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市的第一天，是周日。我和老陈饥肠辘辘，而城市空旷寂静——饭店都关门了。
这时候，一家快餐店老板娘如观世音菩萨下凡一般，出现在街对面的玻璃窗内。
“我们今天不营业。”面对我的询问，她思索了片刻，“不过，进来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她特骄傲地推荐了店里的绿咖喱虾拌米粉，也不肯收我们的钱。
另一天，等出租车的那会儿工夫，酒店门童跟我们聊了两句，听说老陈是来美国读书的，告别的时候，他不收我们的小费，还叮嘱说：“把钱留着好好上学。”一时间，让人有点恍惚，仿佛穿越到了“雷锋时代”。
还有上周五，我走在校园里，突然一个陌生人很开心地与我击掌，说：“周末快乐！”
这就像跌进了一个异次元世界。来美国后，我一度不适应每天撞见那么多没事儿就笑的脸庞。
其实不应该对此太惊讶。毕竟，2011年，我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段对话，就是跟一个热心得像从童话世界中走出来的英国大妈说的。至今我仍记得她瞪大眼睛问我：“不，这是巧克力啊，你应该带回去跟你的家里人分享，怎么能扔？”
10分钟前她明明还一脸淡然地告诉我：“行李超重了，你得拿掉一点儿东西。”
那袋廉价巧克力是大减价的时候在超市里买的，大约3英镑，而它让这位机场大妈成了我的同盟。她利索地把巧克力塞进一个塑料袋，然后叮嘱我：“带进去，给安检的人看，他们不会拦你的。”
当时，我并不敢挑衅“手提行李不许多于一个”的规则。但前几天，听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回忆，她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是老公在自由女神像下向她求婚，旁边的朋友还变戏法似的变出一瓶香槟——自由女神像附近可是安检极为严苛的重点场所，液体根本不能带进去。据说，这几个年轻人向安检人员说明是为求婚准备的香槟，这瓶酒居然就平安无事地过了一道道安检。
大洋那一头的人民对规则的重视，是新闻里司空见惯的内容，可是这些曾经与我相遇的人，都在挑战着规则和我的认知。
那个带着香槟去自由女神像前求婚的美国小伙亨利曾问我：“昉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我听说，北京的房价很高、道路很堵，年轻人生活压力很大。”这位博士一脸认真地分析道，“所以，是不是说，一个在北京市中心餐馆里当服务员的外地年轻人，每天下班之后得再开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到位于郊外的房子里？”
我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复——群租房听说过吗？购车资格是想摇号就能摇到的？能开车上下班还叫生活压力大？
类似的经历多了，我忍不住琢磨起一件事儿。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自己了解海外。毕竟，异国发生的许多新闻几乎都能同步传回国内，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号都能围绕热点分析得头头是道。然而，就像老话说的，人往往只看见纸上的墨点，却忽视了更大片的白色。媒体对准“墨点”下功夫是其天性，谁又知道更大面积的“白纸”是怎样的白？
我最没想到的，是曾经在大不列颠经受过一年新闻专业的洗礼，又回国专注报道国际新闻一年多的自己，到了美国，还是惊讶，还是时不时地大跌眼镜。
我对本地人司空见惯的许多细节都会目瞪口呆：PM2.5指数是6，本地软件给出的评级是“良好”；超市里的卫生巾包装上印着女性跑步、游泳，运动得热火朝天的场面；大学的食堂内外设置了许许多多带插座的桌椅、沙发，乃至可以躺着睡一觉的彩色大抱枕；口袋里的手机偶尔会响起警报声，有时候是报告附近有小孩被拐带，请所有人帮忙寻找，有时候是政府发布的灾害警报。也并没有多么稀罕，只是每个细节都让生活好了一点点。
夏季的某一天，在收到洪水警报一个小时后，一场瓢泼大雨砸到了我们住的小区。
地面没有积水，街上则空无一人。我忍不住想起数年前在北京经历过的一场著名的大雨，自己在淹到脚踝的水中欢快地蹦跳，并不知道不远处许多人正困在立交桥下的积水中。如果当时每个人的手机也都能提前一小时凄厉地怪叫一声，事情又会怎样发展？
（林涛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1月4日，刘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