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和萨冈可以说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两个女作家。杜拉斯比萨冈大21岁，1954年，当萨冈出版处女作《你好，忧愁》时，杜拉斯已大名鼎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她除了写作，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报刊上常有她的消息。所以，当默默无闻的18岁女孩萨冈面对她时，心里除了崇敬，更多的是胆怯。
萨冈第一次遇到杜拉斯是在伽利玛出版社门口。杜拉斯的丈夫马斯科罗是那里的审读员，她的书也是在那里出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她没有进去，而是待在停在门口的车中。也许是以为没人会发现她，她一副疲态，竟打起盹来。但萨冈“从红色的唇膏和菩萨般的眼皮上认出是谁来了”，“玛格丽特就那样睡着了，一张被淹死的年轻女人那样光亮的脸，让人不敢打搅”。
萨冈是去那儿找她的朋友弗洛朗丝的。弗洛朗丝比萨冈大两岁，20岁就进入伽利玛这家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出版社工作，不能不说是沾了她父亲的光。她父亲马尔罗是著名作家，获得过龚古尔奖，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戴高乐将军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后来担任法国文化部部长近10年。有了这层关系，热爱文学的弗洛朗丝在法国文坛当然就如鱼得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当时，杜拉斯住在圣伯努瓦街5号，一些文坛好友常在她家聚会，被人称作“圣伯努瓦街帮”。当萨冈把在门口瞥见杜拉斯的事告诉弗洛朗丝时，弗洛朗丝便问她想不想去杜拉斯家做客，萨冈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到了那天，弗洛朗丝就带着她的好友去了圣伯努瓦街5号杜拉斯家。
根据惯例，她们带了一瓶红酒。一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把张开的大剪刀，客厅里堆满了书籍、报纸和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种种东西，杜拉斯的儿子乌塔正坐在地毯上玩。杜拉斯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迎出来，发现两个女孩有些拘束，便跟她们攀谈起来，介绍她做的菜，尤其是越南炒鸡蛋。晚餐没有牛排，因为她不知道晚宴有多少人来，而且，“每次做牛排都是一场悲剧”。
当晚客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格诺、巴塔耶、卡尔维诺、蓬热、布朗肖等。这些人，萨冈以前只闻其名，现在见到真人，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她太崇拜和羡慕杜拉斯了，“假如像科莱特和杜拉斯那样被人喜欢，就是一个女作家的生活，那人们愿为之付出一切”。
在餐桌上，大家谈得更多的是政治。萨冈不太感兴趣，她还太年轻。杜拉斯发现两个女孩被冷落了，便主动问她们一些问题。弗洛朗丝说她的朋友写了一本小说，下星期就要出版了。18岁的少女出书，应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这是什么地方？巴黎文坛中心的中心，名人都在这儿呢！“餐桌上的谈话停了下来，大家都盯着她看”，然而，萨冈感到的不是羡慕和敬佩，“她忍受着大家的嘲笑、假惺惺的尊重和惊讶，或者更糟，冷漠”。谁也不把这个小女孩写的书当一回事。有人问：“在哪家出版社出的？”这个问题的杀伤力太强了，“巴黎式的问题，就像一个陷阱，言外之意是：‘你算老几？’”
但大家毕竟都是有教养的人，还是祝贺了一下这个陌生女孩，然后谈其他问题去了。
谁都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坐在桌角、害羞地缩在椅子里的女孩，很快就在全世界出名了。虽然她被这些仅有一面之交的同行看不起，但她很快就比围坐在那张桌前吃饭的大多数人出名”。一个星期后，萨冈的《你好，忧愁》出版，首印4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印数不断增加，达到84万册，成为战后法国的第一部畅销书。
相比起来，大姐杜拉斯头上的光环有些暗淡了：虽然书还在出，但没有新的突破；电影拍了很多，艺术探索固然宝贵，但由于太小众，喝彩的人少，让她缺乏成就感；加上此时她被法共开除，有些心灰意冷。直到1984年，《情人》的出版才让她扳回一局，重获辉煌。但这时，距萨冈的成功已经整整过去30年。
（五微摘自《中华读书报》2018年7月11日，李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