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的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五岁的我在那个冬天拥有了一件新毛衣。这是一件属于春节的装备。那个年代，很多小孩都只有新年才有新衣。从它买回来之时，我就开始盼望时光加速，春节早点到来。
有必要描述一下这件重要的毛衣：它是粉红色的，符合一个五岁小姑娘正常和欠缺想象力的审美；它是开襟的，两边各用当时流行的针法编出一道麻花。与平时常见的童装毛衣略为不同的是，它有个外翻的方形领子，可以使这件毛衣的主人拥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庄重感。
大年初一那个早晨，我穿着新毛衣在家里“巡演”了一圈，由于想象中赋予自己的光彩，难免有几分轻骨头。我在台阶上跳上跳去，在天井里蹿来蹿去，早餐还没有开始，已经弄脏了手。然后我又去开水龙头洗手，最后，不可避免地弄湿了新衣服的袖口。
在冬天，穿着湿了的毛衣非常难受，手腕那一截又湿又冷。这一天还没开始，我还没来得及走出家门，让这件既新潮又高档的毛衣为我赢回些羡慕的眼光，难道就要把它脱下来？我小时候很没眼色，完全不知道当时大人在忙什么，也不管大年初一最忌哭闹。我被这件小事打垮，哭哭啼啼地纠缠着我爸，一定要他帮我把衣服袖子弄干。
我爸正忙得头上冒烟，大年初一的上午，在我们老家，除了要煮一种极为复杂的早餐，祭拜祖先和各路神灵，还要准备招呼前来拜年的客人。总之，在这个最不应该哭闹的早上，我大哭大闹；在这个最不应该打小孩的早上，我爸痛打了我一顿。
那件毛衣在回忆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不再记得它的命运，只记得我妈和我爸大吵一架。一直以来，我妈护起孩子来有一种母兽般的凶悍。那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我而跟我爸吵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场架吵得格外猛烈。
（二）
在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的大年初一上午，我爸妈的战争迅速升级。最终，妈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我出了门。
我们先是去了外婆家。我呆头呆脑地坐在外婆的床上吃东西，完全不知道我妈和我外婆在谈什么。没等我手里的东西吃完，我妈和我外婆也吵起来了。她们一边吵，妈妈一边把刚刚摊开的行李又收拾起来。然后，她拉着我，气呼呼地走出了外婆家。
即使我当时再蠢笨，也能明白我们的处境：我妈没处去了。她能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就是外婆家。那个年代不兴投奔闺密，再说即使有闺密，大过年的，我妈还拖着一个五岁的我，去谁家都不合适。
我妈带我徘徊了一会儿。最后，我们来到一家招待所，办了入住手续。
那个白天是怎么过的，我脑中一片空白。只记得很晚的时候，妈妈还拉着我走在街上，商铺都关着门，路上没什么摊子。
回忆在这里有点跳跃，不知道妈妈用了什么办法，总之后来，我和妈妈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两个人吃起一大搪瓷缸的粿条来。
粿条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小吃，类似于广州的河粉。我妈对食物似乎一直有很高的热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最重视的都是我的肚子；而每当我回忆妈妈，也是记得很多与吃有关的事情。
在冬夜，那是一碗配置极高的粿条，里面加了肉丸、鱼丸、猪杂、油渣、蒜蓉和芫荽，以及最为适当的温度，给这个本该颇感凄楚的夜晚，增添了一份奇异的温暖。
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感到费解的一点是，事情是我惹出来的，但我记忆中妈妈对我没有一句责怪。甚至，我对那几天的回忆尽是“现在只剩下我们俩，我们要相依为命”的温馨感。
（三）
回想起来，妈妈的一生确实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之前的生活不必再提，2006年，我儿子出生，妈妈如痴如狂地爱着这个婴儿，同时，她的焦虑也在倍增。
在小宝的婴儿时期，妈妈最担心的两件事是：一、保姆在喂给小宝的奶粉里掺了安眠药；二、保姆把小宝拐走。每天，小宝睡着了，妈妈担心；小宝睡不着，妈妈也担心。小宝兴奋时，妈妈担心；小宝安静时，妈妈也担心。但凡保姆带着小宝走出妈妈的视线，哪怕只有几分钟，她都可能崩溃。
有时候，小宝不明原因地哭个不停，我满头大汗，无法止住他的哭声。如果我爸在场，他必责问我，你是他妈妈，你怎么能说没办法？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本来就是无能的人，真不应该贸然生孩子。
其实我希望妈妈不要与我住在一起，我希望她轻松、快乐，只有她轻松，我才能轻松。但是妈妈从我这里离开后，还是偷偷打电话给我的保姆，询问与我们母子相关的一切生活细节。她牵肠挂肚，无法放心。
我无法减轻我妈的焦虑，更无法减轻她传递给我的焦虑。我和她一样，我们是任由各自的无力感蹂躏，并彼此担心、互相怨怼的两个人。
很多年来，我经常做的一个噩梦是，梦见我和我妈吵架。因为一些很小的事，不管我怎么说，怒吼着说，哭泣着说，挣扎着说，自残着说……从我口中说出的话，就像雨水滴落于荷叶，荷叶丝毫不为之所湿。我为这种沟通的阻塞而绝望，而我妈当然也在发怒。我们在激烈的对峙中，也在对彼此的爱中，互相耗尽了能量。
后来，我阅读到相关的心理学资料，有很多心理医生告诉我，这不是爱，这是控制。或者说，这不是健康的爱。他们甚至鼓励我，要对这样的爱说不，要承认，我受到了伤害。
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但是，这些类似的表述也令我感到不适。我知道，这种伴随伤害的爱、互相折磨的爱，也许确实不能得到读者的好感；我也知道，按心理医生所说，令我痛苦的爱，是错的，爱应是快乐。但我正是在这痛苦中，看到了更深的激荡。我知道，这就是我在人世间所能获得、所能付出的最深的感情；我知道，它就是我所能体会的人类的情感中最深的那个部分。
相比于这种人类的胸腔里能产生的痛苦的深情，心理医生的说法，如同照本宣科式的隔岸观火。
（四）
妈妈得了癌症之后，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到山清水秀、空气优良且闻名世界的村庄——巴马住一段时间。
我知道她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每当提及成行的可能性，妈妈就会提到现实上的不便利，比如，要带的药很多，她晕车，而我们也不便请假，等等。于是，这个愿望便一再被搁置。其实，妈妈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她一生都没有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为自己”的愿望。
直到妈妈病情愈重，几乎连走路都非常艰难的时候，她反而强烈地提出，想去巴马。
那时候肯定来不及了。她已经病得连走路都喘，下楼都需要坐轮椅了。
后来我猜测，去空气清新的巴马，也许是我妈能想得出的求生的最后一招。可是，太晚了。
其实她一生都想走到更远的地方去，但前些年，我们总觉得：总会有一天，也许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必然有一天……到那时候再说。
那一场我妈在健康的时候就应该进行的旅行，终没有实现。
人们常说，人类的爱都是向下的，没有人会爱自己的母亲像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不是人性中悲哀的真相？
妈妈化疗的时候为了增强免疫力而开了一些补药，她总是问医生，这样的药，她那个“气血不足”的女儿是否适用，令医生啼笑皆非。病重时，妹妹给她买了台吸氧机，那台吸氧机令她有了两夜良好的睡眠，第三天她见到我，竟然提出让我也戴着这台吸氧机去睡觉。
我上大学时，有次妈妈来学校看我，我和她住在学校的旅馆里，挤在一张床上睡。那晚我急性肠胃炎发作，手脚冰凉，上吐下泻。我妈立刻冲出去给我买回来一堆药，当她发现我手脚冰冷，便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双脚抱在她怀里。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有点儿不好意思，便缩了缩脚，她怒吼我一句，我就不敢动了。然后，我就那样被她抱着睡着了。我想到这件往事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抱过我妈。
（五）
是的，我没有带我妈去旅游过，一次都没有。
但她去了更远的地方，她离开地球了。
我们在一起的回忆，失去了时间的维度，小时候的事和后来的事混成一片，不分先后，混淆界线，在脑海中陆陆续续地时浮时沉。
于是，我就想到了五岁那一年的那次出走。阴差阳错，那就是我妈这辈子与我一起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唯一的一次旅行。
我猜测，那个新年，我妈妈是什么心情，她知不知道这么一次旅行，是一种隐喻？会在三十几年后，越发清晰地被我放大了它的细节，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
那个很小很小的招待所的有限的几间客房，大概很少接待离家出走的少妇，还带着一个懵懵懂懂的幼儿。她们在这座邮票大的城市里流浪了几个小时，然后她们把这场流浪偷偷修改了性质，变成一种犒赏。
我记得江边的夜晚是那么安静。风从走廊吹过，带来了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那么低回、辽远，像一声呜咽。天地间充满了巨大的宁静，我心里被不明所以的情感所鼓胀，仿佛轻轻一挤，就汁液淋漓。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彻底地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的意思是，其中一个人死后，另一个人的一部分也死了。
在目睹并想象了我妈的苦痛之后，我曾经不确定，我的独活是否可以理直气壮，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在那么多的缺失、负疚、误会之后，我是否还有幸福的资格。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能与妈妈单独相处一下，多么想和她，真正地到远方去一次。远离争吵，远离我们命运里的人际纷扰，以及俗世中的热闹。
我现在常想象，我死了之后，是不是可以重新找到她，重新在一起。甚至我会想象到那个情景，她的样子和健康时一样，她在天上居住的地方，看到我风尘仆仆地来了。
妈妈！我这么大叫。
她看到我，脸上那种惊喜但又好像觉得我很傻的表情，我都可以想象。
人不可能再死一次，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分离了。时间终于失去了它的威胁。
（林冬冬摘自《美文》2018年第11期，本刊节选，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