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两个看似荒谬的例子谈起
例一一位肯尼亚人问他的中国朋友：“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足球队老是在国际比赛中输球吗？”中国朋友摇头表示不知道。这位肯尼亚人得意地解释道：“你们中国人看上去都是一个样，每次比赛总是不断换人。这种行为引起国际裁判十分不满，因此他总是判你们中国球队输。”这种看法听上去好笑，但细细琢磨却并不奇怪。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感觉何尝不是一样呢？很多中国朋友似乎也以为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人，而所有的黑人都是一个样。
例二家住上海的朱阿婆在2000年某一天回家的路上听到草丛中有啼哭声，原来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儿。朱阿婆将婴儿抱回家后，看到他身上漆黑，便开始给他清洗，谁知怎么也洗不干净。朱阿婆担心婴儿生病了，赶紧抱着他上医院，并告知医生情况。医生安慰她说：他是黑人小孩，皮肤本身就是黑色，她恍然大悟。她将小孩取名“朱军龙”，艰难地抚养他上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2014年，朱军龙获得上海户口，朱女士也成功办理了收养手续。①
两个例子表明，中国与非洲民众之间缺乏交流，存在着各种误解、无知和习以为常的错误感知。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官方的宣传手段来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民间交流。
中国的国家形象：从周恩来到普通民众
周恩来总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的典范。他在对外交往中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行为上表现出崇高的道德风范与友善风格，在交友上表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和人格魅力。难怪基辛格先生不无尊敬地表示：“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周恩来总理已经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了“国际上公认的外交大师”的光辉印记，也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典型代表。
然而，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增多，每个人都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大量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这一点既是国际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攻击中国的口实。1991年，原卡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在非洲使用囚犯劳工》一文，宣称：“中国人不仅出口由囚犯制造的产品，而且还派遣囚犯出国工作。”②这一恶意诋毁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对后来加速发展的中非经济合作带来了不小的障碍。③我在2008年访问肯尼亚时，张明大使当时特意组织了一场公开讲演，请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贺文萍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徐伟忠研究员和我三人就中非关系分别谈了三个主题。当我讲演时，一位听众问道：“听说中国在非洲的劳工大部分都是囚犯，请问这是真的吗？”我当场给予理性的问答。然而，我们应该细细分析，为何罗伯塔·科恩有关中国劳工是囚犯的谣言能在国际上特别是非洲引起巨大反响呢？除了谣言制造者是一位颇有身份的美国高级官员，以及各大西方媒体的推助外，这与中国各建筑公司在国外的作为和工人形象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中国在海外的各大建筑公司相当一部分以前并未要求统一着装，而这些建筑工人多是新招募的农民工，他们在国外因整日劳动，并不讲究工作服的工整。这种随意甚至是破烂不堪的工作服给外人的印象极差，从而使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第二，工人不谙当地语言，加之多住在工地，与当地民众很少来往，加深了神秘感。有的中国公司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更是从护照管理到出外活动都有严格限制，使工人的人身自由受到某种制约。第三，中国工人昼夜加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一些非洲国家办理工程审批手续的时间长达半年或更长时间，项目有效时间大打折扣，只能靠加班来完成。非洲工人一般都不加班，认为休息时间属于自己，即使给加班费也枉然。④这样，中国公司为按时完成任务，只能要求中国工人加班，三班倒的情况甚多。形成工地上机器不停运转，工人轮流休班的情况。然而，在工地围墙以外的当地人看来，这些人整天做事。当地人认为这种情况不正常，从而使他们容易相信中国工人是囚犯的谣言。当然，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给非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⑤
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随着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向世界，每个中国人都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这样，中国民众在国外成为关注的对象，其举动被外人所议论，民间交往成为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外交大众性的表现。
民间交往的随意性
开放的国门不仅使国人走向世界，也使外国人走进中国。这样，中国人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大大增多，很多不经意的接触也就成为了外国人评论中国人的依据。一位在中国学习多年的加纳女学生扎赫拉·派蒂（ZahraBaitie）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谈到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态度。她指出，虽然中国与非洲政府之间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在民间交往方面，依然存在着无知、误解、缺乏宽容……尽管我经常被称为‘黑人’或‘非洲人’，但我从未感受到被歧视或者敌视，反而是受到热情友好的对待。因为我讲普通话，因此能够听懂人们对我说的话，他们极少对我有诋毁或诽谤的言论。”⑥一方面存在着对非洲人的无知与误解，另一方面对非洲人表现出“热情友好的接待”，这是派蒂在中国学习时与普通中国人接触的日常感受，也是她通过这种接触后得出的结论。这些与派蒂接触过的普通中国人没有想到，他们的表现通过派蒂的描述登上了《大西洋月刊》杂志，并通过这一杂志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就是民间交往的力量。
同样，非洲人也开始有机会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在非洲当地的适应情况进行比较，而这些印象都是通过他们对这两者的日常生活及交往表现的观察中得来的。在香港教书的两位学者对9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苏丹、赞比亚）的1902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457人认为中国人远比西方人适应当地情况，500人认为他们比西方人适应，344名受访者认为两者差不多，还有179名受访者回答说“不知道”，认为中国人在非洲不如西方人适应当地情况的比例很少，只有422人，其中认为远没有西方人适应的228人，认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有194人。此调查结果认为，50%以上的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对当地的适应能力超过西方人，只有22%的人认为中国人在适应当地这一点上不如西方人。该调查在其他相关问题上对中国的正面反馈也相当明显。⑦
这两个例子表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表现不断给在中国生活的非洲人或是在非洲生活的非洲人各种印象。非洲人通过自身的观察会得出各种结论。换言之，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为中国的形象打分。
民间交往的自觉性
在中非民间交往中，也存在着一些公民的自觉行动。南开大学退休教授张象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长期从事非洲史教育，曾在加纳大学做过访问学者。退休后，他除了继续从事中非关系的研究外，还根据自身优势和兴趣积极参与歌曲创作，并于80岁时出版了自编的《中国－非洲友好歌曲集》。一些歌名充满了中国人民对非洲的热爱，如《中非友谊之歌》《中非，好兄弟》《白衣天使》《坦赞铁路之情永驻非洲》《祝非洲好运》等。这些歌曲被译成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他说：“我一直渴望用一种结合了学术追求和音乐激情的方式来表达我对非洲的深厚感情。”⑧
中国的艺术家中也有充当中非文化交流桥梁的例子。艺术家李斌是一位自觉用行动谱写中非友好图画的民间人士。他对南非领袖曼德拉充满了敬仰之情，一直希望以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为此，他专门绘制了一幅长38米、高3.8米的绘画作品，标题为“曼德拉”，包括囚徒曼德拉（prisoner）、总统曼德拉(president)与和平使者曼德拉(peacemaker)等三个主题，分别代表着曼德拉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三个阶段。这幅画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等地展出，受到南非人民的热烈欢迎。⑨
李松山先生和韩蓉女士是一对在坦桑尼亚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夫妻。他们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为了表达对非洲文化艺术无比热爱的感情，也为了促进中国人对非洲艺术的了解，加深中非两国人民的合作，他们在长春市建立了松山韩蓉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该馆收藏了非洲马孔德雕塑艺术品和挺嘎－挺嘎绘画艺术品，博物馆的成立还得到了两位坦桑尼亚总统的亲笔贺词。这对中国夫妇热爱非洲文化，他们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在北京建造了一个非洲艺术小镇，展示各种非洲艺术品。⑩
这些普通中国人因为不同的经历与非洲结下了各种良缘。他们有意识地为中非关系添砖加瓦，自觉地浇灌中非友谊之花。
文化交流的使者
非洲文化博大精深。经过400余年的奴隶贸易和100余年的殖民主义统治，这种文化不仅未被泯灭，反而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都是非洲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功劳。近年来，非洲文化的各种元素也开始传到中国。前些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王涵洁来到我办公室，说希望我能指导她写毕业论文。我问：“你打算写什么题目呢？”她回答：“我想写有关非洲鼓（金贝鼓）在中国的传播。”我觉得是个好选题，但觉得有些奇怪，就问她：“你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题目呢？”她自豪地说：“因为我是北大金贝鼓俱乐部的成员。”后来，她完成了毕业论文“论金贝鼓在中国的分布及传播的历史”，并被编入《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01年》。这种文化的传播是不可能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的。无独有偶，北京樱花园小学为了培养学生的美学情怀，专门将非洲鼓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并形成了自身校园文化的特色。
非洲人也在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中国文化，各种选秀节目成为他们表现的舞台，中国功夫成为他们最喜爱的项目之一。加蓬青年本扎从小就喜欢李小龙，特别佩服他那一身过硬的功夫。本扎的舅舅当时是加蓬驻中国的大使，他帮本扎找到习武的地方。14岁的本扎来到中国，专门学习武术。他到少林寺学习少林武术，每天和少林寺的和尚吃住在一起。当然，练武远不像电影里那样轻松优美，必须花气力，既辛苦又枯燥。好在本扎立志要学好武术，因此取得了长足进步。除中国武术外，本扎还练过跆拳道和空手道。经过在少林寺的学习，他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在北京体育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位，最后成为国际武术裁判，中国武术七段。
非洲青年还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非洲文化。2015年9月，津巴布韦青年梦想艺术团的青年成员应中国文化部的邀请，来到成都参加《第五届中国成都世界非物质遗产文化节》，并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参加演出，参与“非洲文化进校园”的演出活动，同时应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国家大剧院之邀请，参加《世界音乐博览》津巴布韦专场演出。这些津巴布韦青年是在千余人的才艺表演竞赛中脱颖而出的，而这些才艺表演却是津巴布韦的华侨华人在2014年自愿出资组织的。这真是名符其实的民间交往。津巴布韦青年梦想艺术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具民族特色的非洲土风舞和无伴奏表演唱等节目，他们充满激情的表演、鲜艳夺目的民族服饰和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使得在中国的11场表演成为11场文化交流的盛宴。中国普通民众通过与非洲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友好情谊。
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民间交往有助于增加中国的“软实力”，即在非洲宣传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形象，有助于纠正西方对中国的扭曲宣传和非洲人对中国的不当看法。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民间交往的本质既不是宣传，也不是增强所谓的“软实力”，而是互相学习和互相理解的一种方式。民间交往绝不是为了体现一种“实力”，这是平等交流的过程，没有优越感和自卑感。民间交往的目的是双向的：理解对方的文化从而为双方建立更好的关系打下基础；使对方更好地理解自己。如果以宣传方式代替民间交往，结果会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效果，甚至可能反应消极，中非关系可能会因此受到损害。
「注释」
①《上海阿婆抚养黑人小孩14年，超越血缘的亲情》，http://world.huanqiu/photo/2014-06/2736818.html，2015-03-15。
②RobertaCohen,“ChinaHasUsedPrisonLaborinAfrica”,NewYorkTimes,May11,1991.
③对相关谣言的批驳，参见严海蓉、沙伯力:《关于中国的修辞法?———对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囚劳谣言的分析》,载李安山、刘海方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64页。
④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评估小组在喀麦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与中国企业交流时听到的发言，2010年5月17-26日；与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敬的交谈访谈，2010年8月16日下午。
⑤在沙伯里和严海蓉对8个非洲国家的调研中，非洲人对中国人“勤劳”（hardworking）的认知度最高，均在60%以上。BarrySautman&YanHairong,“AfricanPerspectivesonChina-AfricaLinks”,inJ.S.Strauss&MarthaSaavedra,ed.,ChinaandAfrica:EmergingPatternsinGlobalizationandDevelopment,TheChinaQuarterlySpecialIssues(Newseries,No.9),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Table10,p.194。
⑥ZahraBaitie，“OnBeingAfricaninChina”，http://www.theatlantic/china/archive/2013/08/on-being-african-in-china/279136，2015-02-02.
⑦BarrySautman&YanHairong,“AfricanPerspectivesonChina-AfricaLinks”,pp.178209.
⑧张象：《中非友好歌曲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
⑨LiuJian，“RememberingNelsonMandel”，ChinaAfrica，Vol.7，Feb.2015，pp.26-27.
⑩张怡：《李松山韩蓉中非民间文化使者》，《中华儿女》2011年第16期；马林：《李松山造就的“非洲艺术小镇”》，《中华儿女》2014年第24期。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