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小伙伴就开始跑，在奔跑的过程中，我们的队伍在壮大。这也是乡村最常见的景象了，孩子们就这样，一个动，个个动。等我们来到目的地，一群孩子已经拉出了一支队伍，把当事人的家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村子里真的来了一个奇怪的人，是个女的。等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女人已经不说话了——她说过了，哭过了，现在已经疲惫了，她在休息。显然，她是不受欢迎的，她的屁股底下没有板凳，她只是就地坐在一个石磙子上。然而，尽管屁股底下没有板凳，我们也不敢小觑她——她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缝，塑料的、半透明的凉鞋，尤其重要的是，她优雅而笔挺的坐姿——毫无疑问，她是个城里人。这个城里女人就那么坐在石磙子上，一动不动，满脸都是城里人好看的忧伤。
老实说，我不是看城里人来的，我也不是看忧伤来的，我一心想听她说话。我的小伙伴刚才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她的话“一个字”都听不懂——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小伙伴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休息好了，这个女人跷起腿，开始说话了。她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在寂静的乡村黄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了她在“说”。她一个人说了很长时间，真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听懂。那么她的“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她的“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
我很快就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成年人，甚至连房子的主人都不在，他们家的小儿子也不在。乡下的孩子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们可以从成年人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我很快就知道了，人们其实在回避这个城里女人，她来到我们村绝对不是干好事来的。
她究竟是干什么来的呢？女人一直在说，说着说着，她哭了。我一直觉得，城里的女人是“不会哭”的，她们只会流泪，只会发出一些痛苦的声音。乡村女人的哭就不一样了，她们的哭有固定的节奏，有确切的旋律，边哭边说，准确地说，是“哭诉”。她们的哭有许多实际的内容，而不只是表达悲伤的情绪。正因为城里的女人“不会哭”，她们的哭往往叫人揪心。
我很难过。我注意到她试图问我们一些问题，但是，谁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也和她说话了，但是，她同样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我们近在咫尺，其实来自不同的世界，仿佛阴阳两隔。
也许是由于绝望，这个城里女人坐在了地上，然后躺下去，在地上一心一意地哭。她彻底顾不上城里人的体面了，像一个泼妇一样在地上打滚，一边滚一边说。此时此刻，我们只知道她痛苦，却永远不知道她为什么痛苦。我至今记得那个夏日的午后，一个陌生的、城里来的女人把她所有的悲伤留在了我们村。没有人能够帮助她，没有人知道她为了什么。
这个女人后来是自己爬起来的，她掸了掸土，整理了一番头发，一个人离开了。她再也没有在我们村出现过。
后来我们知道了谜底，事情一点也不复杂，她是来寻找她的儿子的。那个我们都认识的、没有露面的小男孩，其实是她的儿子。
她儿子是被拐来的还是她和某个人私生的呢，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村子里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三缄其口。偶尔也会有人提起那个孩子的身世，但是，言说的人一定会被阻止。这阻止不是大声的呵斥，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目光，是告诫——这是乡村的又一种文化了。
好多年之后，我意外地得知，她是江南人，她来自苏州。
现在，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把那件事说清楚了：三十九年前，一个苏州女人来到苏北的一个村庄寻找她丢失的儿子，没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最终消失在我故乡的夜色里。
苏州与我的苏北村庄相隔多远呢？也就是两百公里。
但是，在这“也就是”两百公里的距离之间，有一样东西，它叫长江。毛泽东有一句词，是描绘武汉长江大桥的，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诗词一直都是这样，气度非凡。但是，诗词的气度往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意象的开阔。毛泽东所选用的意象是什么？是长江。这是一条绵延的、深邃的江，它划分了南中国与北中国。长江同时是中国地理的分野、语言的分野和文化的分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她的文化足够丰富的时候，这文化必然是多样的、多元的。丰富啊丰富，你是华光，也是业障。所以，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长江不叫长江，叫天堑。天堑强调的是分，刀劈斧凿一般。它具有洪荒的、绝望的气息。
当洪荒的、绝望的阻隔之间出现了连接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豪迈。“天堑变通途”几乎就是脱口而出。这是一种令人喟叹的欣喜，它所指的不再是分，而是交流上的无限可能。
可事实上，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就我们人类所达到的高度而言，“天堑变通途”的可能性早就存在了，我们只是习惯于蔑视交流的可能性。我们一边在建造大桥，一边在积极地划分“两个世界”或“三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一个优雅女士的就地打滚，一个伤心女人破碎的心。
三十九年过去了，我现在居住在南京，从我的窗户望出去，脚底下就是长江。它不是天堑了，再也不是了，它只是一条江。老实说，我是喜欢这条江的，它是我最好的风景。可是，在风景的远处，我始终能看见一个苏州女人，她在“说”，一直在“说”。
（李金锋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间》一书，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