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大学BogdanGoralczyk（中文名：高山仁）教授是波兰前外交官，华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欧洲研究中心顾问，中国问题、东亚问题专家，尤其是一位中国通，也是一名热衷中国研究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名中国“观察员”，他对中国的情结与生俱来。一直以来，他都积极扮演着向波兰解释中国，向中国讲述波兰的中间人角色，乐此不疲。机缘巧合，笔者借其访问中国之际，对其进行了访谈，意在了解这位波兰教授对中国的印象、观察、认识及思考，以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中国印象：独一无二、丰富多元、发展快速
问：据了解，您是中国的老朋友，连您的家人都和中国有着深厚的联系。那么，您对中国的强烈兴趣究竟只是某种巧合，还是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召唤?
答：实际上这源于一种巧合。我哥哥是位中国专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北大求学。我嫂子是位中国人，来自苏州。因为这些家庭因素，我从小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这个世上是因为哥哥17岁离家去了中国读大学，父母亲才生了我；我大学时选择中国课程，获得汉学硕士学位也与年少时曾应哥哥之邀访问中国的经历直接相关。可以说，中国是我的宿命。
问：总体而言，当我们提到中国文化时，您首先会想到什么？
答：对这个问题，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有很多看法。但我的知识和经验告诉我，中国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你们有中华文明，这很特别。中国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中国式道路。例如，你们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中国都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任何事物到中国都会被中国化，即便基督教亦如此。所以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与众不同。其次，我想到的是中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重要。为此，我有时感到高兴，有时亦有担忧。高兴之处在于这个世界有了多种的潜能和力量，而非只有美国、欧洲。我们还有中国、印度，世界再次多元化了，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在考虑全球面临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环境灾难、裁减核能以及恐怖主义时，我却开始担心我们走得太快了。我们在快速发展时容易忽略自然母亲，甚至可能摧毁她。环境的污染是没有界限的，这是全球性的，是我们全人类的责任，而不单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责任，它是全球挑战。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特别小心，要警惕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可持续发展，我们可能需要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更稳定的模式。中国在这方面发展迅速，但有点太快了。这就是我一下子想到的：中国独一无二，中国很大，中国发展太快了。
问：当我们说到中国人，您的印象是什么？
答：中国人太多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不一样。中国很多元，中国人有差异性。其次，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这也很特别，体现了多样性。最后，中国的多样性还取决于谈话对象，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界不一样。此外，中国当下对外国人还不够开放。改革开放使你们在经济上很开放，但真正对外打开心扉并不容易。和中国人建立个人关系，需要经营维护。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西方人不太注重关系经营，他们容易相处，总是面带微笑，觉得这就够了。但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心经营，要长期维护。在我脑海里，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一个“大洲”，是一种文明。尽管政治上，中国的体制是统一的，但精神、文化、语言（主要指方言）上却不尽然，而且中国不只有中国大陆。当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包括汉族,还包括蒙古族、藏族、回族等。中国人还包括华侨、在香港的中国人，在澳门的中国人，以及在台湾的中国人。此外，新加坡人口80%或以上是华人，泰国亦有10%的人口是华裔。因此对我而言，中国人不只来自北京或上海，还包括从蒙古或新加坡来的华人。
二、中国崛起：任重道远、以和为贵、致力沟通
问：您曾说过，您是中国的观察者。那您对当前中国的局势及其国际表现有何评价？
答: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一上台就发出了很强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策略。首先，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需要和平统一台湾。没有统一，复兴无从谈起，先是香港回归，然后是澳门回归,再来就是台湾了。第二，习近平提出充满抱负的新项目“一带一路”具有地缘政治的特点，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全球抱负。中国正处于上升期，但眼下还是美国统治世界，这就产生了冲突。由于新兴力量和统治力量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故中国要小心翼翼，讲究技巧。第三，当现有统治力量相对衰退时，大家要格外小心，而非引发公开冲突。面对全球挑战，我们要以人类的身份一起行动起来。
问：有一种看法是中国正威胁着整个世界。
答：这是一种西方思维，也是一种“正常”的想法，因为毕竟从16世纪，从麦哲伦、哥伦布的时代起西方就开始主宰这个世界了。而现在，中国崛起了，不论从领土还是人口数量来说，中国都是大国。中国在发展中已成长为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而且还有力争第一之势，因此西方国家就担心：到那时，世界将不由他们主宰。所以这显然需要进行危机管理。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对方，学习对方。对我来说，就是向波兰的政治家和受众解释中国的立场，同时也向中国阐述西方的立场。我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这个工作很重要，不过有时也有危险，可能两面不讨好，所以我需要像外交官一样有技巧地取词达意，表达观点。
问：那您对中国有何建议？我们该如何以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呢？
答：首先，我认为中国目前只存在国内问题，而不存在外部危险，中国有许多来自内部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很认同小康社会、消费社会，这是正确的。而当国防大学教授刘福明几年前出版《中国梦》一书时①，当中国开始梦想成为世界强国时，我觉得有必要警惕。就好比足球赛或任何其他体育竞赛，当你宣告某个目标并希望尽快达成时，显然会遭遇阻力和反抗。中国首先需要反腐败，安定国内局势。这极其危险，极其敏感，是一场博弈，也是场持久战。如果中国不反腐败，后果不堪设想。我完全同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教授在《第二次改革》一书中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新一轮改革，第二次改革。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共产党前不久发布的五年计划，因为计划里公布的内容多少符合我的期待：中国的增长速度需要放缓，增长率不能再是两位数了，应该少于10%，或许以6%为佳，最多不宜超过7%。中国在社会安全方面投入大量财力，密切关注国内局势，这是合适的，不过这也将是个长久的过程。我最喜欢的另一位中国专家是郑永年，他来自中国大陆，但在新加坡已经工作了15年，甚至更长时间。他指出，中国改革的经济篇已基本结束，现在开启的是社会篇，即国内篇，接下来就是政治改革了。但正如大家所见，中国经济改革用了30年，所以社会改革至少也得20年时间，而政治改革就是更后面的事了。因此，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并没有直接的答案，其中往往包含不同的方面。
三、中国外宣：可圈可点、有待推进、重在解释
问：您知道我们的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答：是的，你们有所谓的“软实力”建设。这是正确的。问：请问您对软实力有何认识？答：软实力不是经济实力，主要是媒体、流行文化的力量。也就是说，你们不是在经济上投资，而是投资他人的大脑和思想。所以中国有孔子学院，它表现很好，但也有人说它发展太快了。中国需要讲究技巧，摸清所在地形势：当地人是否准备好接受孔子学院了。如果他们反对，就需要弄清他们不想学中文的原因。开办孔子学院是一个好方向，但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能一下子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学习中文，这不可能。第二种软实力是我现在关注的：我发现中国之外的地方都可以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了（英语和中文频道）。老实说，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对西方受众而言是可接受的，这并非只是我的个人感受。不过，为什么中文频道与英文频道的内容不同呢？其实两类频道完全可以一起播出有可比性的内容，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无需完全相似，但起码要有所相似。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中国电视表现很不错。遗憾的是，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收听中国广播，所以我不了解这类媒体表现如何。我知道中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设有广播电台，但由于中国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对那些对共产党制度怀有偏见的国家来说，对西方大国，有时或许是对俄罗斯等不同政体的国家来说，这都是另一个潜在的不安因素。因此，中国需要说清楚讲明白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人了解它，因为对西方人而言，这很抽象。
问：我们的哲学与西方人的哲学很不同。
答：是的。历来都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我很高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全球化。我很赞赏中国人以不同于西方人的方式进行思考，中国人有自己的哲学，并且正在找回这些传统。现在，你们推崇国学，追溯中华文明之源，重回儒家等传统文化，这很好。你们应该为这种不同于西方的文明而自豪，但你们也需要向思维方式与你们不同的西方人进行解释。
问：您刚才提到电视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种途径……
答：这是肯定的，因为电视的受众面很广。除此之外，《中国日报》在欧洲各大机场也都可见，被放置于国际主要报刊栏中，与《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并列其中。这其实挺好，不过中国报纸对中国事情的解说有时太严格了，与官方说辞过于接近，西方人对此比较难以接受。
问：您曾表示过，您喜欢看中国电影？
答：是的，某种意义上我还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专家。张艺谋的所有电影我大概都知道，不过我更喜欢的是他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关于百姓生活的片子。另外，我很喜欢陈凯歌，他是个不一样的导演，因为他的每部电影都完全不同。张艺谋开创了大制作，我认为这是中国风格的迪士尼。我也看中国电视剧，比如《三国演义》《秦始皇》，这是一种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所以我不只看中国电影和戏剧，我也看中国电视等，但它们并非都合我的“胃口”，其中一些可能太中国式了，这类我不喜欢。
问：有人说，西方人喜欢张艺谋的原因是他揭示了中国丑陋的一面。
答：其实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中国形象。不过，你们还有其他电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非常棒，是纯艺术。中国有非常不错、特别好看的电影，我个人非常喜欢中国电影、中国作品。
问：所以您在波兰很特别？
答：或许吧。其实也不是，有一位波兰老太太用波兰语出版了一整部张艺谋和陈凯歌的传记。不过这位老太太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而是一位电影专家。她依靠工具书和网络写出了一部很有价值、可以作为参考书的传记。这本书很重要，也很有趣。波兰人像她这样的还有一些，不过都是个人的力量，而非主流。如果你到波兰电影院，其中95%都是好莱坞的排片，5%的波兰电影，没有宝莱坞的，也没有中国的电影。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软实力。中国需要向全球的影院推广你们的电影和戏剧。不过这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某些主导市场的力量将阻止你们这么做，你们因此需要付出更多的投资。中国有非常棒的导演。但国外的观众一听到是中国电影，可能还是会选择去看好莱坞电影，这是个问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四、中波交流：日渐交融、走势积极、专家先行
问：我在波兰访学期间，发现波兰人了解中国的渠道并不很多。
答：在波兰，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排斥了20年，这种现象起码持续到2008年或2010年。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我们为自己是新的民主国家而自豪。相比而言，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或者斯洛伐克这些前东欧国家则没有出现类似波兰对中国的（体制）偏见。不过现在一切都在变化，波兰的决策者和主流媒体都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个新兴大国、潜力无限，同时也是个威胁和挑战。所以，对中国重新认识的时候到了。对此，我就有很多工作要做了，我要向波兰的受众解释中国。幸运的是，现在他们愿意听我说了。从前他们会对我关于中国的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在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变了，中国成了快速增长的经济大国。所以，中国要相信自己的潜力。中国正在壮大，这或许是中国被当作威胁或挑战的原因。在西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派别。对某些人而言，“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中国人来了，会把我们摧毁”。
问：对波兰来说，“一带一路”是个利好机会吧？
答：对波兰而言，它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因为丝绸之路延至德国、荷兰，而波兰则位于其中段，无法绕开。正如我所希望的，波兰新一届政府认可我们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并且愿意加入其中。幸运的是，我们还加入了亚洲投资银行，对波兰来说，这是接受中国的方式，是与中国进行交往的一些信号。
问：那么波兰的年轻人对中国怎么看呢？
答：举个例子，我近期访问了印度。在波兰的印度大使馆签证时，我注意到很少人申请印度签证。而在中国大使馆，排队申请中国签证的人非常多，至少得排半天。这就显而易见了。可以想象中国是多么受波兰年轻人的欢迎。在近期的研究项目中，我试图了解到底有多少波兰人在中国学习。我们的官方数字只涵盖了官方交流项目，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私人学校派学生到中国，有多少人独自前往中国。这些波兰人到中国主要是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以及文化等。对于到中国的波兰人的确切数字，我们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
问：华沙大学中文系也是由来已久的，是这样吗？
答：是的，它始于1933年，但实际上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波两国结成政治联盟时开始运作。规模上，它一直都不大，算不上一个学院，就是一个小系，每年大约招收8-12名学生，人数很少。不过现在除了华沙，波兰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如克拉科夫、波兹南等地的学校也都开设了中文系。此外，我们还有一些研究中心，但只有小部分专注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研究，多数机构关注的是更大范围的东亚研究。
问：我很好奇这些中文系在推广中国文化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它们起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我是个例外，因为我不仅是汉学家，还是个媒体人。多数的波兰汉学家在大众生活中几乎不可见，他/她们的一些活动范围只限于学术圈，所以一般不常见到。可能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她们相对活跃一点，几乎把莫言所有的书都翻译成了波兰文。所以，莫言的这些书都有波兰译本，例如，讲述独生子女政策的《蛙》也被译成了波兰语。从这方面看，波兰的中国专家作用往往限于解释一些事情。不过相比中文系，专家的作用还是大些，当然这不是说中文系没有作用。专家最好要像我这样有曝光度、比较活跃的，我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上，这个比较特殊。
问：波兰有多少像您这样类型的专家呢？
答：事实上，我可能是华沙大学，甚至是全国唯一的。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到中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波兰人，他们中文说得好，一些人甚至已经成了中国专家。波兰有密茨凯维奇学院，类似中国的孔子学院，但分布比较有限，不过作用和孔子学院是一样的，是在全球推广波兰形象的文化机构。密茨凯维奇学院目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还没有设点，不过2015年它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办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棒的波兰文化展，前所未有地展示了波兰文化。该机构远东和中国事务的负责人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接触很多。他经常来，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事情。所以就个体来说，我们算是对中国比较了解的专家。另一方面，随着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这些人出版了一些非常重要，甚至具有很高全球价值的书。但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多是用波兰语写成，你们无法阅读。幸好我做的很多研究都是用英语。波兰有像我这样的中国专家，有在重要学院工作的中国专家，还有越来越多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专家。我们现在也着手创办一些与中国和远东事务相关的网站，目前已开始运作，我将密切关注。我们对于中国的研究，不应该仅停留在文化、翻译或文学的层面上，而要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ZDA056）
「注释」
①该书实际出版年份应是2010年。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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