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操场上尘土飞扬，前有全校学生，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时间啊——时间唰地过去了。”
“上山下乡”时，我当上建筑工人，在工地上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是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1970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9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我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唯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时，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被认为精神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1979年4月8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考察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风格的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扩音器和喇叭，那架势像土法爆破。那天风大，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是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陈凯歌参加了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语。
四川诗歌节的疯狂
1986年深秋，《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2000张票被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拥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说：“从后门溜了。”
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回到旅馆后，几个姑娘围着他团团转，捶背按摩。可惜我没这个福分，只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是大连人，辞掉工作去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向我倾诉内心的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后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满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1985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绝无我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对诗人，则像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他们会干脆关上喇叭，让有歇斯底里倾向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精神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国外诗歌节奇遇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那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像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11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烛影，有吉卜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1993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爱尔兰共和军在爆炸前10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一年后，我从电视里看到它被炸成废墟），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将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电影院里面总共四五个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银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看过的最惊险的一场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举行，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分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的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因为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最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1992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跳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湮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像停车场，知道有多少辆车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辆车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空荡荡，车全绕着弯走。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家，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会吓走听众，还会招来警察或城里的豺狼虎豹。
（林冬冬摘自汕头大学出版社《失败之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