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直到4万年前，早期人类才开始突破自身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但近年的考古发现揭示，我们的祖先在此之前便迸发出智慧之火。早在几十万年前，人类的创造力便在生物学与社会学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崭露头角了。
1987年秋，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托夫和波希，在非州象牙海岸的塔伊国家公园观察黑猩猩如何搜寻食物时，发现了一个以往未见的行为。在一个行军蚁窝旁，一只雌猩猩拾起一根细枝，将其一端插入松软的土中，挡住巢穴入口，等待兵蚁出来。当蚁群爬满细枝10厘米长度时，她便将细枝拔出，熟练地将上面的蚂蚁吃掉。接着，她不断重复该过程，直到吃饱。
黑猩猩非常擅长运用各种工具——用石头砸开坚果，用叶子将树洞中的水吸干，用棍子挖掘富有营养的植物根。但它们似乎没能力将这些知识上升为先进科技。“黑猩猩会教同伴捕捉白蚁，”汉希尔伍德说，“但它们无法在此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们不会说‘我们来制作一种新的工具’——它们只是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相比之下，现代人很少受到这种限制。的确，我们每天都在汲取他人的思想，并加入自己的创新，不断修正，直到我们获得一个全新、复杂的事物。比如说，没有一个人能掌握便携式电脑中所有的复杂科技，这些科技成果来自好几代发明者的才思积累。
人类学家将这种技术的积累称为“文化棘轮效应”。这首先要求人们将知识代代相传，直到有人能想到改进方法。2012年3月，伦敦生理学会的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家刘易斯·迪安在《科学》杂志撰文，揭示了为什么人类有创造力，黑猩猩和僧帽猴却没有。由于拥有社交机能和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能轻而易举地将知识传递给别人——这是文化棘轮效应的先决条件。
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推动棘轮效应，并促使约9万到6万年前生活于非洲，及4万年前生活于欧洲的晚期智人，达到创新高峰。伦敦大学学院的进化遗传学家马克·托马斯是从人口统计学方面来考虑的。他的前提十分简单：采猎群体的规模越大，孕育出新科技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相比小型、隔绝的团体，在大群体内，越是经常与他人接触的人，越有可能学到新发明。“这不取决于你有多聪明，”托马斯说道，“而在于你是否能与别人良好沟通。”
在达·芬奇完成其杰作的500年后，我们为他天赋般的创造力惊叹不已——他的天赋构筑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无数艺术家的心血结晶之上。即使是今天的艺术家，在观赏蒙娜丽莎时，仍能从中找到新的灵感，推陈出新。人类的创新之路从未中断，在这个高度联结的社会中，我们的各种天赋仍然在引领我们向前。
摘自《南方周末》
采猎群体的规模越大，孕育出新科技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相比小型、隔绝的团体，在大群体内，越是经常与他人接触的人，越有可能学到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