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从年初到现在，出现了几类舆情事件我觉得超越了常规舆情研究的认知阈限——或者说至少让资深的舆情研究者也难以解释。首先当属美国的Trump（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统一译为“川普”）总统候选人令人惊异的流行度和竞选杀伤力，与普遍能感知的民间舆情不屑、不安、鄙夷、揶揄不同，该候选人却能够“逆舆而上”，不断刷新自己的政治成绩。
第二，有关伊斯兰国（ISIS）的舆论恐慌、担忧、惧怖，以及伴随着它舆论围剿的不断事实“突围”和影响扩大——伊斯兰国用实际行动意义上的超话语实践，事实上成为舆情的操纵者，也就是说舆情被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内卷和内嵌，让舆情成为放大其恐怖效果的发生器，而不是为舆情所控。
第三，在缅甸的大选中，民盟在国内的胜利伴随着大量海外的负面舆情——这些舆情有时针对的不是登盛政权所代表的军政府权力淡出，而是针对昂山素季及其所代表的民盟的保留与质疑，但是这些海外舆情并没有对缅甸国内的选举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反，缅甸军政府势力的“有组织撤退”和“有序崩溃”，与民盟势力逐渐上台得势之后的种种反常国际舆论，造成了一种新的难以预测的舆论话语情境。
第四，马航370事件自发生后，国际舆情——尤其是相对于马来西亚的中国国际舆情一直持一种绝对意义的否定、批判、质疑、仇怨态度，但是在这些批评和抗议声浪中，马来西亚的政治对外策略却一直保持超级稳定，每隔一段时间由媒体释放出一些信息碎片和马航瓦解飞机残片，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国内的马华政党却并没有在这一事件中获得任何好处，相反在马来媒体中集体呈现了一种对华人和中国人的冷漠和怨怼情绪，似乎并没有过错补偿心理。
仔细分析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川普”案例是一次舆情研究反常试错个案（abnormalcy），即一个毫无可能的舆情对象，在一个依靠舆情支持的“游戏”里，可以“逆反舆情”成为胜利者。
伊斯兰国是舆情研究的价值判断反常个案（devaluation），即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无效甚至有害主体，可以反噬民意，将民意和舆情转换成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即笔者总结的B&B恐怖扩散模式，BombandBroadcast）。
缅甸大选舆情则代表了另一种“舆情免疫”案例（immune），当一个领导人如果被视为“外国人”或是与“外来势力”密切，通常会造成本土对其动机和目的的警觉，但是缅甸的新当选人却对这种质疑完全“免疫”，许多舆情的展开针对的往往是中国这类外部国家；与此同时，昂山素季虽然较其软禁之前其民间政治光环有所褪色，但却在权力意义上成为“影子总统”。
马航事件则代表了一种舆情时间悖论（timeparadox），通常我们认为舆情具有即兴、突发、因果的力量——即笔者所理解的“有舆必报”，这是它迥异于历史和记忆的特征，也就是说舆情的聚集和暴发会影响现实行为，但是在马航事件中，舆情反应几乎进入一个“真空层”，无法对现实政治进行任何改变。
以上原因种种，都告诉我们传统的舆情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国际舆情研究存在重大的方法论和认知论缺陷。
传统舆情研究的“谬误”在哪？
首先笔者提出的名词是“谬误”而非“错误”，以此来指称这种讨论的方法论和认知论意义，并非简单的价值或个人好恶判断。中国的舆情研究有一个潜在的推论，英文专业研究的术语称“零假设”（nullhypothesis），这个源自统计学的词汇其实试图在标记一种具有负面能量、充满敌意、来自下层、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舆情研究者试图捕捉并定量它，以做出策略和政策上的回应。
如果传统舆情研究在于寻找舆情刺激物和事件的石头与涟漪关联模式，当他们看不见涟漪，便永远发现不了问题，但是熟悉海洋灾难的人知道，海啸来临的时刻往往伴有出奇的平静和水波不兴，但瞬间海浪可以像摩天大厦一样站起。这里不仅说的是算法问题，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出现了重大错误，以至于丧失了舆情监控的基本能力。
川普事件是典型的“修辞谬误陷阱”，这个“大嘴巴”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经验，但他确实是进行各种夸张宣传的能手，他的所有媒体话语（英文媒体称soundbites）都耸人听闻。但是在川普选战攻城掠地的背后，我们无法觉察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以来（甚至更早）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民间对政府、政客、媒体的三重不信任，同时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和美国霸权地位的跌落都抱有某种负面情绪，于是美国式的怀乡——回到后婴儿潮时代的“温室美国”民间情绪已经累积多年。
第二种谬误和动态和静态相关，可以称为动态谬误（dynamicfallacy），也就是说国内几乎所有的舆情监控产品都喜欢使用一个词组叫“舆情动态”，并同时把事件统称为“突发事件”。
用仿生学打个比方，传统舆情研究像青蛙——青蛙只对移动物体产生“视觉”，否则一律标记为不存在，当突然“突发事件”的“舆情飞虫”像尘沙一样扬起，青蛙舆情监控立刻认为这个事件是“突发”的，也就是说它无法记录积累于忽微的事物、局势和信息。
伊斯兰国就是典型的“动态谬误”，人们惊奇法国出现查理周刊事件、比利时出现爆炸、世界出现难民潮、欧洲出现伊斯兰国危机，但是却忘记了这个带有宗教和意识形态之战的“静乱”（非“动乱”）实际上早已有之——它与萨达姆、阿萨德、卡扎菲等人都有关。9·11事件实际上仍然是个认知分水岭，它之后的许多年都证明了以西方为主体的社会并没有抓住有效的时间进行文明冲突的真正和解。
笔者于2016年2月在以色列的调查和走访时就发现，当地人可以在相当连续的零星恐怖爆炸中正常生活——请注意这些自相矛盾的定语。可以这样说，我作为一个游客在以色列短短一周，就从高度警觉的恐怖畏惧者变成一个慵懒的随地坐卧发呆的“本地人”，虽然我到访以色列之前、之间、之后都发生了恐怖袭击。我采访的一个旅居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说，很讽刺的是，以色列的军警本来是用来保护安全的，但是因为恐怖分子往往需要通过圣战来升天，他们优先选择有军警在场的民间场合进行复仇，也就是说军警所在之处就是危险之处——但是以色列的军警分布相当广泛。
第三种谬误与刻舟求剑这个成语有关，它是一种“时空滞后谬误”（displacefallacy），与第二种静态谬误有关，缅甸的大选就是证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对于缅甸大选所代表的重大变革之惊奇、不安和好奇，主要是很长时间以来，包括体制化媒体和民间机构在内的舆情机制对于它的长期忽视和报道不足，以至于造成一种“缅甸琥珀化”和时间停止的假象。
但凡生活在缅甸，或是经常在缅甸边境活动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剧烈变化和转身早就开始了——其中有一个中国媒体极少提及的例证，就是缅甸的流行音乐。
我2015年4月于缅甸调查期间，在一个从仰光开往皎漂的夜班大巴车中，熬了近十个小时，其中沿路几乎都在播放音乐，这里面的音乐有各种组合，缅甸土风民族音乐、中国改编音乐、中国港台改编音乐、英国coldplay改编音乐，以及多种笔者都难以命名的音乐和曲风类型——这种世界音乐的图景表示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多日之后，我在缅甸图瓦海滩听当地年青人用走调的吉他弹奏了4个小时的民歌弹唱——说是民歌但其实是各种风格音乐的混编；在距离这些海滩青年不远的杂货铺小店，一个35岁左右的男性甚至用Metallica的重金属音乐当作襁褓中儿童的催眠曲，一面用手假装吉他独奏在高分贝音箱下陶醉，另一面用手摇晃一个从屋梁垂下的布袋摇篮。
对于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音乐休闲、服饰风格、电视风格、杂志类型、网络使用等诸多方面一无所知的外界，当然会觉得缅甸发生了“巨变”。
第四种是“因果谬误”（cause&effectfallacy），也就是认为舆情属于一种新兴即起的动态，并必然导致现实的政策变形和社会形变，我们在马航事件可以看到这个谬误的影子。
如果把马来西亚理解为出产了多个华人熟知的歌手、华人众多、华语水平最高、典型旅游休闲地这些媒体和舆情双重建构下的景象，当然会惊奇为什么出现马航事件，而且是连续出现两起马航事件，并且事件过后没有对当地政治界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也没有对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涉及马航“遇难”家属）产生任何正面的补偿和影响。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我们的归因错误：马来西亚是个典型的穆斯林社会，与印度后裔社会、华人社会交织，处于著名的马六甲海峡核心地带，并与具有复杂政治功能的新加坡有着微妙的竞合关系；马哈蒂尔在政治和文化的粗线条之下，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马来西亚版本的昂山素季（除了他没有昂山家族的崇高国际威望，也没有被监禁），据马来西亚当地知识分子所说，他还写作过一本希特勒《我的奋斗》语体的《马来人的困境》。
当然错误归因的细节还有很多，但总体来说由于严重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丢失，中国有关马航事件和马来西亚的国际舆情研究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并不断创造错误的归因模式。
舆相学研究什么？
所谓“舆相学”，是信息、舆情因文化心理特殊性和跨阶层政治互动而产生的因果关系和形态推演研究。它的主要创新视角在于把“信息”和“舆情”看成一种发生机制和政治操演模式，而不是简单理解为不同主体利用不同信息渠道生产的各种媒介景观和噪声，它研究具体的行动、事件、实践，以及背后的文化人类学细节和政治人类学心理，并希望借此对舆情进行更全面、综观、结构化、微观的理解。舆相学能够揭示舆情机制的隐形文化细节和内在政治框架，并通过将所有信息／舆情置于一种文化特殊性框架和历史场景中，以此来揭示作为一种过程、现象、形态、目的、动态的舆情。
举例来说，同样研究昂山素季上台后的缅甸对华舆情，舆相学研究不仅关注缅甸媒体、政治团体言论、缅甸社会基层舆情（或者说已经表露出的“冰山一角”），它更关注隐没在舆情之海下面的“类舆情”——尚未演化成舆情的“信息拟态”和“舆情酵母”，这包括缅甸僧侣的潜在舆论力量和舆情动员模式、缅甸民间的巫蛊势力和游说力，缅甸民间政治的宗教化回报模式，缅甸族群政治的历史惯性和现实演变，缅甸传统社会的泛媒体观念，海外缅甸精英的国际化网络，缅甸媒体背后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缅甸政治动员的跨阶层互动模式等这类具有大量文化、政治、人类学、社会学细节的隐形机制。
笔者这里提到的舆相学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试图从方法、视角、路径等多重角度的“再出发”。它有着独特的地理信息架构（Geo-information）、文化心理特殊性架构(culturalspecificity)，以及舆情的红外政治架构(infrapolitics)，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舆相学”可以试译为“informatrixphysiography”，它是一种信息矩阵，更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信息的“发声器”很独特，它有能动性也有心理机制，它可以是具体的个体，也可以是抽象的机构和组织；它依附于物理的、制度化的政治框架，也指向具体或抽象的主体；它在形成的过程动静结合、时空结合，更关键是它具有多重镜像、形态的特征，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舆相学会形成自己的山谷、海洋、陆地，并会自我造山、泥石流、降雨来形成对自身“舆相”的二度改造。
以地理信息架构为例，传统舆情研究之所以局限是因为它的“一级目录”缺陷，中国在涉及政治问题尤其是国际舆情研究中过于“欧美化”——思维方式和效法模式上，这可以帮助中国了解西方智库模式下的国际局势和对手规则，但是也系统屏蔽了丰富的文化地理信息框架。如对于印度山地、缅甸高地、南美高地、中国西南山地等逃逸型山地文明地带，也就是斯科特所谓的佐米雅（zomia）区域，这里有着与其他地域完全不同的意见聚落和传播形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舆相学研究微观的“情绪蝴蝶”——那些可能造成风暴的蝴蝶，而非具体观点和突发事件的“恐龙”。情绪和情感是舆相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在于带入感觉、感知、感官的多种因素，并不再使用具体的定量数据化来单一呈现信息。
也就是说，舆相学要研究结构性信息架构而非定量性局部描述，打个比方说，从犯罪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个嫌疑人，一个人的骨架和颅相信息远远要比其脂肪、毛发、瞳色、肤色重要。
舆相学还要注重对流动性、动态、静态、结构的关系比对，理解舆情的相对动态和绝对动态，相对静止和绝对静止，而不是简单依靠案例和抽样。
传统的舆情数据研究者基本上不做人类学田野调查，也不太能融合人类学生产的数据，两个领域的人基本上“鸡同鸭讲”，但是人类学家把数据来源选择在各种生态类型和基层当中，这个做法应该得到舆情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重视和学习。
人类学家也有自己的尴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对自己研究地点总体上有个隐形道德契约——也就是自己的田野工作不应该干涉本地的文化特殊性和族群动态模式，同时也不应该把研究地点本质化和浪漫化。
舆相学在这个意义对上述的学科主体以及研究／对象矛盾进行了调和：在信息层面上，它还原数据天生的人造性（artificiality），不把它看成是本真性的本地文化来源和机密，而在于对各种人为的机巧、策略进行祛魅；另一方面，它不回避自己的建构性和建设性，正如中国人熟悉的“堪舆术”，它并不否认自己在使用自己的想像景观和像似性（iconicity）来重新整饬一个人情化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