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蕴藏有丰富精神价值的“岛屿”有很多，博大如孔子、智慧如老庄、诤直如魏征、忍毅如太史公、忠勇如岳武穆……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都令人高山仰止，即不能至亦心向往之。而在这其中，屈原精神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其以或称极端的理想主义精神，对“士志于道”的做法和“士之道”本身，进行了极具震撼力的诠释、示范和实践。
“士之道”，当下可大致理解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或“精英的理念”。依笔者之见，即便到今天，缅怀屈原最大的价值，仍然应该是对“士之道”进行认真求索，并以此引领乃至启蒙某些社会精英。而当下所最应汲取的屈原之“道”的主要特点，是其在爱国、亲民的同时，对现实能够一直保持强烈的痛感，决不奉行“水清则濯缨，水浊则濯足”的随遇而安哲学，并以社稷苍生为己任而不懈努力。“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便是其痛感以及努力的生动写照。
当然，这种痛感可能是极端的——极端到他终于为此自戕，但这种感觉和信念却特别值得敬重。正因为这种痛感的存在，使屈原信仰坚定，不肯苟同，更不屈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决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这种极端的自洁精神，使屈原具有了区别于许多历史人物的特有启迪作用。
可以这样说：从二千二百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初夏开始，“屈原”两个字便代表了一种精神标高；孤高的屈原精神，成为“士之道”的鲜活标本；《离骚》、《橘颂》、《涉江》等不朽的篇目，成为历代求“道”之仁人志士的精神导师或心灵驿站。自兹而后，江山代有志士出，每从屈原获启迪。
有些“士之道”，并非屈原所首倡，但其却是忠实的实践者。比屈原早约两百年的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认为“士”应以维护社会基本价值为己任，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比其早约两百年的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且要远到“死而后已”的程度；比屈原大约三十岁的孟子，则更是率直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主张。
但真正实践了这些理念、要求和主张的，屈原或称第一人。他明确提出了“苏世独立”、“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等宣言，而且摒弃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遁世之想，为己道之不得行而不惜抱石沉水。这种悲壮决绝的理想主义，虽历两千余年仍令人感喟不已。
环顾时下的社会精英也即古之所谓“士”，不仅与世同浊、偕众而醉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人还是“先天下之浊而浊”，所愿意尽力担当争取的只是一己之名利。
因此，此时继续提倡屈原之“道”，引领社会精英们多些追求，多些承当，多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应是相当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