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们介入政治，不全为“捍卫财富”，也夹杂“志愿主义”情结。在商业领域的成功，赋予某些富豪“一切皆有可能”的意识，促使他们敢于闯入政治领域。摘自《南风窗》
雷墨/文
“我有一架飞机，两艘游艇，4套别墅和5个政客。”美国《纽约客》杂志一幅政治讽刺漫画中，亿万富豪的这句自我介绍，可谓对美国金钱与政治关系的经典阐释。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盛产富豪的国家。探讨富豪为何热衷于政治，美国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样本。美国总统初选将在今年2月拉开战幕，美国社会的“政治季”也是富豪们的“兴奋期”。
2015年12月17日，刚刚主持了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的拉斯维加斯“赌王”谢尔登·阿德尔森（以净资产314亿美元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8位），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目前人气最高的唐纳德·特朗普私下会晤，阿德尔森赞特朗普“有魅力”，特朗普称阿德尔森“了不起”。但阿德尔森次日在澳门称，他尚未决定支持哪位总统参选人。
自称“百亿美元身家”的特朗普，仍冀望得到共和党长期的大“金主”阿德尔森的垂青，足以说明美国选举政治离不开金钱支撑。而放眼当今世界，尽管亿万富豪竞选一国首脑成功的案例只在意大利、乌克兰、泰国、格鲁吉亚等少数国家发生过，但富豪通过游说立法机构、赞助政客而介入政治的情形却比比皆是，富豪的政治影响力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关注的现实。
新“造富”时代
富豪介入政治的一大背景，是全球正经历新一波“造富”时代。也就是说，以历史维度来衡量，世界范围内的富豪数量达到了新的高点，财富也越来越向富豪们集中。
根据乐施会（Oxfam）2014年初发布的报告，2014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占全球总财富的48%。也就是说，除开这“1%富豪”以外的99%的人，“分享”剩下的52%的财富。该报告还预计，“1%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份额占比，将在2016年超过50%。
富而优则介入政治，这个逻辑早已嵌入西方政治文明的基因中。公元前1世纪罗马首富克拉苏，据说他的财富可与当时的罗马国库媲美。拥有富可敌国财富的克拉苏，人生的主要经历却是参与罗马的政治纷争。不过，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金钱与政治关系，最早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当时已被君主立宪“削权”的威廉三世国王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向私人银行家借款，由此开启了政治与金钱联姻的序幕。如今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们，问鼎白宫也需要大把的金钱。
金钱与政治联姻
富豪们投巨资到政治领域，总的来说是为了获得回报。美国学者福山将此称为“互惠的利他主义”。他在2014年一篇题为《衰败中的美利坚》的文章中称，互惠的利他主义在华盛顿很盛行，这也是利益集团成功“腐蚀政府”的主要渠道。这些利益集团仅通过政治捐款就可以合法地影响国会议员，从而期待获得非特定的回报。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虽然美国有像巴菲特这样喊出“向我征税”的极个别富豪，但绝大多数富人是反对提高富人所得税税率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1992年，美国富豪个人所得税税率是27%，2012年这一比率降至17%，结果就是巴菲特的个人所得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者杰弗里·温特斯，在其2011年出版的《寡头政治》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他在书中提到，在美国存在一个专为富豪服务的“收入捍卫行业”，这个行业由精明的会计专业人士、巧舌如簧的律师以及神通广大的游说团体组成。这些人通过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在税法中植入只有高智商专业人士才能看懂，并且足以把税收职能部门“绕晕”的条款，达到为富豪减税的目的。尽管美国社会对富豪这种“合法”避税颇多不满，但有国会议员充当“防波堤”，即便是多次誓言要提高富人税的奥巴马总统也无能为力。
当然，富豪介入政治的目的不全是为了“捍卫财富”。如果说“赌王”阿德尔森极力反对网络赌博合法化带有个人私利，那么身为犹太裔的他在国会“狙击”美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则是另外一回事。出生于匈牙利的索罗斯，对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前苏联国家的民主化情有独钟，显然与他的政治倾向有关。索罗斯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开放社会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曾三度担任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一直致力于枪支管控。据报道，他在游说国会议员强化枪支管控上已花费5000万美元。扎克伯格、默多克等富豪，兴趣点则在移民改革上。
富豪们介入政治的目的各异，但在动机上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巴黎的美国大学政治学者彼特·哈格尔，称富豪们都有较为强烈的“志愿主义”情结，有的甚至是“唯意志论者”。他认为，在商业领域的成功，赋予了某些富豪“一切皆有可能”的意识，促使他们敢于闯入政治领域。索罗斯就曾公开声称自己“有外交政策”。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曾说过“如果有人不想做政治寡头，那这人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爱招摇的富豪特朗普，在谈到金钱政治时也是自信心爆棚：“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机制，我本人就是这个机制。”
政治“富人化”
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建国者们设计的政治制度赞赏有加：“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遇到的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他甚至担心美国因“多数人”权力过大而出现“多数的暴政”。
目前来看，托克维尔显然是过虑了。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花费超过20亿美元，有媒体报道今年的选举花费可能逼近100亿美元。仅希拉里一人就计划募集25亿美元。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贵”已是大趋势。在达雷尔·韦斯特看来，美国的政治正在出现“富人化”倾向。
韦斯特在一项研究中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美国“1%富豪”中，密切关注政治的比例是84%。其中68%的人为政治人物的竞选活动筹款，而美国普通民众中这一比例仅为14%。这意味着，美国富豪的政治参与度远高于普通民众。
2011年席卷全美、以“99%反对1%”为口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被事实证明在宏观上对美国政治几乎没有影响。美国学者马丁·季伦思和本杰明·佩奇所做的一项研究，在微观层面证明了根本不存在“多数人权力过大”的问题。而当“经济赢家”寻求将财富转化为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时，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如果说美国“情况严重”，那么发展中国家财富与权力联姻，后果则更不乐观。乐施会的那份报告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3.6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但却诞生了16位亿万富豪。韦斯特就对金钱与政治的联姻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表示担忧。他认为，许多贫穷国家法制体系薄弱，没有稳固的选举和治理体系来帮助平衡富人的要求与大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威权体制与军事独裁，就孕育出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完美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