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舅舅，是母亲的表弟。在他们那一辈里，他是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的一个。按理说，最小的孩子理应得到家里的照顾，可是，他年纪轻轻的，就走了北荒。
所谓的走北荒，就是从我们家乡那样一个末等小站坐上火车，往北，再往北。到了哈尔滨，再往北，具体到什么地方，我就说不清了。我那时很小，只觉得母亲他们那几天总是慌慌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直到这个舅舅走，大家都去村口送，我才明白，一个人的远行，对他的亲人来说，是多么伤感的事情。
我们那个村子有四十余户人家，三百多口人。新中国成立以来，走北荒的却不超过三个。
而我的这个舅舅就是其中一个。
什么是走北荒？到北荒去干什么？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神秘的种子。
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个舅舅还有口信传来，时间久了，口信越来越少，到后来，竟没了音信。有人说他下了煤窑，有人说他进了老林，有人说他在甸子里开荒，也有人说他在乌苏里江放排。说法不一，但每一种说法都引发我无限的遐想，他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些世界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让懵懂的我为之神往——北荒的世界真大呀！
七八年后，我的这个舅舅回来了。
人有三十几岁了，变得成熟，也变得有些陌生。去北荒意味着淘金，可他什么也没淘回来，只带回一个铺盖卷儿——走的时候，铺盖卷儿是新的；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旧、变薄了。
他的话很少，见了人只是笑。似乎还有些羞涩。
这样一来，背地里说他的人更多了。有一些说法混进了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堪入耳。
我的舅舅在北荒究竟干了什么呢？
很多年之后，他那七八年的经历才真相大白。
他既没有挖煤，也没有伐木，更没有开荒，至于有人说的放排，更是无稽的想象。他只是在齐齐哈尔的一个砖厂里烧砖，一烧就是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脸庞都给烧红了，人也变得瓷实了。
大概是因为有了火的淬炼，他的嘴也变得更严了。
他烧砖攒了两千多块钱，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初，许多人家吃饭还有困难呢，哪有能力积攒那么多的钱呀。我的这个舅舅却攒下了！他攒钱只有一个目的——给自己娶一个媳妇。他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母亲。母亲是改嫁到这家来的，和父亲生了他。父亲为哥哥娶了媳妇之后就去世了，而母亲绝无能力再为他操持婚事。
哥哥和嫂子对他也很好，可是一连生下四个孩子，家里的日子紧上加紧，恐怕一时难腾出手来帮他。
这就是他执意走北荒的唯一原因。
可是，他积攒的那些钱为什么没有带回来呢？
说起来就是故事——他所在的那个砖厂塌了窑，对他最好的班长和两个工友被砸死了。他们的媳妇带着孩子赶来，砖厂一时充满了哀号之声，其状之惨，让人不忍目睹。他心里不忍，就拿出自己的钱分给那些女人和孩子。他的义举感动了一个亡故工友的妻子，或者说工友的妻子在他身上看到了家庭生活的新希望，便在丈夫周年之后，又带着三个孩子来砖厂找他。找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嫁给他。工友们见他一直单身，也都劝他，和那个女人一起过吧。那个女人还很年轻，虽然有三个孩子，可她的容貌并不至于辱没他。
可是，她、他的工友，他们又如何知道他的心思呢？
他看那母子四人也着实可怜，便把自己余下的钱通通给了她。
但是，他不能娶她。他虽这样想，可他的举动反而让那女人产生了误会——他一下子给人家一千多块钱，人家能不误会吗？于是，这场婚姻被众人认定为事实，甚至连砖厂的领导也认为他有了真意。他自幼口讷，分辩不清，情急之下，竟辞工回家，身上除了刚够回家的盘缠，什么都没剩下。
只是这些话，他不能对任何人说。
一个春天的夜晚，我回乡探亲，和我的这个舅舅坐在庭院里喝酒。他有些醉了，突然对我说起此事。这个时候，他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地。孩子们和鸡鸭一起在月夜下静默，只有我们的对话像不经意刮过的温暖的风。
我说：“没有了钱，回家不一样单身吗？”
他说：“那不一样。我虽然没娶媳妇，可我还是我。我如果和那个人结婚了，我还能是我吗？”
我说：“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点儿钱呢？”
“我没了钱可以回家，他们没了钱，连日子都过不了了。”
（有光摘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4期，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