给这个窝囊废当老婆?你们想自养自配的话,我走人!”

三姐被彩子这么一骂,愣住了。这么恶毒的骂人的话,三姐听都没有听到过。三姐流着泪出来了。

彩子追出了门,一把揪住三姐的头发,说:“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今天好走不成。”

母亲也听到了哥哥的号叫,也来了。她看到彩子揪住三姐的头发不放,走上前,说:

“你要打就打我吧,把她放了。”

彩子放开三姐,一拳打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被打倒了。母亲一点都没有生气,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你娃娃活人不是这种活法。”

“老娘不是这种活法也不会死在你前头。”

彩子说着,呸地将一口唾沫唾在了母亲的脸上。

母亲受尽了彩子的凌辱,却毫无怨言,还常常规劝哥哥,不要惹动彩子。

事实上,哥哥并不惹动彩子,只是彩子看不起哥哥,有气,想离婚,却又有了孩子,离不成,所以就打骂哥哥,拿我们一家子出气。

哥哥经常挨打挨骂,吃不好穿不暖,身子垮了。有一段时间,哥哥经常搂着肚子,又像饿得直不起腰,又像胃上有毛病。哥哥干不成重活,村里照顾哥哥,让哥哥放羊。有一天黑夜,哥哥放羊回来,彩子抱着女儿,坐在炕上。

哥哥问:“饭熟了没有?”

彩子说:“你不长眼?”

哥哥揭开锅盖,看到锅里的饭是由黑豆和小米煮成的稀饭。

哥哥说:“我胃疼,吃不成黑豆。”

彩子说:“吃不成不要吃。”

哥哥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种活法,还不如死了。”

彩子说:“要死你就早些死。”

哥哥说:“我死了,你就好活了?那你就把我打死吧。”

彩子说:“打就打。”

彩子放下女儿,跳下了炕,一拳打过来,打在哥哥的腹部,将哥哥打倒了。

这是致命的一拳。哥哥倒下去,一病不起。

在病中,彩子还不能停止对哥哥的辱骂毒打。母亲几天不见哥哥,就到哥哥家看望哥哥。哥哥躺在炕上,眼睛发蓝,死死地盯着母亲。这眼神母亲太熟悉了,哥哥的生父临终前的眼神,就是这样的发蓝。

母亲担心、哀伤过度,也病倒了。

母亲和父亲商量道:“把建平接在咱们家养一养身子。”

父亲说:“行。”

父亲接哥哥时,彩子说:“你们是不是嫌我侍候他侍候得不好?你们今天把他接走了,再也不要送回来了。”

父亲没有理睬这个恶婆,扶起了哥哥。

哥哥叫了一声大,就泪流满面。哥哥还说:“只要我能活下来,我会好好地孝敬你老人家的。大。”

父亲搀扶着哥哥,把哥哥接到了我们家。

我们家已经搬离了小窑洞,住在了大土窑洞里。没钱修建石窑洞,我们就在准备修建石窑洞的地基靠崖的地方,打了两眼大土窑洞。打土窑洞时我铲过土,倒运过土,挥过老镢头。大土窑洞还算宽敞,哥哥住在我们家里,一点也不拥挤。只是两个病人,由一生从来不做饭的父亲侍候,难为了父亲。那时候,二姐三姐都已先后出嫁,我正在县城上高中。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哥哥丢下一儿一女,离开了结婚带给他痛苦的世界。

人生的三大不幸是: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妻(夫),老年丧子。前两项,母亲双双体会过了,她没有料想到,第三大不幸也在年过六旬时降临了。哥哥停止呼吸时,母亲痛哭过一次,哥哥出殡时,母亲号啕痛哭过一次。其后,我再没有见过母亲为哥哥的去世说过一句伤心的话,掉过一滴泪水。是母亲见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流干了泪水?还是母亲遭遇曲折,心冷了?有一天,我在山里听到了女人放声大哭的声音,声音凄厉,还在不停地倾诉。我细细一听,是母亲的声音。这就是母亲,有泪往肚里流,实在伤悲痛苦难忍,就跑到山里大哭一场。这就是我平凡的母亲。为了家庭的和谐与安宁,把所有痛苦伤心的事情掩藏在了心底。

十一

我读完高中,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不久,哥哥留下的年仅两岁的女儿,竟因病夭折。

丧子的伤口还隐隐发疼,痛失孙女的痛苦又塞进了母亲的心房。

我没有为母亲的尊严着想,一心谋划着自己的前程。我只顾看书而疏于务农,让我们家的人全部成为笑柄。我丢下父母应征入伍,几十天后又回来了,又给村人制造了一个嘲笑的话题。我的同龄人一个个婚嫁迎娶,生儿育女,我却无人牵线搭桥,婚期更是遥遥无期。母亲心里塞满了忧愁,也塞满了悲伤。好长一段时间,我是村人嘲笑的对象。母亲不愿听那些嘲笑的话语,很少往人跟前凑,走在人前,也抬不起头,站一站就走开了。是啊,像她那样年纪的人,都在说孙子长孙子短,媳妇孬媳妇好,她能说什么呢?

四月初八云雾山遇庙会,戏校放假,我回到村子里时,看见母亲正和几个老年人坐在树影下说话。母亲一年四季总是在操劳忙碌,没有闲工夫,也没有闲心情坐在树影下纳凉说散散话。母亲的心情好了。儿子成了戏校的老师,成了踏进公家门槛的人,母亲终于能走在人前了。我仅仅当了一个戏校的临时老师,母亲的心情就好了。我为没能给母亲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到惭愧。我暗暗下决心,要为母亲带来更大荣耀,全力给母亲营造好心情的氛围。

深秋收获的季节,戏校放十天时间的秋忙假。放假的第一天,我搭上了一辆顺路的卡车,回家看望父母,帮助父母收秋。

大卡车由新司机驾驶,师傅坐在司机身边。驾驶室本来只能坐三个人,可我和戏校的一个女学生也坐在了驾驶室。大卡车驶出县城十来里的路程,转弯占道,与迎面驶来的北京吉普车将要相撞时,司机为了躲避吉普车,慌忙向外打方向盘,车头向土崖撞去。

我看到黄漠漠的土崖向车头压来,一惊,缩回了头。

“哐”一声,车头撞在了土崖上。

左边的车门被震开了,司机、司机的师傅和戏校的女学生都跌出去了,只有我一人卡在了驾驶室里。跌出驾驶室的三个人不同程度地擦伤了皮肤,我却毫发未损。

吉普车撞在了横在公路中央的大卡车的挂斗上,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领导被撞伤了腿。那位领导被背下车时,他们说他膝盖被撞成了几块。要是大卡车不是撞向土崖,而是撞向了深沟,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一生遭遇最危险的两次车祸,一次在车下,一次在车上,都是发生在一九八七年。

出了车祸,我在路上等了两个小时的车,既没有等到熟悉的车辆,也没有等到班车。我只好返回戏校。

第二天,天气阴沉沉的,但看不出下雨的迹象。这年的秋天,天气阴多晴少,总是弥漫着萧条沉郁的气息。

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自行车回家。天气不凉不热,骑自行车,这天气还行。

家乡位于云雾山和县城的北面,属于县上的北区,路程自然多是北高南低的慢坡路,骑自行车有些吃力,不过,我人年轻,浑身都是蛮力,一百三十华里的路程,不会太过疲劳。路上顺利的话,有四五个小时就到家了。

我骑车走了不到六十华里的路程,天气突变,先是刮起了北风,接着乌云覆盖了天空,不多久,下起了雨。又是风又是雨,而且是逆风骑自行车,我只挣扎着骑了一会儿就骑不动了。浑身湿透了,又冷又累,我想住下来避雨。尽管公路两边有不少村子,可最终我没有停下来,因为风雨何时能停是个未知数。我已经迟一天回家了,迟一天回家父母就要多受一天苦。他们年纪大了,已无力承担更重的体力活了。我推着自行车,迎着风雨,艰难地向前行走。往前走一步离家就近一步,我一直没有停下来。

到了张家砭,天快黑了,风雨也停了。这鬼天气,故意和我作对。到了张家砭,不再是向北逆风行走了,而是转向向东行走。我想骑着自行车,一鼓作气,就能回到家里。骑自行车走了十多里的路,天就完全黑下来了。天空有云,天地黑沉沉的,看不清公路了,已不能骑自行车了,就是步行,也要睁大眼睛,仔细辨认路途。有一块地方显现出了灯光,我推着自行车,向灯光走去。今夜不能再走了。有灯光的地方是道班。道班有我熟悉的工人。

我在道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骑车回家了。

我推开门时,父亲问:“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蜷曲在炕上,身子没动,连头都没仰。

我说:“我回来帮你们收秋。”

父亲坐起来了,怔怔地看了我一眼,舒心地笑了,随即不好意思地说:“是凯盈,我还以为是你妈回来了。你咋这么早就能回来?云雾山离咱村有百多里路程哩。”

我没有说我在路上艰难行走的过程,只说昨夜在稍洼道班住了一夜,一早就赶回来了。

我问:“我妈呢?”

父亲说:“我这腿又不行了。你妈一人割谷子去了。”

我急忙走过去,捋起父亲的裤腿。父亲小腿的皮肤依然如前,光溜溜的,嫩嫩的。我用手摸了摸父亲的腿。

父亲说:“两腿外面都没事,就是里边火烧火燎的,站起来发软。”

我说:“不像老毛病犯了。要不咱们到医院看看。”

父亲说:“算了。我估计,是最近苦活重了,才疼痛起来了。歇缓几天,也就没事了。只是你不回来,苦了你妈一人。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能帮你妈一把忙。”

母亲是小脚女人,在农村集体劳动的年代,都没有上山耕种秋收过。她主要的劳作是家务事,上山给猪羊砍草拔菜,捡拾做饭烧火的柴火,再做些种瓜摘瓜摘豆角、掰玉米棒子之类的营生。单干了,她最多也是在地里帮一帮我和父亲,就要拾柴火,然后背着柴火回家做饭。母亲看似没有正儿八经地下过地,其实是家里最辛苦的人,一天到晚,我没有见过她休息过几回。家里好像总有她做不完的活。有时邻居有什么事忙不过来,叫她,她会放下自家的活计,给邻居帮忙。今秋父亲病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要她一个人干了。我心里不安起来。父母盼着子女远走高飞,做一个受人们尊重的人,可当子女们远走高飞后,他们形单影只,孤独寂寞,还要承受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眼下的母亲,正在山里挣扎着拼着劲儿割谷子。

我问父亲,母亲割谷子的地点,父亲说:

“在四合峁上。就咱过去种的那块地。你找见找不见?”

四合峁的地盘很大,只有一小块地是我们家的。我在家的时候,春耕夏锄秋收,不知走过多少次了,怎么能找不见?

我揭开锅盖,看见锅里还放着几个玉米馍。我吃了两个玉米馍,喝了一碗小米汤,嘴上抹了一把,立马就出门了,连衣服都没有换。

阴坡地上,放着一把又一把的谷子。以前集体割谷子时,十几个人割谷子,一人负责收揽谷子。收揽谷子的人一手拿上一把谷子,一手从中挑几株谷子秆,折过来,拧一下,与谷把子形成直角,搭在胳膊上,向每一位割谷子的人走过来。割谷子人手中的谷子够满一把,就搭在那把谷子上,够了一大把谷子,收揽谷子的人再从大谷把子上挑几株谷子秆,一拧,与先前形成直角的那几株谷子秆拧在一起,一大把谷子就捆好了。现在各家各户都单干了,人手少,只能是把割下的谷子放在地上,等够了一大把谷子,再收揽起来,扎成一大把谷把子。谷把子运到场上,用铡刀至穗子脖子处一铡,穗子与谷把子就分离了。打场就是打谷穗子,谷把子铡掉穗子,就叫干草。最终干草也逃不脱铡碎的命运,因为铡碎了,才能喂大牲口。我走过小坡,看见母亲正在用手拔谷子。割谷镰割谷子速度慢,但不磨手。谷子长高了不好拔,才用割谷镰割,但如若是小谷子,拔起来比割起来方便。母亲正在专心地拔谷子。母亲的脚小,脚跟不稳,每拔一株谷子,身子就摇晃一下,有往下倒摔的危险。不过,小脚女人有小脚女人平衡身子的方法,她们一般不会摔倒的。

我走到母亲跟前,母亲才看到了我。

母亲惊异地问:“凯盈你回来了?是学校放假还是请假回来的?”

我说:“放秋忙假。我大他病了,你们也不给我打声招呼,让我回来帮你收秋。”

母亲说:“听说好多学校如今不放秋忙假了,就连咱们村的学校都不放秋忙假了。我以为你们戏校也不放秋忙假了。”

看来,母亲细心地了解过,现在放不放秋忙假了。

我说:“我们戏校的学习任务不重,就放假了。就是不放秋忙假,你们也该把我叫回来。我不回来,你一个人是背不回这些庄稼的。”

母亲说:“你将工作,我们怕你请假影响了工作。我们原想把庄稼收拾倒了,再让你姐姐你姐夫来帮我们往回背庄稼。”

我说:“可眼下你一个人在受苦啊。”

母亲说:“心里畅快,受点苦也没甚。”

母亲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然后坐下了。

我走出了山村,当了教师,母亲的心情畅快了。可我内心里觉得,我只是一个临时工,给父母带来的荣誉太少。少年时代,我就有干大事情当大人物的愿望,希望疼爱我的父母因我而感到骄傲,希望忍辱负重的父母因我而受到世人的尊敬。可是,奋斗多少年了,我才当了一个戏校的临时教师!我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惭愧。我要加倍地努力,当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让父母的心情更加畅快和更加幸福。

我看出母亲累了,说:“你歇歇回去吧,这点谷子我一天时间就割完了。”

母亲说:“我再帮一帮你,不帮这片谷子你今天是割不完的。你受不了大苦。”

母亲执意留下来,又拔了一大片谷子,快到做午饭的时间,才回去了。

第二天,我又和母亲一道上山刨山蔓,就是我们常说的洋芋。按说,还不到刨山蔓的时间。先要把谷子运上场,然后打了谷子,再开始刨山蔓。可我的假期有限,我们没有先打谷子,就刨山蔓了。刨完山蔓,就开始拔黑豆。黑豆是最后收割的庄稼。黑豆的秆子硬,根子扎得深,还只能拔不能割。黑豆根是活根,就很难拔,根子腐朽了,才好拔。人们往往要等黑豆根老死或冻死了,才拔黑豆。黑豆不怕风雨,也不像山蔓一样怕冻,所以很多人不先拔黑豆,往往把所有的庄稼收拾停当了,才开始拔黑豆。

不管黑豆好拔不好拔,我要在返回戏校前把黑豆拔完了,否则,母亲一人拔黑豆会累垮身子的。

我和母亲上山拔黑豆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冷飕飕的。不过,我和母亲都在用力拔黑豆,不觉得冷。这年的秋天,天气三天两后晌的就阴沉下来了,好像要给谁脸色看。

我埋头拔黑豆,不一会儿就到了山坡那边。母亲人老了,自然拔黑豆的速度很慢,仍在山坡这边拔黑豆。黑豆不像谷子一样那么扎把子,而是一手抱黑豆一手拔黑豆,黑豆拔满了一手,放在另一只搂黑豆的臂弯里,一正一顺,根子挨根子,直至臂弯里满了,就为一抱黑豆。我又拔黑豆拔到了山坡这边,突然看见母亲躺在地上,身边放着几抱黑豆。我一惊,跑到母亲身边,叫道:

“妈!”

母亲听到我的声音,睁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我想歇一歇。”

我多次劝母亲不要帮我收秋了。我一人能收拾完地里的庄稼,只是等不到庄稼干了打场的时间。可是,母亲照样天天跟我一起上山。她太累了。

我说:“你回去吧。不用你帮忙我都能把庄稼收拾回家的。”

母亲坐起来,笑着说:“你当了老师不受苦了,反倒有苦水了。”

苦水就是苦力。这几天,我没明没夜地上山收秋,遇到村里的人,他们都说我比过去有苦水了。其实,劳动受苦都是一个心劲儿。有心劲儿,再苦再累也不怕;没心劲儿,看到受苦的营生,就愁苦,就想躲开来。

母亲站起来了,身子摇摇晃晃的。小脚女人一辈子都不能站稳脚跟。裹脚这个可怕的、也可以说是迫害女人的陋习,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女人。

我看到母亲还没有回家的意思,说:“妈,我饿了。”

母亲怔怔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早上没少吃饭呀?”

我说:“受重苦,就是能吃。”

母亲似信非信地收拾起衣服、绳子,然后提着筐子,走了。春夏秋冬,母亲出行时,总是提着筐子。筐子能装草,也能装碎柴。

母亲摇摇晃晃地行走在山里,遇到了柴火,她就弯下腰,拾起来,放进筐子里。遇到了庄稼穗子,母亲也会弯腰去拾。母亲就是在山里这么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渐渐远去。

这是我最后在山里看到的母亲的身影。

当我回到家里时,母亲还没有回来。我急忙出来寻找母亲。我走到村子后头,看见母亲背着一背柴火,从小河边走过来了。我急忙跑过去,把母亲背上的柴火搂抱下来,背在了自己背上。这背柴火,沉甸甸的,足有三四十斤重。

十二

我和母亲起早贪黑,用了十天的时间,就把山上的庄稼都收拾倒了。我推迟了返校的时间,往回背山上的庄稼。把山上的庄稼背到了场上,一年的收获就是十拿九稳了。我返校的前一天早上,母亲说:

“我们让你回戏校,你不回。你把园子里的菜砍倒,腌上了,咱们的庄稼就算都收拾回来了,你就回戏校吧。将工作,操心学校的领导对你有看法。我早上去园子里砍菜,你背罢庄稼回来吃过饭,再来背菜。”

我说:“行。”

把家里的营生做妥当了,我走了也放心了。

我把最后一背谷子背到场上,就顺路来到了种大白菜的园子里。园子里空无一人,大白菜还长在地里。我以为母亲怕误了我的饭时,早上没有来砍菜,就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却没有看到母亲。我问父亲,父亲说母亲砍菜去了。菜地里没有母亲呀。母亲到哪里去了?我再次来到了园子里。我在菜地周围的几排园子里转了一圈,才看到母亲坐在别人家的菜地里,挪动着身子砍大白菜。

我走了过去。

母亲看到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正军家的菜地。我路过正军的家门口时,正军的娘娘看见了,叫我帮她砍园子里的白菜。咱家的白菜后晌砍,黑夜腌。”

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了。

正军的父亲早逝,正军的母亲改嫁了,正军就和奶奶住在一起。我们叫奶奶就叫娘娘。正军是我儿时的玩伴,比我小两三岁,没少挨过我的打。正军的娘娘把我恨得要命,多少年明里暗里没少骂过我,可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计较过。正军的娘娘年纪大了,有什么家务事忙不过来,特别是像砍白菜腌白菜这种一个人做不了的营生,常叫母亲帮忙。母亲从来都是有叫必应。我高中毕业,成了村人嘲笑的对象,这个老婆子乘机给我造起了谣,说他们家的几枚银元被人偷了,是不务正业的我偷了。这话母亲听到了,告诉了我。我一听气炸了心肺,拖了一根棍子,要找正军的娘娘对质。母亲死死地拉住了我。我力气大,把母亲拖到了土豁口,两人同时摔倒了。

母亲哭叫道:“你就给我省一省事吧。村里的人都在嘲笑你哩。你一闹事,有理也是没理了。”

我吼叫道:“我受不了这口气。我打死这个老妖精,一命顶一命。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担这种赖名誉。”

“你死了我怎么办?我不能没有儿子呀。”母亲说着,放声痛哭开了。

头一年,哥哥才去世。

母亲哭着说:“你没偷就没偷,谁还能把你怎么样?老天爷长着眼哩。”

“老天爷还长着眼吗?”我吼叫道。我没招谁没惹谁,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怎么就有这么多人嘲弄我,欺负我?我说着,也放声大哭了。我和母亲抱在一起痛哭了好长时间。通过痛哭,我心中的愤慨释放出去了,但我对正军娘娘的痛恨没有释放出去。

这天,母亲给我说了她一辈子被人欺负的往事。最后说:“人欺人欺不死人,天欺人才能欺死人。”这是母亲的名言。

母亲一生不管遇到谁欺负她,她都忍受了。我觉得母亲活得太窝囊了。

母亲忍气吞声也就罢了,竟然还帮着污辱过我的恶婆子腌白菜,这叫甚事情!

我说:“妈,那种人,不值得我们帮忙。”

母亲说:“她那么大的年纪了,又有病,这些天她孙子的手也割烂了,我不帮她,谁再帮她?有些事你就不要计较了。计较有甚用。人到难处,就伸手帮一帮,这叫行善学好哩,也是给子孙后代祈福哩。我们父母多做行善积德的事,你们后辈就能平平安安,过上好日子。”

母亲没有听我的话,把正军家的大白菜全部砍倒了。

正军把大白菜背了回去。

后晌,母亲砍倒了我们家园子的大白菜。

黑夜,母亲煮大白菜,我捞起来拧成刷子,然后腌在了菜瓮里。

第二天早上,我就坐车返回戏校了。

我走的时候,母亲正在正军家帮正军腌大白菜。

我到小街上去坐车,路过正军家的硷畔。走到正军家的大门前,我想进去和母亲告别一下,可又不想看到那个伤害过我的老太婆。我在正军家的硷畔上站了站,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走进去。

终生的遗憾,就由一刹那间的错误决定造成了。母亲再没有看到儿子,我再没有看到母亲的笑脸。

十三

寒冷的天!寒冷的地!寒冷的人间!还有传说中的老天爷,也长着一副寒冷的心肝!老天爷,你为什么让母亲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悲伤,还不能让母亲最后与儿子告别一声?如果真有掌控人类命运的老天爷,这个老天爷就是十恶不赦不通一点人情的浑蛋。还有那个传说中掌管生死的凶神恶煞的阎王爷,竟然不能给母亲丝毫的温暖,就将母亲带走了。母亲生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总说怨不得天怨不得地,只怨自己的命不好。抱怨成为人类的一种通病时,母亲却悄无声息地生活了六十九年,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我盯着棺材,默念道:“妈,你怎么就这么悄悄地、匆匆地走了?”

夜色冰冷,万籁俱静。灵堂里,灯火通明,白色的棺材无声无息。母亲就躺在白色的棺材里,也是无声无息。仅仅是薄木相隔,我就和母亲不能再对话了。我没有为母亲延医治病,也没有给病床上的母亲端一碗饭递一杯水,我是不孝之子。在母亲面前,我就是罪人!

我的泪水奔涌而出。我呜呜地涕哭了。

也许是我的哭声惊醒了二姐,二姐走出来了。

二姐说:“后半夜了,你回去睡一睡吧。你是孝子,明天的一些礼节仪式上,都得你出面。”

我坐着没有动。时间无情,我陪伴母亲的时间越来越少。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陪伴我的母亲。

二姐坐在了灵棚里的凳子上,说:“妈这人,太能忍受了,不愿意麻烦人家,连自己的子女她都不愿意麻烦。她病在炕上,总念叨着你和大姐的名字,可是我们要给你打招呼,她说她不碍事。她怕你耽误了工作。要是她让我们早两天给你打招呼,你就能见上她一面。她也太把你的工作当回事了。”

“你们为甚要听她的话?”我痛苦地质问道。

二姐没有说话。

我问:“妈是甚时间走的?”

二姐说:“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

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我才坐车刚刚到了张家砭。

三姐听到了我们的说话声,醒来了,披着衣服走出了门。

我不能再说重话。我们姐弟三人,都成了没娘的孩子。

二姐说:“妈在病中,放心不下你和大姐,也放心不下天贵。”

大姐是苦命的女人,我又未能真正的成家立业,所以母亲放心不下的子女就是我和大姐。天贵是哥哥的儿子,母亲也放心不下这个孙子。哥哥去世后,一个男人上门当了彩子的招汉。不久,哥哥留下的那个女儿也去世了。过了三年,天贵才十岁,彩子跟着那个招汉回到了招汉的村子。天贵不跟着彩子走,一个人留在了王家寨。天贵和哥哥像极了,头脑简单,不上学,又固执,一个人住在自己家里,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所以变成了一个愚笨自闭的孩子。天贵是母亲唯一的孙子,所以母亲牵心这个孙子,经常叫他到家里来吃饭,可是天贵知道他母亲对我们一家人不好,所以来我们家的次数不多,一个月在我们家吃不了几顿饭。母亲的这个孙子自然又成了母亲的心病。今年秋天,我回来时,和母亲一道从地里回来,看到了哥哥的坟墓,她说:“我死了,天贵还怎么活呀。”

我问:“天贵没来过吗?”

二姐说:“来过了,哭了一阵子,就走了。”

我又问:“大姐呢?”

二姐说:“没来。大姐的身体也不好。”

在我们几个子女中,母亲最和大姐相处得融洽,她们母女是患难母女。情同手足的母女,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最想见的人,至死都见不上,这是怎样的人间憾事啊!

大姐在母亲走后的第四年,也离开了人世。

十四

我终于看到母亲了。母亲穿着崭新的衣服,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棺材里。母亲乌黑的头发向后拢起,脸色白中泛黄,原来深深的皱纹不见了,面容光洁,比生前年轻了,也比生前漂亮了。真的,我从未发现母亲如此的漂亮。我伸手抚摩起了母亲的脸颊,母亲的脸颊坚硬冰冷。有人催促道:“看看行了,盖住吧。”人去世放进棺材后,就不能轻易往开打棺材了,说是打开棺材,去世的人在地底下要受罪,但子女在亲人去世前不在身边,在出殡的头一天可以打开棺材让子女再看一看,但时间不能太长。盖住吧,盖住吧。又有人催促了。我还想多看几眼母亲,可身边的人都动手开始盖棺材了。我听到父亲在我身后说:

“不要让你妈再受罪了。”

是的,我不能为了多看几眼母亲,让母亲在地底下再受罪。我退开了。

那一天,我竭尽所能,向母亲尽最后的孝道。我披麻戴孝,向村里所有的人报丧。报丧的程序就是磕头。行走在路上,遇到人,我就会跪下,说一声:“我给你磕头。”等人说过起来,我才站起来。据说只有这样,去世的人在地底下才不受罪,叫免罪。很多人不会挨家挨户地报丧,也不会见了每一个路人都磕头,可是,我做到了,一户不漏地向村人报丧,在路上不管遇到谁,是生人还是熟人,我都会跪下磕头。我愿为母亲,向世上所有的人跪下磕头。

十五

那天清晨,天还黑乎乎的,长号声就吹响了。这是集合的号声。人们纷纷来到了我们家的院子里。院子里灯火通明,烧纸,磕头,拆灵棚,人们都在依次举行出殡的仪式。锣鼓唢呐声既响亮又急促,催促着人们快点行动。两个姐姐大放悲声,哀伤的号叫声超越了锣鼓唢呐声。人们将棺材抬出院子。我跪在地上,把几天来用来烧纸的砂锅举过头顶,然后摔在地上。砂锅碎了。接着,人们抬起了棺材,出发了。女人们是不能在出殡的日子上坟的,两个姐姐只能号啕痛哭地送母亲出村。

到了墓地,人们放下棺材。

我首先爬进了墓堂窑。我用孝帽把墓堂窑清扫了一遍,然后出来。人们把棺材吊下去,然后推进墓堂窑里。最后,由我一人将棺材推移摆正,再用孝帽把墓窑四周清扫了一遍,不留任何踪迹。

我爬出墓堂窑,人们开始往墓堂窑里填土。

锣鼓唢呐响起来了,是那种激烈的鼓声,快节奏的乐调。

人们填土的动作飞快。有人累了,就把铁锨丢在一边,另一个人拾起铁锨,开始填土。这期间,人们是不能将工具相互递接的。按照乡俗,要在太阳露头时,将坟头撮起来。

天色亮了,坟头撮起来了,引魂幡棍插在了坟头上。

鲜活生动的母亲,在世上最后的象征,竟然就是一堆黄土。

我再次失声痛哭了。

锣鼓声已经停止了,墓地上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一个男子汉大放悲声。

十六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一个誓言:让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当我终于有了正式稳定的职业,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时,母亲却带着一生的痛苦,永远地走了。每每想起母亲,我都无法控制自己,常常会泪盈满眶。

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同龄人的荣华富贵,可是我羡慕他们能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

前两年的秋天,我去北京出差,一位在京党校学习的市委的领导,招待两位市上部门的领导和我一起吃饭喝酒。我和三位领导是同龄人,他们的父母仍然健在。他们在交谈中,都说到了父母的身体状况。我无言能说,心里沉沉的。我与热烈的交谈气氛格格不入,只能默默地喝酒。一瓶茅台酒喝完时,包间里的电视上突然唱起了“妈妈呀妈妈”的歌声。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一声没吭,站起来,扭头就出去了。我走到一个拐角里,一手捂着嘴,一手捂着眼睛,呜咽哭泣了。

子欲养而亲不在!人间最大的憾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

十七

昨夜,我梦见了母亲。多少年来,母亲很少出现在我的梦里,就是昨夜梦中的母亲,也并没有母亲的身影。熟悉的旧土窑就在眼前,我毫不犹豫地走进去了。窑洞里空无一人。地上摆放着瓮瓮罐罐,我用手摸了摸,纤尘不染。母亲一空闲下来,总会拿着抹布擦拭这些瓮瓮罐罐。铺盖叠放在下炕角,还搭盖着一块花布。我在家的时候,我总会把铺盖卷在下炕角,受苦回来,就顺势躺在铺盖卷上休息。我离家后,母亲就把所有的铺盖叠起来放在一块。碗筷有条不紊地摆放在锅台上。我端起坐在炉灶上的小锅,炉灶里有好多灰烬,尚有余热。一切迹象表明,父亲母亲离家不久。我在满村子里找父母,到处打问父母去了什么地方,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我住在家里,等着父母回来。悠然间三天时间过去了,父亲母亲的身影依然没有出现。我只能走了。我走到了哪里,自己也不清楚。父亲母亲到了哪里,我也不清楚。我一直在寻找着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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