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婷（化名）是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文案策划，这是她今年换的第三份工作。在新的公司里，婉婷依然干着体会不到价值感的活儿。有一次，老板在周五下午快下班时才把一个大型活动策划案扔给她，要求她一天内完成。
“我交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问老板，他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嘛，咱只是协助别人的一方，他们不做了，那就不做了呗。”扫兴的婉婷后来就习惯了，她已经意识到：“都是这样啊，反正都不会执行，我也不会有机会真正参与其中，何必去想呢？”
说这些话的时候，婉婷其实很无奈。“慢慢地，我就发现，真的不必想着到一个公司去施展个人抱负。充其量吧，就是能体现你一点点的能力，其他的不要想太多，你就想着赚钱就好了。”
但婉婷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与许多北漂一样，她租住在离公司很远的北七家。“我每天上班来回要三个多小时，先坐10号线，再倒5号线到终点站，最后换乘公交车。每天东西都没有学到，我觉得我在消耗我自己。”
比婉婷晚进公司的Ada（化名）工作上不在行，但她有自己的本领。“她喜欢发励志朋友圈，说自己如何努力、给自己打鸡血。她还喜欢找老板聊天、聊梦想，而老板是一个特别有梦想的人。”婉婷指的“有梦想”，其实是“爱谈梦想”，大大小小的会议中，老板都会用自己的梦想作为激励员工的口号。现在Ada已经被提为部门总监。
“比起Ada，王鑫（化名）更会说。我每次见他，他都要说：我忙死了，忙死了，忙得饭都吃不了了。”婉婷说，“我们公司大多数是这样的人。这公司表面上要求你把什么任务都快速做完，其实呢，它只是让你学会一种技巧——显得你自己很忙。”
婉婷想过再次跳槽，但这回她犹豫了：“有很多人跟我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问题。从我切身的经历来看，的确如此。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受过好的教育，但为什么总能找到亚健康的公司呢？是不是我太喜欢挑了，或者是我太不现实了？”
后来她发现，自己潜意识里既希望公司很专业，让自己得到锻炼；但又怕它太专业，会不断在自己身上找毛病，而且过于激烈的竞争会让她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困境，找到契合的公司真的很难。”婉婷感慨道。
在婉婷看来，理想的上班体制是：领导不要逼问她几点能做完，而是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做完，就什么时候回家。她听过的一期《罗辑思维》给了她启发：“希望企业不要太死板，能想一些新的模式，比如不坐班的工作方式。”
婉婷的愿望其实正在被一些具有先进意识的企业实践着，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办公室已死》称：“加拿大电信提供商Telus在加拿大的2.7万名员工中，有70%现在是移动的——在家、办公室和其他地方工作，或者完全在家工作。”文中指出：“那些在家工作的人接听的电话数量比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多出13.5%，而且离职率是后者的一半。”
一个健康的职场环境，应如马克思所说：“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