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他还是会想起60年代那种双排对坐、黄色的台北公交车，因为那种座位方式让他和那个女孩有长达半年的“相亲”时间，而那颜色根本就是他们爱情的象征。
那时候他在松山一家机械工厂当技工，晚上则在城内一家商工学校夜间部进修，高三那年的某一天，那女孩出现在他眼前。
他上车的地方是公交车的起站，所以通常都有座位，他习惯在上车之前买一个菠萝面包当晚餐，在车内乘客逐渐增多之前啃完。
有一天，他看到对座出现一个好看的女生，也和他一样，低着头认真地吃着面包，不过是起司的。
那女孩之前没见过，制服上头的校名和学号显示她念的是离他学校不远的一个女子商业学校，同样是高三。
车子逐渐进入市区，乘客逐渐拥挤，不过，透过摇晃的人缝，他反而可以比较放胆地去看她那好看的模样。
之后半年，每星期有三四天，他们俩重复着这样的路程，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通过她同车同学偶尔的呼喊，他甚至连女孩的名字都知道，但两人却连一个招呼、一个笑容都未曾交换。
寒假看不见的日子，他竟然会觉得失落，甚至会傻傻地想：那女孩呢？会不会跟我想她一样想念我？
天气转暖后的某一天，在拥挤的车子里，他听见那个聒噪的同学说：“啊！木棉花都开了！”然后他听到那女孩说：“我好喜欢木棉花，觉得它好男人！”
那天晚上他翘了一节课，跑到仁爱路三段，趁路上没人，也不管树干粗糙刺人，他攀上一棵木棉树，连花带枝干折下一整段，然后坐出租车回到终点站等她出现；当他把花递到她眼前时，她看着他，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淡淡地说：“你好神经。”
第二天傍晚上车的时候，女孩走过来，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依旧沉默地坐在对座，慢慢地吃着她的起司面包。
教室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里头是一张纸，但只贴着一个一块钱的铜板，以及五个阿拉伯数字，一如天书。
同学骂他笨，说：“她叫你打电话给她啦！”
第二天他打了，是一家木材加工厂的总机，他说：“请帮我接×××小姐……”之后，总机竟然一阵沉默，然后是她的声音。
几年之后的婚礼上，他一字不漏地重述了那次电话里她讲过的话；说当他听到女孩哽咽地说寒假没课竟然还跑去坐公交车，说“我就知道，我完了”的时候，电话这头的自己一样热泪盈眶。
那时候他已经在三重跟人家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工厂，合伙人管业务和财务，他只管技术。第三年春节后才开工不久，有一天工厂忽然冲进来一堆人拆机器、抢原料，原来合伙人开出去的支票陆续跳票。
工厂登记的负责人和支票出票人的名字都是他，所以因违反票据法进了监狱的人当然也是他；这不打紧，更可怕的是即便人都已经关在监狱里了，家里竟然还有人不时跑去骚扰、讨债，房东受不了，要他太太搬家，而这一切，会客的时候，太太都不曾跟他说。
直到有一天接到太太的信，才知道她去了南部，说是以前的同事帮她介绍了工作，她要他忍耐、要他坚强，说“我和他都在等你回来”。
他是谁？第二张信纸上有答案，上头贴的是一张超音波的图像，以及太太简短的说明：“医生说，他是男生！”
出狱的时候，孩子已经两个月大，他说他记得第一次抱着孩子和太太走在南部某个城镇黄昏的小路时，路两旁的木棉花正盛开，太太从地上捡了一朵给孩子看，喃喃地跟孩子说：“要记得，有这个……才有你哦！”
直到如今，他说偶尔他还会想起那天黄昏太太的声音和表情。
之后十几年他的事业超乎想象的顺利，孩子国中毕业那年，他已经有能力在美国买房子，并且让太太陪着孩子在那儿就学。二十多年过去了，木棉花一直是他生命里无法去除的……思念。
（刘振摘自《这些人，那些事》译林出版社 图/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