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天皇或将退位，日本的平成时代或将打上休止符。从昭和到平成，如果用最到位的语言来概括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的话，那就是“上流”与“下流”。
战后的昭和是“上流”社会，改朝不换代的平成是“下流”社会。感觉上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往“上”的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日本超过美国人均GDP成了世界第一。往“下”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日本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了几千亿美元。中国坐上世界老二的位置。
这就是上与下的历史性错位。但这个历史性的错位引出了一个话题：日本的这30年真的是人们所说的“失去的30年”？
记得在日本被中国超越而成为全球老三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经济大臣与谢野馨，虽酸溜溜，但也不无前瞻地宣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的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曾多次说过，不丹王国很早就提出用全民幸福指数代替GDP，日本应该向不丹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幸福吗？
这里，笔者想起了“小确幸”这个新词。这是村上春树在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的生造词。何谓小确幸？村上的解释是虽小但确实的幸福感。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但日本人却能感悟生活中的小美。这小美是否就是小确幸？这个小确幸与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有什么关系？
人最终喜爱的是什么
日本拥有世界前十的人口数，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数只有3904人（2016年的最新统计），自1949年以来再次低于4000人。
日本警察厅认为，死亡人数的减少是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车辆性能的提升、改善路口视野的道路改造、安装能见度更好的LED信号灯等所产生的结果。
日本政府更是在2015年的基础上，提出了到2020年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数减少至2500人以下的目标。显然这是技术与人的素质综合的一个结果。相对于交通死亡率高的中国，日本人看到自己国家这么少的交通死亡人数，不感到一种小确幸吗？
日本为癌症立法，2016年12月9日国会通过了新《癌症对策基本法》。日本人毫无隐瞒地宣布，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每2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患上癌症的时代。但随着日本医疗技术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患者5年生存率已超过60%，不住院治疗已成为可能。
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个旨在缓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治疗”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创建一个“能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为了能让患者在被确诊后保持生活稳定，法律要求企业方面给予相应支援，使其能继续工作或就业。而对于儿童癌症患者，则除了要求创造条件使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和治疗外，还将在学校推进与癌症相关的教育。
日本为癌症立法，而且是用基本法的规格为癌症立法，令我们叹服。那么，你说，小确幸的天平翘起在哪一边？
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欲望的满足，而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尼采曾经怀着几近癫狂的意识说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与经济增长有关吗？
精致主义成了揪心的白日梦
多年前一位德国作家有一句名言：所谓富裕，就是需要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需要的场所能够立即到手。显然日本的便利店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实现者。现在日本全国共有56000家便利店（2015年9月数据），街道上相隔20米的距离必定有一家便利店。
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能在20多年前成为畅销书，就是日本人对破执和惜福的生活哲理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回归本心，亲近自然，摆脱物欲对心灵的统治。尽量降低对基本需求以外的物欲的追求，用一种风雅之道关注生活本身的美好。因此，清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清贫即选择最简单朴素的生活。
收纳专家山下英子首提“断舍离”概念，本质上并不在于推出一种新的整理术，而是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样态：舍去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东西，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于是，我们看到日本人去百元店和便利店解决生活用品问题已趋日常化。远离百货商场，远离名牌，远离一切不需要的东西成了一种风尚。让精致主义和贵族气质成了一种揪心的白日梦。
微观经济的王者
日本是向内和收缩的王者，当然也是微观经济的王者。
“知其雄，守其雌”恰恰是日本能够影响世界经济的王道。在全球创新市场上，日本的产品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比如：美国移动电话配件的九成是日本制造的，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飞机零件也是日本制造的。
实际上，早在2002年日本就全面启动了一项国家战略：强化知识产权。何谓强化知识产权？通俗地说，就是用其他国家的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当其他国家的人们全力推销他们的国家品牌时，当他们的品牌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也就是对日本零配件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蒋介石说中日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的时候，也说明了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和阳明心学的关系。这也表明正是内向、收缩、细微造就了日本匠人精神。2015年，日本超过150年的企业有20000多家，而中国却不足100家。
日本没有经历国家的大动荡、外族的侵略，因此日本人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不会被颠覆的幸福价值观。在巴西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东京八分钟”，安倍晋三化装成超级马里奥登场。这绝不是政治收编，而是“失去30年”的一个副产品——零增长的公共无意识，日本人将经济的零增长带来的影响化为了一种民粹，一种向往未来的民粹。
这种“民粹”也间接地使日本成为很多东亚人度假、过节的“后花园”。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给东亚人提供了后现代人生活的一种范式：环境—安全—健康。到2020年，每年仅以医疗体检为目的赴日的中国游客数量将超31万，这带来的潜在经济规模将达5000多亿日元。
2017年1月3日的《读卖新闻》上写着：“泡沫经济崩溃后的30年是日本失去的30年。如果我们不去除掉深入生活的紧缩志向，就不可能构筑发展的基盘。”但是2011年12月17日的《读卖新闻》里也有这样的话：“理不尽的自然猛威，在日本人的精神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变了生死观和自然观的人很多。战后日本的那种增量生产、越富越自由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崩溃了。”
让人舒心地过日子的国家
看来，日本用30年时间，硬是将“增长”的发达国家转换成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从增长到成熟，是个应该令人刮目相看的质的飞跃。日本无疑成了世界成熟国中的优等生。欧洲富国要向它看齐，老大哥美国有时也要放下架子向它学习。当然，这个成熟还表现在知性智慧的成熟：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本质，就是让国民过稳定的舒心日子。
这正如从事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橘木俊诏在其《解读21世纪资本主义》的书中亮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幸福的源泉”观点，他认为日本在看似失去的30年里，走上了低生育的道路，虽然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但同时也使得家庭消费需要降低，最后走上了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稳定生存转换之路。最近，中国留学生发起“全球分享日，从东京开始”的活动。为什么要从东京开始呢？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确实，日本是个让人舒心地过日子的国家。在这里，没有熟人一样办事，没有熟人一样做生意，没有熟人一样升学，没有熟人一样看病，不送红包一样开刀；这里食物安全不用担心；这里自来水不比矿泉水差；到政府办事，点头哈腰的是官员；这里还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消灭了狂犬病的国家之一；这里的老百姓手中有钱，但国家没有钱，富裕像阳光一样，既照在宫殿上，也照在了阴沟里；这里政府基本不对国民隐瞒任何大事，如最近替代筑地市场的东京丰州市场，最终被检测出地下水苯超标79倍，当天的《东京新闻》就直接报道了。
这一切正如傅高义在37年前写下的惊世之作《日本第一》所言。37年后的今天，他再度肯定日本即便是经历了“失去的30年”，但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日本还是原来的日本，不可小觑。
早在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密尔就提出了“零增长论”的观点。密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有两个著名的设问。
一、对人而言最善的状态是什么？显然不是谁也不贫困的那种富裕，而是感觉不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
二、对人而言，总是与他人接触是件好事吗？绝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孤独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时间概念的人的状态，孤独是人的思考和精神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这个社会里，人达到了最善的状态，感觉不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在这个社会里，你会很扎实地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一种孤独、一种无助。孤独死后的“零葬（不举行葬礼，不留骨灰，不要墓地）”，就是日本常新的一个话题。
3·11日本大地震使日本人目睹了海啸卷走房屋和汽车的那些瞬间。这些物，在自然的强力下显得一钱不值。那么人为什么还要以此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俳句的艺术原点是脱俗；和歌的本质是草庵思想；茶道是在空无一物的贫寒小屋里完成了精神的洗礼；花道是在去繁、去艳、去色的基础上插出了原本“生花”的“清”与“贫”；枯山水则是用最经济、最原始的几块石头再造了一个无穷大的自然的小宇宙。
这就是吉田兼好反复强调的排除物欲，让人的心灵自由律动；这就是日本学者伊藤宏见所说的“乡愁”与“童心”；这就是歌人良宽禅师的诗句“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所要表达的心境。
因此，GDP下降并不一定能使这个国家的国力下降，零增长并不一定能使这个国家的人品格也归零。
（宋正怀摘自腾讯《大家》栏目，本刊有删节，邝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