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揭露真相打破新闻封锁，过早离开错失跟进报道
早在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就开始对南京城进行空袭，并摧毁了部分重要新闻机构如中央通讯社的机器设备。而随着日军军事行动不断推进，原先在南京的许多中外媒体也被迫停刊并迁移至武汉、长沙、重庆等地。攻占南京后，日军虽然在前期不小心被曝出屠杀俘虏平民百姓的负面新闻及图片，但很快就认识到封锁事实真相的重要性并实施了系列新闻管控制度，不仅切断了城内外的电讯联系，而且严禁任何人员随意出入，致使南京的新闻消息无法外传，实际上成为了一座信息“孤岛”。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五名外国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门肯、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坚持留下来，在南京沦陷三四天后才乘坐美国炮舰“瓦胡号”前往上海。①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才得以在日军严厉的新闻管控下被报道出来。12月16日，司迪尔刚登上“瓦胡号”就利用电报传出第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新闻报道《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积尸高达五英尺》，使中外民众第一次了解到详细情况。②德丁则凭借《纽约时报》在全球的影响力，助推该历史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此外，当时仍滞留南京的20多名西方侨民也在想方设法向外界传递信息。例如，英国记者田伯烈1938年1月发送的电讯稿，便首次提到遇难人数达30万，于1月24日被《申报》以《外记者叙述敌残暴情形》为题进行刊发，强调“在长江下流一带，被日军残杀之中国人民，达三十万人，至于日军其他之奸淫掠夺之行为，更不胜枚举”。
反观我国新闻机构，在日军发起总攻时，原先南京城内仅剩的中央社随军记者和国民海通社记者很快遭遇不幸，加之后期我国新闻记者无法进入南京城，难以获取第一手信息资源，只能转载外媒相关报道。因此，如果失去了国外媒体的新闻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件将很难为当时世界所知。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五名外国记者也不得不像其他媒体一样，于12月15日、16日离开南京城，错失了后续的跟进报道。而事实上，之后数周才是南京大屠杀最为惨烈的时期，却已很难得到及时的报道。
二、存储记忆成为历史佐证，视角局限削弱传播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媒体一直秉承着“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习惯。早在日军入侵南京之时，国民党政府为宣扬“坚决抗战，决不投降”的理念，对有关战争形势的负面新闻进行选择性报道或正面处理，营造出“抗战形势蒸蒸日上”的态势，致使真实情况被掩盖，给当前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留下话柄。相比之下，国际友人所记录的文本对国外民众而言无疑具备更强的可信性和接近性，更能获得认可和接受。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国际宣传处就收集整理出田伯烈、美国传教士马吉等国际友人所记录的文稿和影片资料进行对外传播，明确“利用外国人推进宣传”，争取世界舆论支持。③
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国际友人所遗留的文本在历史记忆的保存、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记忆载体”的功能。例如，马吉摄制的大屠杀纪录片能够清晰地再现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惨状，使民众仿若穿越时空重返历史，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苦难记忆。1997年，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发表著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发掘出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如时任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的日记，进一步将历史面貌完整地呈现出来，重新唤起国外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此外还有《魏特琳日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等历史文献，至今仍被反复引用，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有力佐证。
然而另一方面，当时滞留在南京城的国际友人仅20多名，数量相对有限，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国际安全区附近，对于日军在诸如燕子矶、幕府山、上新河等其他地区的屠杀行为，更多是通过“传闻”获知，被日本学者田中正明定性为“三级以下资料，没有采用价值而不构成证据”，④权威性和说服力较低。此外，国际友人在记录、保存和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时，往往不得不考虑到所属国家、教会的利益。例如，德国人约翰·拉贝就因为所属国与日本存在同盟关系，所以经常为揭露日军暴行而受到批评，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记录内容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南京大学张生教授在文章中则以美国文本为例，指出其思虑基点在于美国权益，主要是维护美国财产安全和教会工作的正常开展。⑤
三、建议：还原国际友人真实形象，挖掘资源优势讲好历史故事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长期以来，我国为佐证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增强该事件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将以约翰·拉贝为代表的国际友人统一塑造为“救世主”形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其“神化”。然而，正如人的形象难以简单总结和概括一样，纯粹为国际友人贴上“救世主”的标签也是片面的，缺乏对表象背后的国际关系和宗教利益冲突的考虑。因此，我们应实事求是，还原国际友人的真实形象，在历史佐证中避免过度依赖，同时深入挖掘自身特有的故事资源，运用丰富的传播渠道资源对外讲述好自己的历史故事，建构起全球苦难记忆。
我国受害者掌握着第一手历史资料，无疑是佐证南京大屠杀事件最“鲜活”的证据。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探寻历史幸存者及其亲属，挖掘背后的故事。与此同时，要善于设置议题，按照国外民众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进行文本化处理，克服传统“我说你听”的宣传模式，转而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增强传播力。但是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时间跨度大，部分亲历者已经逝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剩100位。⑥这启示我们要有历史紧迫感，秉承责任意识加快历史真相探寻。
此外，要积极开拓对外传播渠道，提高内容落地效果。2017年5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在接受腾讯文化栏目专访时讲道：“除了通过展览让史学大众化之外，我们也要通过媒体来传播。离开媒体，博物馆的效益、效能和社会影响力会大受局限。”⑦可见，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利用人体之外的手段传递、记录、保存南京大屠杀事件相关信息，能够最大范围地扩大影响力，即保罗·康纳顿所讲的“刻写实践”。⑧然而当前，我国发布信息的载体主要集中在国内的传统媒体，侧重于内宣而非外宣。但对于绝大多数国外民众而言，他们很难直接接触到我国媒体信息，只能通过所在地区的媒体进行了解，对我国传播内容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必然受外媒选择性报道和污名化解读的影响。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传播功能愈加凸显。在国外，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媒体。因此我们应该把握这些新媒体平台优势，建立公共账号专门负责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信息，提高信息的用户到达率。
「注释」
①何扬鸣：《〈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②何扬鸣：《〈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③李习文：《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第6期。
④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⑤张生：《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⑥李雪晴等：《刚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的灯又熄了一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2018年6月1日，http://www.nj1937.org/zxdt/zxfb/201806/t20180604_5416376.html。
⑦兰宇、夏木：《今天，我们如何向外界讲述南京大屠杀》，腾讯网2017年5月18日，http://cul.qq/a/20170518/028896.htm。
⑧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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