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川出生，在四川长大。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师；我父亲是空军的地勤人员，很少回家。
谭峰是我在小镇上唯一的一个朋友，他跟我同龄——那会儿也是八九岁。谭峰家在我家的隔壁，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有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男的，其他全是女孩子，可想而知他们家的人会有多么宠爱谭峰。那时，只有我知道谭峰偷东西的事情，除了我家的东西他不敢偷，小镇上几乎所有人家都被他偷过。他做这些事情不避讳我，是因为他把我当成最忠实的朋友，我也确实给他做过掩护。有一次，谭峰偷了人家一块手表，那时候手表是很值钱的，那家人怀疑是谭峰偷的，一家几口人到谭峰家理论。谭峰把着门不让他们进去，铁匠夫妻都出来了，他们不相信谭峰敢偷手表。当时谭峰嘴里不停地骂脏话，铁匠就不停地拧他的耳朵。谭峰嘴犟，他大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出去为他做证，我就出去了，我说谭峰没有偷那块手表，我可以证明。我记得当时谭峰脸上那种得意的笑和铁匠夫妇对我感激不尽的眼神。他们对围观者说，那是李老师的孩子呀，他家教好，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情就因为我而变成了“悬案”。过了几天，丢手表的那家人在家里发现了那块手表，他们还到谭峰家来赔礼道歉，说是冤枉了谭峰，还给他送来一大碗汤圆。谭峰捧着那碗汤圆叫我一起吃，我们俩很得意——是我让谭峰悄悄地把手表送回去的。
谭峰有一个“宝库”，其实就是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里面的东西现在说起来是很可笑的，有许多药瓶子和针剂，还有搪瓷杯、苍蝇拍、铜丝、铁丝、火柴、顶针、红领巾、晾衣架、旱烟袋、铝质的调羹——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谭峰让我看他的宝贝，我毫不掩饰我的鄙夷之情，然后谭峰就扒开那堆药瓶子，捧出了一列红色的玩具火车。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火车，说：“你看。”他重复着这句话，同时他的肘部阻挡着我向火车靠近，仿佛在说：“你就站在那儿看，就看一眼，但不准碰它。”
那列红色的铁皮小火车有一个车头和四节车厢，车头顶端有一个烟囱，车头里还坐着一个司机。如今的孩子看见这种火车应该不会稀罕，可是那个时候，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你可知道它对一个男孩意味着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我记得自己像被磁铁所吸引的一块铁，情不自禁地去抓小火车，可是每次都被谭峰推开。
“你从哪儿偷来的？”我几乎大叫起来，“是谁的？”
谭峰说是卫生院成都女孩的，并示意我不要高声说话。他摸了一下小火车，突然笑了起来，说那不是偷的，“那女孩够蠢的，她就把小火车放在窗前嘛，她请我把它拿走，我就把它拿走了嘛”。
谭峰向我亮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注意到钥匙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把简单的、用以拧紧发条的钥匙。谭峰露出一种甜蜜的、自豪的微笑，他把火车放在地上，用钥匙拧紧了发条，然后我就看见小火车在猪圈里跑起来了。小火车只会直线运动，不会绕圈，也不会鸣汽笛，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不想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说：“火车肯定能跑，要是不能跑，那还叫什么火车？”
事实上我的那个可怕的念头就是在这一瞬间产生的，可是我无力把它从我脑子里赶走。
我跑到卫生院里找到了何医生，告诉他谭峰偷了他女儿的小火车。做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难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里，竖着耳朵留心隔壁谭峰家的动静，何医生和女孩果然来到了谭峰家。
我听见谭峰的母亲扯着嗓子喊着谭峰的名字，铁匠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问我谭峰去了哪里，我不说话；铁匠又问我，谭峰是不是偷了何医生家的小火车，我还是不说话。我没有勇气做证。那天谭铁匠干巴巴的瘦脸像一块烙铁一样刺刺地冒出怒火，我怀疑他会杀人。听着小镇上空响彻谭峰家人尖厉的喊声，我后悔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母亲这时候从学校回来了，她在谭峰家门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等到她把我从蚊帐后面拉出来时，我知道我把自己推到绝境中了。铁匠夫妇跟在我母亲身后。我母亲说：“不准说谎！告诉我谭峰有没有拿那列小火车？”我无法形容我母亲那种严厉的、无坚不摧的眼神，我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我母亲说：“拿了你就点头，没拿你就摇头。”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看见谭铁匠像个炮仗一样跳了起来，谭峰的母亲则一屁股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她从鼻子里擤出一把鼻涕，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起来。我没有留意她诉说的具体内容，反正大意就是谭峰跟人学坏了，给大人丢人现眼了。我母亲对谭峰母亲的含沙射影很生气，但以她的教养又不愿与其斗嘴，于是我母亲把她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她用手里的备课本打了我一个耳光。
他们是在水里把谭峰抓住的。谭峰想游过镇外的小河逃到对岸去，但他只是会两下狗刨，到了深水处他就胡乱扑腾起来，他不喊救命，光是在水里扑腾。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谭峰不肯坦白。他不否认他偷了那列红色的小火车，但就是不肯说出小火车的藏匿之处。我听见了谭铁匠的咒骂声和谭峰的一次胜过一次的尖叫，铁匠对儿子的教育总是由溺爱和毒打交织而成的。我听见铁匠突然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怒吼：“哪只手偷的东西，左手还是右手？”话音未落，谭峰的母亲、姐姐和妹妹一齐哭叫起来。当时的气氛令人恐怖。我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愿意错过目睹这件事情的机会；因此，我趁母亲洗菜的时候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
我恰好看见了铁匠残害他儿子的那可怕的一幕，看见他把谭峰的左手摁在一块烧得火红的烙铁上，也是在这个瞬间，我看见谭峰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那么惊愕、那么绝望的一瞥，也像一块火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冒出了白烟。
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心也被烫出了一个洞。我没听见谭峰响彻小镇上空的那声惨叫，掉头就跑，似乎害怕失去了左手手指的谭峰会来追赶我。我怀着恐惧和负罪之心疯狂地跑着，不知怎么就跑到了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里。说起来真是奇怪，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那列红色的小火车。我在柴草垛上坐了一会儿，下定决心后翻开了谭峰的宝库。我趁着日落时最后的那道光线仔细搜寻着，让我惊讶的是，那列红色的小火车不见了，尽管柴草垛已经散了架，我还是没有发现那列红色的小火车。
谭峰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愚笨，他把小火车转移了。我突然意识到谭峰其实是对我有所戒备的。也许他早就想到有一天我会告密，也许他还有另一个宝库。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
事情过后，谭家非常混乱，谭峰昏过去了，铁匠一直在呜呜地哭，他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满街寻找镇上的拖拉机手。后来铁匠夫妇都坐上了拖拉机，把谭峰送到了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
我知道那几天谭峰会在极度的疼痛中度过，而我的日子也很难熬。我迫切地想找到那列失踪的红色小火车。母亲把门反锁了，我通过窗子跳出去，怀着渴望在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我没有目标，只是盲目地寻找着目标。走出镇上唯一用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这一定是人们所说的灵感，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砖窑会不会是他的第二个宝库呢？我这么想着，无端地紧张起来。我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钻了进去，看见一些新鲜的玉米秆子堆在一起，就用脚踢了一下。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呀，就这么简单，我在砖窑里找到了成都女孩的红色小火车。
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吗？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我根本就没想要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且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在外面走过，因为母亲不允许。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
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只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有两处作为机动或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把用来拧发条的钥匙并不在，肯定是谭峰把它藏在身边了。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列不能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
我后来的烦恼就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我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在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突然门被踢开了，进来的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把挂锁的钥匙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语辱骂我。我看着他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是不是知道了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了是我拿走了小火车。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于是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分了，于是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仍然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我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烫左手合算还是烫右手合算？”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说：“傻瓜，你懂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止我去找他，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谭峰是否去过砖窑，他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列红色小火车。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拿没拿？”我对这种状况已经有所准备——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列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疑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表现。这一切并非我的天性，完全是因为那列红色的小火车。
我和谭峰就这样分道扬镳了。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面就有一方会先扭过头去，这一切在我这里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那里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时，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到家，我一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呢？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了这个秘密的吗？
说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有人说这是做贼心虚，不，比这个更令人痛苦、更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鸣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循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声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宝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火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看见那个女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事呢？我就没搭理她，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
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赃物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有这么一个秘密，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在那年寒假，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回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大城市，也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去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了，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
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是好朋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我不耐烦了，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到他把什么东西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
（虫语摘自豆瓣网，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