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文
雍正对于清朝的政治，关系很大。若没有他，康熙六十年培养国力的政绩，显示不出来；乾隆六十年好大喜功的威权，发挥不出来。他有一段话，说出了宽与严的关系：
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掺杂于宽严之间，而为于莫之执中也。
这超人一等的见解，不仅是他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
他儿子乾隆帝就不大懂得。乾隆帝即位时的“大政方针”说：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
他标榜一个“中”字，说是宽严并济，实际有些模棱，绝不如雍正帝标榜一个“宜”字，说宽严不掺杂来得更深切。
他微说雍正帝过于严厉，而自己要用中道。然吕留良案，雍正并未杀曾静、张熙，可他一上台就把三人杀了，谁宽乎？谁严乎？我们看乾隆六十年政治，总想模仿康熙，召试博学鸿词及山林隐逸之士，举行千叟宴，减免租赋，编纂群书，尤以《四库全书》为洋洋大观，“六次南巡”为巍巍盛典。然而，康熙纂书，颇有学术上之价值，如数理之提倡发挥，因他自己是内行。乾隆帝虚心好学，都不如乃祖，更无创见，只是随意改削实录，伪造历史，替祖宗朽尸涂粉，借征书来禁书。有人比之于秦火，可以想见其谬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