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伊娜已人过中年，双腿还有些粗壮，但她自己并不介意，每天依然穿着低胸装、迷你裙、高跟鞋招摇过市。每当她抬头挺胸地在男人们一片火辣辣的目光中从街上走过时，她浑身洋溢出的自信和激情仿佛照亮了整条街道。
法伊娜的家就住在河岸街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丈夫是搞建筑的，生意做得很成功，大儿子在银行工作，小儿子上大学。法伊娜帮助丈夫管理公司的账目。一家人的生活美满幸福。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桩桩接踵而至的变故把法伊娜原本安宁的生活击了个粉碎。先是丈夫和大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一个月后，小儿子又不幸溺水；紧接着法伊娜又被确诊患了子宫癌，尽管做了手术，但为时已晚，癌细胞已经转移。
法伊娜如今已孤身一人，而且还被判了死刑。她卖掉了公司和所有的不动产，只留下了河岸街这栋房子。然后她就把自己锁在了家里，每天像一个孤魂似的从这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晚上她随便找个地方就躺下，但不管在哪儿，她都睡不着。失眠对她来说比疼痛和化疗后的呕吐还让人难以忍受。
为了能在夜里睡上一会儿，法伊娜决定晚上出去散步。她每天穿着高跟鞋走过三条街，绕过一个广场，穿过一座小桥，然后再往回走。整个行程大概要一个小时。虽然这还不至于让法伊娜筋疲力尽，但走了这么一大圈后，夜里睡上两三个小时没问题了。
有一次，法伊娜走到那个广场上的时候，高跟鞋的鞋跟意外折断了，法伊娜崴了脚。她只好手里拎着一只鞋，用一只脚跳着回了家。那天晚上，她足足睡了七个小时。
休息了几天后，法伊娜又恢复了晚上散步的习惯，还是原来那条路线，但现在是改为单腿跳了。
她每天一出家门就开始跳，先是用右腿，一步，两步，三步；再换左腿……从一个路灯跳到下一个路灯。如果路上有行人出现，她就改为双腿行走，她不想让人觉得她滑稽可笑。等行人过去了，她又开始跳。
跳了一年后，法伊娜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每次法伊娜从第一条街转向第二条街的时候，都会听到一阵口琴声，随后在一个小胡同口就会遇到一个叫科斯佳的年轻人。口琴声就是科斯佳坐在自己家门口的长凳上吹出来的。
法伊娜认识科斯佳，她和科斯佳的妈妈是同学。科斯佳很小的时候就双目失明了，不久后，他的父亲也离他们母子而去了。法伊娜对这对母子的遭遇很是同情。
每次听到脚步声，科斯佳就放下手里的口琴，和法伊娜打招呼：“晚上好！”法伊娜很想问科斯佳，他怎么知道是她，但一直没开口。
秋天的一个夜晚，法伊娜又像往常一样从科斯佳家所在的那个胡同口经过时，科斯佳突然拦住了她，问他是否可以和她结伴一起跳。
“我无所谓，”法伊娜喘着粗气说，“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认出你？”
“对，就是你怎么知道每次是我过来了，不是别人呢？”
科斯佳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实话实说了：“是你身上的味道。”
法伊娜一笑。
“好吧。一起跳吧。别掉队。”
从此后，科斯佳就开始跟在法伊娜后面跳，根据法伊娜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判断方向。“您好！”“再见！”科斯佳每次和法伊娜也就说这两句话。法伊娜也没想过要和科斯佳多说点儿什么，她基本上没留意他的存在。但有一次，科斯佳感冒了，不能出来了。那几天法伊娜很失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科斯佳病好后，又在胡同口等她了。
十一月末的一天，在他们跳上最后那座小桥上时，科斯佳滑倒了，掉进了水里。法伊娜把他从水里救上来，拖到了自己的家，并强迫他洗了个热水澡。那天夜里，科斯佳就留在了她家里。
不久后，大家就都听说了法伊娜和科斯佳要结婚的消息。
“她活不了几天了，”一个邻居老太太说，“他们也生不了孩子。”
“他是个瞎子，”另一个女邻居说，“还小她二十来岁呢。”
法伊娜和科斯佳结婚那天，教堂里挤了个水泄不通。教堂前的广场上也聚了一大群人。当新人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候，一支百人乐队用口琴演奏起了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法伊娜一袭白色低胸丝绸婚纱，头上戴着用雪白的鲜花编织的花环。她身姿挺拔，目光炯炯，步履轻盈。科斯佳身着藏蓝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朵鲜花，准确无误地把法伊娜领到了轿车前，打开了车门。他们的车绕着广场走了三圈，然后停在了一家饭店门前，科斯佳的妈妈和饭店的女主人早已等候在那里，科斯佳的妈妈手里端着面包和盐，饭店的女主人用一只古老的铜托盘端着高脚杯。那支百人乐队再次奏起口琴。在众人“苦啊！苦啊！（俄罗斯人的婚礼习俗）”的欢呼声中，新人热烈拥吻。饭店的女主人一遍又一遍地给大家斟酒，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举杯祝福。直到繁星满天，大家才把这对新人送回家。
这场婚礼让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久久难以忘怀。甚至一年后在为法伊娜举行的葬礼上，人们还在回忆法伊娜那件丝绸婚纱，回忆她头上那串雪白的花环，回忆她执著坚毅的目光……还有那天婚礼结束时，法伊娜说的一句话：“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应该好好地活着！”
（译自俄罗斯文学杂志《十月》2011年第9期 图/周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