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英语”
英语是当今世界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其在广泛传播过程中浸润了不同国家的文化色彩而产生了不同变体。诸多变体的客观存在导致了英语标准与范式的多元化，从而使母语非英语者所说英语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的外延被逐渐扩展。作为变体之一的“中国英语”（ChinaEnglish）是英语跟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以规范英语为核心保证了其作为中性信息媒介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同时也融入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丰富了英语的内容，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的是葛传先生。他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列举了一些中国英语的例子，如“科举”“翰林院”“五四运动”等，他认为“讲和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所有这些英译文都不是ChineseEnglish或Chinglish，而是ChinaEnglish。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可能不懂，但一经解释，不难懂得”①。中国著名英语教育家汪榕培建议把“中国英语”称为ChinaEnglish，以和中式英语（Chinglish）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提出“中国英语”应包括三个部分的含义：第一，“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第二，“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第三，“具有中国特点的”。②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文中则认为，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③
与“中国英语”受到诸多肯定不同，“中式英语”（Chinglish）这一说法则带有明显贬义，主要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在语音、结构、语义或文化的干扰和影响而出现的失误，往往拘泥汉语原文字句并机械“对号入座”，出现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这种英语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往往不可理解或不能接受。简言之，中国英语是一种特色英语，而中式英语则是汉语思维方式对英语使用的干扰。
当然，中式英语与中国英语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也难找出泾渭分明的临界点。事实上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毕竟它们都涉及到汉语语言和文化的迁移现象，在表达形式上自然有交叉之处，中式英语也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英语。譬如“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mooncake”(月饼)、“Kongfu”(功夫)、“ProjectHope”(希望工程)、“OneCountry,TwoSystemsPolicy”（一国两制）等表达原本是明显的中式英语，但由于华人的广泛应用，它们已逐渐被英语国家的人所认同，逐渐发展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英语，并成为标准英语的一部分。
二、“中国话语”
随着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崛起，我国在对外传播中也开始了全面的话语体系建构：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和演讲，到各种媒体对大国关系、国际金融、资源环境、国家安全、文化发展等问题的具体表述。“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在国际交流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但毋庸讳言，中国话语尚未拥有应有的地位，尚需进一步提升建构和传播力度，以求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当然，这个目标难以一蹴而就，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
基本层次。“中国话语”就是“中国声音”。为了让世人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和当下改革开放的成就，树立起积极的中国形象，就需要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道路的性质定位、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展现中国道路的民族特色、民族底蕴和民族风格，揭示中国道路的内在奥秘、生成机理和独特基因”④。对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讲什么”，更要考虑“怎么讲”。比如我们不能把“礼”“德”“仁”这些极富中国特色的词简单直译为ritual，virtue，benevolence，因为两者语义所指及文化内涵相去甚远。一般应该采用“直译/音译+释译/诠释”的译法，既保留汉语所蕴含的那些原汁原味的文化意象，又能融入英语话语体系，保证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准确认知。
发展层次。“中国话语”不能仅仅满足于发出“中国声音”，还要追求其传播效果。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光发出声音还是不够的，还得看所发声音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5—2016）》指出，由于对外文化交流在传播过程中未注意到传播地区的特殊文化接受习惯，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复兴抱有偏见，对中国文化存在误解。所以在对外传播时，除了要考虑“讲什么”“怎么讲”，还得考虑“讲得好不好”“讲了有没有用”，对外传播尤其外宣语言翻译最好有目的语为母语的专家一起合作，以使译语更加符合国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及思维方式，让中国话语更好地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理想层次。“中国话语”要争取从“中国声音”发展为“国际声音”。也就是说，中国话语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right），更要着眼于追求“权力”（power），除了能引导国际舆论，传达中国的诉求，还要能够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要掌握“讲得对不对”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要争取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制订话语标准，引导话语议程，裁定话语争议，有设置话题的权力，有控制话题的能力。除了主导关乎中国的话语议题，中国话语还应该有意识地创设一些区域性乃至世界性议题，从区域突破开始，拓展区域文化认同，争取建构国际话语社区，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
三、“中国话语”如何借力于“中国英语”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国际公认，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凸显，这些都为中国英语的发展和中国话语的输出奠定了良好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话语体系不是光靠自我命名、自我确认就能建立，而是需要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被广泛理解，所以中国话语需借助中国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基本前提。要加强顶层设计，确立切实可行的中国话语目标，努力提高国家的修辞能力。“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就语种能力来看却是个外语资源开发利用的小国”，⑤所以国家和政府应以国际话语格局的演变规律为参考，依据国情对中国话语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主动突出文化内涵，淡化政治符号，力求巧妙地将中国故事和中国元素通过准确的中国英语表达出来。
事实上，“讲好中国故事”现在已成为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实践命题：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战略思想；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提出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时再次强调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2017年11月10日在越南岘港2017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讲述中国故事，阐述中国机会，分享了中国方案和智慧。另外，成立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广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推出《求是》和《环球时报》等报刊的英文版、打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平台等等也都印证了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规划和行动。
当然，话语力量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语言障碍冲不破，我们就很难实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许多媒体英文稿件的中式英语现象比较普遍，国外读者对许多“特色”表述难以理解，而且中英文稿件报道的角度有着很大的差别，单纯地翻译稿件难以满足国外受众对新闻本身的要求。正如著名学者王宁所言，“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这其中，翻译可以说是重中之重”，⑥中国话语在全世界的影响力需要通过具体的译语形式加以实现，在此过程中，中国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应基于国情和全球化趋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制定外译外宣基本战略，进行科学合理的语言规划，夯实中国话语体系的实践立足点。
基本原则。中国话语不仅是中国特色文化的记录者和承载者，也是文化传播的基本手段，应该进一步强化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传播文化的功能，积极发掘中国语言背后的文化资源。中国特色的词语内涵丰富，简单套用西方话语形式或直接西化中国文化皆不足取，对译者的语境认知能力和灵活应变技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候就需要从“三贴近”的原则（贴近中国发展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我国信息发展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将所需内容译成中国英语，立足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需要，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增强中国话语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的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翻译成英文时采用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即“lookintothemirrorandstraightenyourclothing;examineyourselfandcleanupyouract”这样一个译法，既准确表达了汉语意思，又能让英语读者轻易理解。再比如20世纪中后期以来，音译词Tao/Dao越来越多地被英语译者所使用，并进入了英语词典，越来越多的英美读者也开始认识到中国之“道”、道家之“道”的独特魅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更为准确和友好。这样一些独具特色的中国英语承载中国社会文化，又能融入国际语境，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让全世界不仅听见中国话语，更能听进中国话语。
基本保障。“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传播需要国际视野、国际惯例、国际平台和国际人才”⑦，当下尤其需要大量熟练掌握中国英语的双语或多语人才。培养双语或多语人才是项复杂的工程，尤其要培养谙熟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兼具扎实的外语功底和深厚的外国文化素养的人才的任务更为艰巨。早在上世纪80年代，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Malmqvist）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公开宣称，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优秀的译者和优秀的译本，国外读者和诺奖评委难以了解这些作品中语言和文化的精深奥妙。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的出色翻译功不可没，而莫言同时代不少出色的中国作家的佳作却由于缺少高质量的英译本在另一文化语境中处于边缘或沉寂状态。
尽管当下懂英语的人数不断攀升，但同时熟谙中英文化者的数目却大打折扣，而且大多数人的实际对外传播能力较弱，具有专门文化知识的双语营销人才、管理人才更是匮乏，所以真正能用中国英语推进中国话语在国际格局中位置的人才相当紧缺。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国外优秀的文学翻译家都娴熟地掌握中文，变成学贯东西的汉学家，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将中国文学介绍给西方受众上。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和英语教育均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话语自觉，争取靠自己培养出谙熟中国英语的高质量的双语和多语人才，为中国话语在全世界的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总而言之，从中国英语的输出到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是实现“四个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内在要求。通过精心设计的中国英语，谨慎处理好中国特色词语的外宣英译，既能保留汉语的形式或文化意象，又能有效传递信息，塑造中国话语，在“润物无声”的巧妙运作中逐渐培育乐于倾听中国声音的外国受众。总有一天，“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会得到扭转，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将得到彰显，中国的发展优势也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本文系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我国高校英文校训使用现状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10287068）
「注释」
①葛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国翻译》1980年第2期。
②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③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④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
⑤李宇明：《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⑥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
⑦王凤：《培育讲好中国故事的特殊队伍》，《对外传播》2017年第8期。
责编：朱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