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智库讲述之二十九”）
明清“幕府制度”成为古代智库发展模式的终点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皇帝总揽军政大权，乾纲独断。中央政权得到空前巩固，职官制度也更加完备，官僚均由朝廷任命，都是朝廷命官，从官制而言已经没有幕职的性质。
传统的幕府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明清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幕主私人设置的幕府成为地方不可或缺的辅佐机构。明清时期，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员对国计民生的了解，治国理政能力明显不足。由于地方官僚制度不完善，编制稀少，各级长官难以事事躬亲。“夫督抚司道郡县，即有杰出之材，不能不待助于襄赞之人，故幕宾之不可无者，势也。”（《澄怀园文存》）因此，设置幕府、延请幕友（俗称“师爷”），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随着明朝督抚发展成为地方长官，明清幕府兴起，直至辟幕成风。“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凡官署皆有此席”，以至当时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由此可见清朝幕府的规模之庞大、发展之鼎盛。
与传统幕府制度相比，明清幕府制度有属于自身的特点，在清朝恢复了隋唐之远的辟幕之风，完成了幕僚制与正官制的分离，实现了幕僚的专业化，“开始走向职业化”。入幕者不拘于功名德行出身，非官非吏，协助幕主处理具体琐碎的政务公事。幕友与幕主是平等的私人雇佣关系，“常处于师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
正如学者张纯明所言：“元明以后幕职和以前迥然不同。法定的佐治人员形同虚设，位卑禄微，不足轻重，人以杂流目之。地方官吏办事不能无人，法定的人员既然不中用，只好在法定以外谋补救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幕府也超越了传统幕府”，随着清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晚清幕府实现了对传统幕府的回归，幕府规模大，幕僚拥有正式职衔，地位高，权力大。同时，晚清幕府呈现出许多独特特点：史无前例的事权扩张，前所未有的洋务外交运动，以及无法想象的以幕主为中心的派系割据之祸。
此外，民国时期，幕府制度“非但没有遭到根除，反而与时俱进，仍然活跃在民国政坛上”，不过是以现代行政机构的面孔出现，但仍然没有改变为一人（幕主）效劳的本质。孙中山为保护革命果实，无奈采用幕府制度；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独裁统治，实施霸府政治，“当选”中华帝国皇帝；蒋介石充实完善侍从室，独揽党政军大权，建立了专制独裁的蒋家王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幕府制度迅速消亡，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现代智库与古代智囊的比较
现代智库起源于古代智囊，却与古代智囊有最大的区别。
古代智囊是依附帝王、重臣，具有强烈的“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传统观念。虽然那代表着某个时代士大夫、读书人的功名进取之心，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某种力量，但古代“智囊”们是否成功完全牵系于君王的兴败。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皇帝数量400多位，但真正被决策者招揽账中名垂青史的智囊人物只有几十位，根本原因在于英明圣主并不多。
《史记》中曾以“丧家之狗”“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来形容鲁国智囊孔子、越国智囊范蠡后期的凄凉状态或心境，可见古代智囊的不易与艰辛。
相比之下，现代“智库”更具有独立性和职业性，通过其专业性、科学性来影响现代政府决策者。一般来讲，现代智库是需要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为政府或企业等组织和决策者处理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公共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出谋划策，提供处理事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案、战略策略、理论思想等智力产品的公共研究机构。
另一方面，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所说的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而现代“智库”所涉及的领域则更为广泛。
虽然在清末的智囊或者幕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外文、科技等以往不太关注的领域的专家，例如辜鸿铭、李善兰等等。但那主要还是由于自太平天国起义和洋务运动兴起以来，地方大吏的权力逐渐膨胀，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办洋务外交的需要，地方督抚纷纷新设各种非官僚系统的幕府机构所致，并非把这些专业性的智囊视为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现代智库从功能分化论来看，是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产物；从理性选择角度来看，智库正是为了满足社会组织实现内部“帕累托最优”理性选择的需要而产生的；从文化资本理论来看，智库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载体，其对社会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已故著名学者成思危曾强调，智库的责任一是要支持决策，具体体现为探讨理论基础、评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二是要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评估。而智库需要具备的素质有四方面，分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结构。这些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现代智库建设不能忘“根”
虽然古代智库的独立性与专业化程度与当代智库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是说，探讨古代智囊变得没有意义，相反，防范古代智囊的这两点不足之处，本身就是对现代智库的最好借鉴。毕竟，独立性与专业化，是现代智库的必要条件，而这恰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所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所指之意。
除了杜绝古代智囊限于时代的缺陷，古代智囊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笔者看来，在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中，很容易发现古代辅佐君王、抗御外敌、治国理政的伟大智慧。现代智库学者很容易在《战国策》《吕氏春秋》《过秦论》《隆中对》《推背图》等古代政论经典中，得到破解目前国内社会症结与中外关系博弈的方法依据与思想启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所以，现代智库的发展切不可忘“根”，必须挖掘和阐发古代智囊留下来的思想财富，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基因与现代社会治理结合起来，进而发挥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魅力。
除此之外，古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也应值得现代智库学者借鉴。《论语·子路》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对古代智囊提出了“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至上要求。古代智囊有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气概，有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有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高洁品格，有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这些都不得不令今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几乎所有人都在强调制度完善和机制改善的重要性。这自然是没有错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强调文人的“气”、智囊的“义”与士大夫的“情怀”等文化层面的重建。只有将传统文化的优点与现代制度的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本文系2016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5WWJB07）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