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价值观
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构其首要任务是科学解答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和理论，但是就价值观而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任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的思想理论，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研究中，很多国内学者致力于回到他们的原初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义，但是回到原初语境的目的并不是在理论上“归化”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而是在理解透彻的基础上，用中国的话语体系重新加以分析和评价，同样我们还需要用中国的学术话语去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我们从各种具体话语中梳理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找出其实质性的关联，然后再经过理性思维上升为思维的具体，形成由中国式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话语体系。②中国原本没有“哲学”概念，自西方引入后，国内学术界将“哲学”按照西方的原初定义，从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类，并用西方哲学话语体系证明中国有哲学，再用西方的话语方式全面诠释中国哲学的内涵。
今天的中国凭借着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国外受众关注的魅力中国。如果说，中国过去在话语体系中迁就西方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中国如果不建立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就失去了自身文化强盛的机会，同时也必然会让对中国奇迹背后中国价值观充满好奇的国外受众抱憾而归。所以，有学者建议，我们不必要再用西方的话语来限定中国的价值观。例如，英汉和汉英字典中都是用“benevolence”“righteousness”等单词去翻译“仁”“义”等中国价值观，实际上，英文中的这些单词只是片面地反映了中国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更加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并没有表达清楚。我们完全可以用遵循翻译的异化原则，用“ren”“yi”直接来翻译中国的价值观。我们不用担心西方的受众因为异质性太强而放弃对中国价值观的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主动地利用媒介、NGO等组织来广泛传播中国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因为异化翻译带来解释工作的难度而放弃中国价值观的魅力，就如同康德、黑格尔著作中的价值观晦涩难懂，并没有阻碍全球知识界了解它们、钻研它们的热情。
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③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传播价值观，就要从自身的文化和自身的社会实际出发。话语虽然不是现实，但是话语的积淀和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话语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坚持文化自信、话语自主，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在解释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中，将西方话语作为例子、类比和参考，但是绝不能够以西方话语作为主干。“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④缺乏原创和主体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只不过是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应声虫”。只有坚持原创性和主体性才能够摆脱西方话语的霸权，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价值观话语，这是其国际传播的基础。
二、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话语的情感性建构
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不仅是一个认知信息的传递过程，更是一个情感信息的感染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以日常话语作为媒介，通过情感的催化作用，促进理性逻辑话语的转化。1936年，精神分析学家哈特曼等人在德国议会选举期间设计了一次实验，通过向选民分别发放“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性”的两本小册子，发放了“诉诸感性”小册子的选区选民的投票率增长最高。这是由于人的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其中在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中起最关键作用的还是情感。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性逻辑的力量不重要，如果把逻辑和情感综合起来，那么传播效果肯定要比单纯的情感要强得多。
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在逻辑理性话语方面的使用十分擅长和熟悉。中国共产党通过传统媒体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严肃宏大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通常运用理论化、抽象化的文字宣传，以报刊、图书或有声广播、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具有神圣、严肃、深刻的文化意指，规范、精制的形式要求以及正统、道德化的伦理指向。⑤总体上来看，当前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在话语的使用上呈现出倚重理性、感性不足的特征。
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人们逐渐转向通过视听媒介接收信息，可视化和可听化的信息逐渐取代了传统文字信息的优势。互联网上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与传统的报纸、电视上的文字、声音和图像没有实质上的差异，但是由于其呈现载体和方式上的差异，给受众带来了更加微观化和情感化的体验，人们的交流方式也趋于感性化。人们的感性交流转向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话语中不再传递价值观，而是价值观的传递话语发生了感性转变。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是国际交流的公约数，当代中国价值观需要通过情感性的对外话语表达实现国际传播效果。
情感话语的建构，符合世界文化传统的共识，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对“同理心”的强调。所谓“同理心”不是指道理在理论上的相同或相近。在西方，“同理心”一词源自希腊文“empatheia”（神入），它指的是人们要从情绪和情感出发，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在中国，与“同理心”相近的一条法则就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同理心”也被称为“共感”“共情”“移情”。利用情感话语传播价值观，能够比较轻松自如地实现文化上的通约，迅速地把一方文化带入另一方文化之中，提高双方在价值观上的认同，这在国际交往中是很多成熟领导人比较普遍使用的策略。例如，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在西雅图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致辞，谈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时，他提到“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赢得了场下听众的阵阵掌声，不少听众还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习近平主席使用的“纸牌屋”一词来自美国热播的电视剧名，这部电视剧讲述了美国政坛的权力角逐，揭露了西方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倡廉成果令世界惊叹，西方媒体报道中既有肯定的声音，也不乏“阴谋论”的声音。习近平主席借用“纸牌屋”这一西方政治意象，表明了中国反腐败斗争不是政治表演，而是实实在在以人民的名义而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轻松地将中国的“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传播给西方受众。
三、当代中国价值观对外传播话语的故事性建构
讲故事是人的本性。从哲学的角度讲，人天生有爱讲故事和爱听故事的需求。故事反映的是一种受众意识，讲故事的人绞尽脑汁想让听故事的人愿意接受自己的信息，而听故事的人也不断寻找有趣的故事。因此，“故事”本身反映了人们对于组织信息和接受信息的需求与被需求的关系。
故事之所以比其他信息形式更吸引人在于其具有趣味性和通俗性。人类媒介的发展趋势就是要使信息更加快速、更加形象化地得到表达。故事本身既是内容，又是媒介，它自口头传播时代起就已经形成，它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里，依然不减魅力，新的媒介总是想尽办法取代故事的媒介性，故事的内容本质就越来越突出。因此，无论媒介如何发展，故事作为一种重要的内容形式，它总是符合人们对信息的需求。
故事是有意义的信息。一个故事作为一个闭环，承载着特定的意义。故事承载的意义，使得故事的价值得到彰显。人们不会垂青无意义的信息，无意义的信息总是被认为是冗余的。故事的趣味性并不抹杀意义，因此故事又是寓教于乐的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根据世界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一同加强交流合作的倡议。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从固有的冷战思维出发，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富有敌意的判断。习近平主席在国际舞台上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不断诠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参与全球治理的善意。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巴基斯坦、巴西、俄罗斯、坦桑尼亚时，通过一个一个故事向世界表明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始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有的人认为，故事没有普遍性，理论具有概括力，所以理论要比故事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故事比起理论的确不具有全面概括性，但是它的魅力在于生活化。从哲学思维方式来讲，生活化的故事符合欧美受众的演绎思维。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生活化的故事符合接近性原则，它远比空泛的理论言说具有说服力。今天，西方人从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最深刻的价值观是“工作、工作、工作”。西方人并不是在“单向度的人”的角度看到中国人的“工作”，而是从价值观的层面认可中国人的勤奋与努力。
当前，中国的对外传播把会不会、能不能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传播能力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等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理论性的内容通过故事表达出来，是最能够考验国家对外传播能力的。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就要求“不仅要注意语言、修辞以及讲述技巧的选择，更要考虑外国受众的文化背景、心理需要、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从心理层面唤起国外民众的正面情感，增强中国故事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⑥
。国内曾有学者针对欧亚主要国家开展了一次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各个国家受众接受中国文化的首要选择媒介是电影。电影是讲故事的艺术，国外受众选择电影途径接受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中国电影从解放前的《庄子试妻》《四杰村》《西厢记》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功夫》《十面埋伏》《英雄》等，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但在类型上大都以古装片和功夫片为主。由于西方大部分受众对中国文化并不熟悉，所以这种“陌生化”是讲故事的天然优势。新时代的中国电影更要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故事，展现中国价值观的当代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化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有一部分电影因崇尚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而缺乏价值观表达，还有相当一部分电影则以“艺术”自居而刻意放大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的元素。这主要是由于电影制作人在追求狭隘的利益表达过程中“绑架”了价值观，这种个人主观化的故事虽然对西方受众也是陌生的，但往往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实现反映着中国价值观的当代实践，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生态环保、诚信友爱的追求都是可以通过影像、对外传播的好故事，《三峡好人》《最爱》《我的父亲母亲》等中国制作都在生活故事的表达中充分展现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
与此同时，讲故事要善于从受众的角度而不是宣传的角度来组织话语。在对外传播中，讲故事就是要把中国的故事用西方的话语表达出来，让西方的受众从中体验到中国价值观的魅力。2016年12月，国内的澎湃新闻正式运行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英文产品《第六声》（SixTone）。这款全新产品基于新媒体平台，利用社交媒体向西方受众传播新闻，其创建的宗旨就是用更具人性关怀的角度讲好中国人的故事。《第六声》的员工队伍拥有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他们分别来自七个国家，其中不乏《华尔街日报》《赫芬顿邮报》等媒体的原资深媒体人，以及毕业于哈佛、牛津等国际知名院校的年轻人。《第六声》努力从普通中国人的角度入手，挖掘事实背后的社会意义，展现当代中国人对价值观的践行。经过半年多的运行后，《第六声》的国际传播效果显著，获得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认可，业已成为美国的彭博社、《赫芬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的《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外媒报道中国的信源。
综上所述，话语不仅是形式，更是内容。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国家的发展必然与话语方式的形成相融合，话语方式建构性地塑造了国家权力。”⑦生活化的话语在形式上远离国家权力，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提升了中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效果，在内容上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权力的型塑。
（本文系2017年度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外宣翻译的译者主体性及其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201738141）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②李景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光明日报》2004年9月14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⑤吴琼：《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表达方式》，《红旗文稿》2017年第10期。
⑥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前沿》2014年第8期。
⑦[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一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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