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品。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1974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有人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秉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
然而许多时候，世人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了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威一方“颁奖给你啦，速来领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视线”，让钱德勒和艾格林们焦虑不安吧。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被问到这个）时，我总是回答：“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不比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的这番话。
仔细一想，这的确是既现实又无聊乏味的答案，听上去就像彬彬有礼的“官方发言”。我自己也时常这么想。但无论是多么无聊乏味的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却是实话实说，所以也无可奈何。不管被问多少遍，我都会重复相同的说法。当一个读者付出一千几百日元甚至几千日元买一本书时，他绝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只有一个坦率的想法：“我要读这本书！”或者说只是抱着一腔期待。这样的读者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珍贵。
本来不必重新强调这句话——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还记得两年前的芥川奖获奖作品的人，还记得三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会太多。假如一部作品果真优秀，经历了适当的时间磨炼之后，人们就会永远把它留存在记忆中。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吗），又有谁会介意这种事情呢？文学奖虽然能让特定的作品风光一时，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冬冬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