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军《上海日报》主任编辑
聘请外国新闻工作者，尤其是高端专业人才，参与我们的国际传播，有助于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贴近外国受众，弱化外宣媒体“喉舌”特征，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本文以英文媒体为样本，分析当前外宣媒体中外籍新闻人才的聘用现状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探讨外籍员工引进和管理的问题与路径。
一、国内英文媒体聘用外籍新闻工作者的现状
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关键在于如何让外国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海外新闻工作者，尤其是高端人才，对国际话语体系驾轻就熟，吸引他们参与对外传播，对于我们“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国内多家英文媒体都聘用外国专家，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央视英语频道、《中国日报》《上海日报》《环球时报》、上海电视台ICS频道等。新华社对外部常年有25位左右外籍编辑，《中国日报》和《上海日报》的专家分别在20和10位左右。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拥有七十余名外国专家，每年以40余种文字出版5000余种图书，编辑近30种多语种期刊，包括《北京周报》《今日中国》等。
签约服务国内外宣媒体的外籍新闻从业者都持有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文教类专家证，享受外国专家待遇。外文局有60多年聘用外国专家的经验，有一套专家选拔标准。入选者除了有较强的母语写作能力之外，还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对华基本友好，二是愿意正确报道中国，三是有新闻写作的经历。”入职后必须遵守聘用单位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规定，接受聘用单位的工作安排和业务考评，尊重中国的宗教政策、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不得从事与专家身份不符的活动，不得未经聘用单位批准兼职。
很长一段时期，新闻单位采用的是外国专家局的统一合同文本，薪酬待遇也采用统一标准。自2003年起，随着“大外宣”战略的实施，特别是2008年以来大力推进国际传播，新闻单位的外国专家人数大增，引进渠道、聘用方式、薪酬待遇、管理方式也开始多样化，专家原先清一色改稿，现在也可以参加采访，制作内容，做栏目主持人，由幕后走向前台。这种多元化发展大致可见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国家级外宣期刊开始招聘汉语水平较好的外籍员工。如中国网、《北京周报》《今日中国》这些外文局旗下的媒体，通常让会讲汉语的外籍雇员参与实地采访，撰写新闻特稿和专题报道。其可操作性在于特稿报道可事先联系，安排妥当后让外籍员工用汉语采访，然后用自己的母语写出稿件。《今日中国》现在经常刊登外籍作者署名的文章。
第二，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开始使用外籍主播。2004年前有着一条戒律：“不得让话筒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外籍专家只能在幕后改稿。突破这一戒律的是央视英语频道《财经中国》栏目组，他们请ChrisGelken担当主持人。之后，央视《今日世界》《对话》《人物聚焦》《外国人看中国》等英语栏目都陆续启用外籍主持，偶尔还聘请国际知名主持人客串，如澳大利亚七网络（SevenNetwork）体育频道主持人TraceyHolmes。央视首位外籍新闻主播是澳大利亚人埃德温·马厄，他在央视工作长达十多年，荣获中国政府授予的外国专家最高奖项“友谊奖”，并获得中国绿卡。
第三，英文日报和通讯社聘请的外籍专家主要从事改稿工作。由于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的突发性，不可能预先安排采访，加上语言障碍、文化认知的差异，使得外籍记者在国内采访非常困难，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驻华记者都需要中国助手。美国彭博通讯社驻华分社使用大量中国雇员做专职资料调研员（dataresearchers），辅助记者采访。
二、外籍新闻工作者发挥的作用
外国专家不仅能在语言方面帮助我们实现精准表达，而且可以在选题、采访、编辑、设计各环节给予指导和建议。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语言支持。外籍新闻工作者的首要角色是语言专家，负责润色、改写每篇稿件，使文章语句通顺、条理清晰，符合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英文报纸的采编人员虽说都是英语专业毕业，但他们缺少国外才有的语言环境，平时仍以中文交流为主，思维方式也是汉语的，写出来的文字难免出现Chinglish（中式英语），词不达意，甚至产生歧义。比如，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到GroupCompany就知道中国记者想要表达的是Corporation（集团公司），他们会通过融通中西语境，将中国味十足的表述变得容易理解。再如：我们司空见惯的概念往往最难翻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时政热词有各种译法，widespread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较为常见，但没体现出“万众”的意思。《上海日报》专家改为massmovementinbusinesscreationandinnovation，就更为贴切。“群众路线”中文很好理解，但英文表达就不那么简单了。很多人直译为massline，外国读者不明白你说什么。《上海日报》专家听完解释后，认为可用populistapproach或people-firstpolicy来表达“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干部作风。
第二，内容参谋。外籍专家来华前已经在国外媒体工作了多年，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精通财经、体育、科技、人文等相关知识和专业表达，能把很专业的问题解释得“外行看得懂，内行看得上”。《上海日报》聘用的专家包括彭博通讯社前香港和悉尼分社的主编、美联社首任驻京记者、《英国先驱报》（TheHerald）的资深编辑、《西澳大利亚人报》（TheWesternAustralian）总编辑，都是新闻采访和办报高手，他们运用多年积累的经验来编辑中国记者的稿件，追问信息来源，深挖新闻背景，核对关键数字，突出新闻事件的意义。例如，当南京西路商业街改建项目公布后，《上海日报》记者发了一则简讯，外国专家DavidOsterhout改稿时敏锐地感到该项目有着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影子，预示着上海零售业的升级换代。在他的指导下，记者进行了深度采访，写出了一篇眼光独到的报道，引起国外媒体关注。现如今，南京西路已成为世界顶级时尚品牌的聚集地。
第三，第一读者。外籍专家和目标受众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知道读者的需求，如果他们参与选题策划，可在内容制作源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媒体获得“同频效应”（communicateonthesamewavelength）。《上海日报》每天都有两位专家参加编前会，讨论稿件内容。他们此时的角色就是“第一读者”，对稿件提出问题，在观念碰撞的过程中，校准报道的视角，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规避宗教文化忌讳。例如，法国《查理周刊》（CharlieHebdo）2012年9月20日刊登了对伊斯兰教先知莫哈默德不恭的漫画，当时已有一部电影冒犯了欧洲穆斯林，暴力抗议活动蔓延至非洲和亚洲。有识之士警告《查理周刊》的做法是火上浇油。但是《上海日报》一位年轻编辑没有经验，设计版面时用了《查理周刊》的漫画，一位专家看到后马上提醒他撤了下来。
第四，培训辅导。目前，外文媒体初级采编人员占大多数的情况尤为突出，其原因主要是外语人才流失太快。
《上海日报》一直都被年轻骨干不断流失所困扰，每年都要招聘新人填补岗位空缺。新人的采编经验几乎为零，即便是新闻专业毕业，也仅有课本知识，学校的采访写作训练基本停留在阅读欣赏阶段。因此，外籍专家成了报社确保报道质量和写作水准的中坚力量。专家的“传帮带”是《上海日报》培养年轻记者编辑的主要形式。苏珊·希尔(SusanHill）曾任彭博通讯社悉尼分社和香港分社的主编，她参与了《上海日报》创刊，通过一对一的改稿辅导，为报社培养了一批较出色的财经记者。维多利亚·格莱姆（VickieGraham）是1949年后美联社首任驻华记者（1979-1984），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之后被派驻新德里，报道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印度总理甘地遇刺身亡、金庙惨案和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1994年她去卢旺达报道了当地的种族大屠杀。这位资深美国记者在《上海日报》一直工作到外国专家聘用年龄上限（65岁）。她改过的稿子对国内记者来说如同作业批改，让他们学到很多东西，获益匪浅。
三、外籍新闻工作者的引进与管理
外籍新闻人的聘用与管理具有诸多特殊性，并且目前仍存在不少困境，有待在实践探索中寻求解决之道。
1.外籍专家的主要来源。
《上海日报》专家来自全球几乎所有英语国家，美国、英国、澳在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还有印度和南非，他们带来了各国办报的风格。但这并不是报社要有意打造一个多国团队，而是由于缺少一个比较成熟的招聘平台，随机性比较大。仅凭刊登广告，传播范围有限，实际效果不佳。目前报社的招聘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同行介绍。无论是《上海日报》，还是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或是《中国日报》，聘请到的外籍专家多数来自同事介绍。这样引进的专家业务能力比较有保障，是外宣媒体普遍采取的招聘方式。
二是毛遂自荐。有些人在华旅游期间看到了《上海日报》或《中国日报》，渴望在中国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于是投递简历或直接上门求职。这类应聘者需要参加笔试和面试，多数达不到我们的预期。
三是广告招聘。从投放实际效果看，自家刊登的广告吸引的应聘者数量和水平都极为有限，因为在国内的外籍媒体人当中需要求职的人数很少，再者，他们仍把西方媒体作为求职的第一选择。
在海外媒体上投放广告能带来众多的应聘者，美国的carees.poynter.org和英国的gornkanajobs.co.uk都是针对新闻媒体的专业招聘平台，汇集了世界上主要英语媒体的招聘信息，但广告收费不菲，外汇支付也存在手续障碍。应聘者不乏资深记者编辑，但他们对薪酬待遇的期望值比较高，国内媒体往往难以满足。近年来，欧美报刊不景气，陆续裁员造成大量记者编辑失业，《上海日报》抓住时机，在以上两家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收到大量应聘邮件，前后录用了六位编辑。
2.外籍员工的管理。
外宣媒体对专家的管理要力求做到“既原则鲜明，又充满人情关怀”，充分调动专家们的工作积极性。善于沟通、坦诚交流十分重要，同时还需有严谨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及劳务合同。《上海日报》常年保持由10至12人组成的外籍专家团队。面对这样一群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各异的外国编辑，在其入职之初就要引导他们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了解中国国情，并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帮他们办理各种复杂手续，如：安顿住所，接待亲友，联系就医等等，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些人来之前就是资深编辑，办报经验丰富，加上对中国、对上海的喜爱，一呆就是多年，最长的已经供职16年。他们熟悉国内的情况，与中国同事合作默契，是报社的宝贵人力资源。
逢年过节的联谊活动让他们有集体归属感，政府举办的外国专家表彰活动也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
然而，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历来是挑剔指责多，难得有公道话。受其影响，外国专家必定也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到中国的。尽管他们个人对中国很友好，但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民族事务和出版自由是持怀疑态度的，在处理稿件方面有时会与国内同事观点不一。例如，西方新闻理论认为，坏消息才是好新闻，“肮脏的媒体意味着干净的社会”。带着这样的观念，外国专家难免有时会对我们的选题不认同，对控制负面敏感新闻不理解，编前会经常是不同观念交锋的场所。对此，美国甘奈特报业集团前主席、《今日美国》报（USAToday）创办人艾伦·纽哈斯（AlNeuharth）在与《上海日报》编辑讨论《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报纸对华报道为什么总是负面的时候，这样解释：“不光是针对中国，它们的本国新闻也都是坏消息。如果你想做《纽约时报》记者，你必须是愤世嫉俗学博士”（TobecomeaNewYorkTimejournalist,youmusthaveaPhDincynicism.）。
中国同事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坚持“以我为主”。“有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情况不了解，需要向他们多做解释，与他们探讨，先尝试找到既符合我方观点又能让他们接受的解决方法。实在不能统一看法，就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多数外国专家在职业认知上认为，自己首先是在为读者服务，而不是为总编、发行人或投资人服务，因此需要坚持某些原则。通过编前会上的讨论和与国内记者一对一的交流，加上有组织的参观活动，他们逐渐理解了中国国情，最终摘掉了“有色眼镜”，变成了“中国通”。《上海日报》多数专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他们中社龄在十年左右的约占半数，其中一位社龄已达16年，还荣获了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
工作环境不同，外籍员工的情况还是有较大差异的。中国人民大学韩晓宁等学者三年前对中央电视台的外籍员工进行过调查，发表了《中国媒体外籍新闻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他们发现外籍新闻从业者基本能适应国内的文化环境，71.2%的外籍员工可以使用中文进行沟通；在媒体认知方面，他们基本适应本土意识形态，但在对中国新闻职业理念差异的适应上存在很大困难，认为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信息，不看重媒介的引导和监督功能；同时，他们的工作岗位类型受到制约，层级不高，升迁机会少，工作忠诚度表现一般。39.6%的外籍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岗位为翻译，在单位打算工作五年以上者仅为5.0%。此外，研究还发现，外籍新闻从业者虽就职于中国媒体，但他们理想的媒介类型仍倾向于西式媒体。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